我所认识的项楚(一)

        作者按：此文未交项楚过目，仅是我个人的回忆，也不代表项楚认同。
        一、 丢手绢的故事
        我所认识的项楚，不是学者，不是院士级大教授，而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认识项楚，从1966年算起，至今有四十年了。对他所做的学问，无论是敦煌学、佛学，还是考据，我既无兴趣，更无研究，也不关心，从不与他谈这个话题。对他在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方面的造诣，十分佩服，偶还同他说起。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谈起项楚的风流韵事。当然，不是王恳那种风流韵事，也不是谢不谦“手伸过三八线”那种美谈佳话。但也有一个叫你哭笑不得的小故事——丢手绢的故事。
        话说四川大学英语专业有一个女学生，姓夏，姑且称作夏女士吧。此人大大有名，据说，其母是重庆市名妓，从良后生了她。夏女士高大、丰满，长长的腿，鼓鼓的胸，柔柔的腰，十分性感。她是川大文工团舞蹈队员，跳新疆维吾尔独舞迷倒不少人。项楚在川大历来有文名，算一个才子吧。夏女士亦久闻项楚大名，仰慕项楚的文才。大概是1966年春，夏特意打扮了一番，主动前去拜访项楚。阿娜多姿的夏女士问了几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项楚冷若冰霜，恰如石佛，不为所动。夏女士没招了，临别时故意丢了一张雪白手绢于项楚门口，而项楚视而不见，让工人扫进垃圾。夏女士过了数日，气愤不已，大骂项楚是“书呆子”、“木头人”，“比梁山伯还梁山伯”。这丢手绢一事，夏女士亲口讲出来，外文系几个不安分的男学生知道，其中就有我。我当时已认识项楚，为此事特地去找项楚，并告知项楚，手绢一定要捡起来，如果他不要，可转送王恳；如果他不捡，可带信来，我亲自去捡，岂可错过天赐良机？项楚淡淡一笑，说：“你自己去找她要，不更方便吗？”我说，夏女士一爱钱，二爱才，我二者皆无，她岂肯丢手绢给我？文化大革命中，夏女士既不是造反派，又不是保皇派，纯粹是个颠覆男人派。被她颠覆而身败名裂者多，有中文系知名的红楼专家，有外文系知名的有才华的年青教师，有空军军官，有工厂工程师，有青年学生。那位空军军官因夏女士告他违法而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农村。他曾到8.26战团诉说此事，告之实情，声泪俱下。后来，英语专业造反派审问过夏女士，她跪在地下，一一交待，细节俱谈，直如一部小说。8.26战团抽了她几皮带，给她剃了一个阴阳头。王恳当时在场。夏女士名声太坏，项楚不愿提及此事，真正知道这个故事的，没几个人。
        二、乐在天涯战恶风
        说项楚是8.26派战士，也许有不少人不相信，以为是王恳瞎编乱造。有不少人，思维是惯势的，思想是定型的。说到党，当然是“伟光正”；说到党员，那一定是先锋与模范；说到造反派，则如洪水猛兽。为什么不一分为二辩证地看人看事呢？造反派中确有面目可憎的人，但仍有许多优秀人物。张筑生也是8.26派战士，8.26战团高级参谋，后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总教练，为中国在国际大赛中数次夺金夺银。《光明日报》刊他的专题专版报导，北大党委、行政发正式文件“向张筑生学习”。著名的童恩正教授，是8.26战团智囊人物，他写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科幻小说，在当时有开创意义。王喜忠，川大生物系教授，当过系主任和系总支书记，当年8.26派炮轰团，我是团长，他是政委，四川“1.28卢定桥事件”影响可谓大也，2006年，王喜忠被评为全国名师，四川大学本部，仅此一人吧，听说也相当于院士了……就算丑名远扬的王恳，自认为也比许多党员正直，敢说真话。不为别的，我仅只想说，不能凭出身看人论事，不能凭派别看人论事。人是活的，可变的，复杂的，唯心主义地一棍子打死人不应该吧？