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山西会馆作为晋商活动中心，靠山西商贾之捐资，方能维持其二、三百年之繁荣。修缮资金，尚有小部分来自供职于徐州之晋籍官吏。
山西会馆“五碑”，落款位置皆有捐资者名单。这是一份难得的“公益名单”或“慈善名单”。
“碑一”：《扩修相山祠记》有捐资者名姓，但无捐资之数。康熙四年春修相山祠，赖牛孟阳与其友徐君二人之力。乾隆七年修相山祠，捐资者为刘国忠、孙仁麟、李纯儒、景文炳及“其友之贾于彭者，凡二十余人”；闻讯，任职徐州之“经历武公、应侯公”二人，亦“各捐资助之”。“经历武公”即武承运，山西汾阳人，乾隆元年出任徐州经历。“应侯公”背景不详。撰写《扩修相山祠记》者，为合肥人田实发。田氏乾隆二年出任徐州教谕。
“碑二”：《庙田地契碑》载乾隆七年春“昭敬院”扩建告竣后、为营置庙田九十亩所立地契全文。此碑之重要价值有二：一是石上“地契”，世传较少，徐州境内，或绝无仅有；二是彰显晋商仗义疏财精神。营置九十亩庙田者，即“碑一”载扩修相山祠之晋商刘国忠。“值价银每亩二两三钱五分，共银二百一十一两五钱。”古今易位，孰能竞拍九十亩土地献于公用？
“碑三”：《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所载捐资者有商号，如盐商大增号、充实号、义合号、乾元号、恒益号、元丰号、公昇号、恒基号、济公号、双兴号等；亦有个人，如郭人麟（双兴号老板、为兄）、郭大器（为弟）、郭辅臣（为侄）。开始，郭人麟搃其成；人麟旋里，其弟大器继焉；大器去徐，又嘱其侄辅臣继之。重修会馆，创修尊神，自乾隆三十六年，迄乾隆四十五年，未一日有失。晋商精神，尽在其善始善终。
“碑四”：《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载捐资者七人（李公盛、袁生生、郭富兴、刘源茂、乔信成、周信裕、刘洪绪），捐资总数为二千三百三十二千二百文。少者五十千文，多者依次递增为捐制钱三百五十千文、四百八十千文、六百七十二千二百八十文、六百八十千文。按嘉、道年间金、银、铜比价：一两白银