项楚后来成大学问家、大教授，但总不能不承认他曾是8.26派战士，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据我看来，项楚初期对文化大革命是抱有希望的，希望文化大革命对僵化的思想有所触动，对官僚体制有所改革。项楚对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是不赞同的，他亦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他对被镇压的8.26战士深表同情与支持，否则，他怎么会在二月逆流之后主动写出《乐在天涯战恶风》一文呢？当时8.26派对两件事很有感情，看作是极大的精神鼓励的：一件是“远飞的大雁”那首歌，当唱到：“8.26派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时，热泪盈眶；一个就是项楚这篇文章《乐在天涯战恶风》。在团部大会上，朗诵过；在8.26文艺演出中有歌有舞，众多8.26战士以“战恶风”而自豪。8.26总团，包括江海云，游寿星，对项楚十分尊重，视为战友。王恳亦是。当年在军垦农场数百名川大学生对项楚亦有这份浓浓的感情。你能说项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皇派或逍遥派？一个真正的、正直的、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能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
        当然，项楚不是那种造反行为派。小到张贴大字报，斗走资派，破“四旧”，项楚从不参与；大到接管四川日报，围攻成都军区，率团赴州县地区开辟“根据地”，项楚更不参与。二月逆流后，很快出现武斗，项楚对文革很失望，从此，他真的与文革几乎脱钩了，很难听他谈8.26的事，但全国大的政治事件与运动走向，他依然洞若观火，只是不参与也不多作评论罢了。
        三、甘洛军垦农场：×司令、药渣、老虎的故事
        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字，虽然《新华字典》上无，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当年甘洛军垦农场的大学生中，很流行，很时髦。“×”字有形音义三个元素。“×”读cha，交叉的叉；意义很复杂，表示多种意思。大凡阳刚、雄壮、热情、勇敢、骚雅、胆大妄为，皆可谓之“×”。
        大概是1969年四五月份，我们一排三个班约30多人去甘洛斯足乡挖煤（项楚在三排，他未去），劳动了一天，晚上早早地关灯就寝了。睡的是地铺，几十个人同在一个屋里，解放军排长不住这里，睡得太早，又全是25岁左右的男青年，常讲些荤故事，说一些出格的话。有一天晚上，不知谁出了一道测试题，要大家问答。题目是：假设你的未婚妻来军垦农场看望你，连队只给你半个小时的假，你如何使用这半个小时？发表意见的人很多，有的说同未婚妻商讨结婚的安排，新房的布置；有的说要长时间拥抱亲吻，让她喘不过气来。罗江定是外文系学生，也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说得很露骨，他说：“到山那边去散步，转入无人的树林……”大家一定要我表态，我说了两个字：“上床！”大家齐声喝彩，大叫“够水平”、“有×劲！”李慎（川大物理系的学生，后考入电讯工程学院读研究生，多年未见了，很可能现在成都）说：“王恳有×劲，堪当×司令！”全体鼓掌通过。就这样，我就成了“×司令”。自此，军垦农场的学生都叫我“×司令”，或“王×”，再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了。我气不过，立即宣布成立“×司令部”，任命李慎为“×司令的亲密战友”、“×司令接班人”，直如毛泽东当年任命林彪一样。又任命罗江定为“×副司令”。李慎不接受，我强行宣布，罗江定十分愿意当“×副司令”。我还任命了两个“无敌×将军”，同时宣布全体学生为×司令部成员，以后直接叫“李×”、“王×”、“江×”。于是“×司令部”就这样诞生了。
        回到连队后，这个故事迅速传开了。四川农学院有一个外号刘胖娃的学生主动找我，申请加入“×司令部”，强烈要求我任命他为“无敌×将军”。其他的人，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一律叫“李×”、“张×”，×司令部顿时壮大起来。有一天项楚跟我开玩笑说：“王恳，恭喜你荣升×司令，以后就叫×司令，不叫名字了。”我突发奇想，说×司令部要网络人才，岂能让项楚这样的人才流失呢？于是宣布项楚为×司令部高级参谋，叫“×参谋”，简称“项×”。项楚表态×劲不足，不敢加入。我说，×劲可以培养，我当司令，岂能没有一个好参谋？就这样把项楚强行拉进来。但当时军垦农场的学生对项楚十分尊敬，并不敢叫他“项×”，一般是叫“项博士”、“项师”。我在非正式场合才叫“项×”。
       军垦农场一个川大中文系学生，是转业军人上大学的吧，年岁稍大。急切想成家，到军垦农场之前匆匆忙忙结婚了，妻子是一个被服厂工人。稍胖，一看就知道是属于那种火焰四起的人物。这位仁兄一有机会就回成都探亲，他妻子一有时间也来农场看他。不久，这位仁兄日渐消瘦，精力不济，开会也打瞌睡。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药渣”，并详细讲了“药渣”的典故。话说汉朝某个公主，常找一些刚猛男士进宫陪她取乐，称之“熬药”。不久这些男士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扔出宫外，谓之“药渣”。这“药渣”外号无人不知，与“×司令”外号齐名。有人向我透露，这典故，这外号就是项楚讲出来的。我未正式问过项楚，但若真是项楚所为，我认为这个项楚还特别可爱，特别有情趣。“药渣”仁兄对项楚十分尊敬，总是笑嘻嘻地说：“项师，别拿我开玩笑。”我们都叫他“药渣”，项楚常叫他“药兄”，不过此药兄可不是金庸笔下的黄药师，而是汉公主“药渣”之兄。
       凉山甘洛军垦农场有三个学生连，其中两个男学生连，一个女学生连，每连一百多个学生。我们把女同学叫“老虎”，女学生连叫“老虎连”。老虎连住在山上，男学生上山探望女朋友，叫“上山打虎”。这“老虎”也有个典故，说某老和尚，对和尚沉迷女色很失望，想重振佛门规矩，于是带了一批三岁小和尚到深山关门念经。小和尚在深山从不与尘世接触，只念经，干体力活。小和尚长到20岁，老和尚要检验一下自己的教育成果，便带这批小和尚到乡镇赶集。这批小和尚到了集上，目不斜视地盯着女人看。问师傅：“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胸鼓鼓的？”老和尚答：“老虎。”晚上回到深山老庙开思想汇报会，老和尚问：“徒儿们，今天红尘走一趟，你们看到了什么呀？”小和尚众口一词，高声答道“老虎！”老和尚说：“老虎是要吃人的，这种老虎不但吃人，还要掏心，难道你们不怕？”小和尚齐声回答：“不怕！”这就是“老虎”特指女人的来历。这个典故据说是中文系学生伍宗文讲出来的，这位仁兄1979年考入川大读研究生，现还在川大工作。
当时军垦农场精神生活很苍白，很贫乏。不能读书，除红宝书之外，一律叫作“封资修货色”。也不准下棋（后期可以下），除背语录，跳忠字舞之外，就是看了数十遍的电影“老三战”，即《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于是学生中互相开玩笑，叫外号。这三个玩笑故事最普及。团部解放军干部对“×司令”、“药渣”、“老虎”甚不理解，还以为有什么政治问题，专门叫我到团政治处去问了一次。我向来心直口快，如实地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就一笑置之了。
       除了这等玩笑故事，就是比体力，如比手劲，比挑重，比打篮球时恶性犯规等。有一个玩笑我至今想来心里还很沉重。当时中文系有一个学生，外号“周班长”，年岁偏大，整日想老婆，有点神经不正常了。有一伙人，合谋骗他，忠心耿耿要为他介绍女朋友，拿他取乐。“周班长”信以为真，十分感激，还发“奖品”——无非是几颗糖，几个黑桃。骗人，拿弱者取乐，显然已超出玩笑的范畴。我参加过两次，心里也不愉快，我把此事告诉项楚，从未见项楚脸色那么凝重地说：“作孽！”项楚十分同情“周班长”，对这伙人虽未明言，心里十分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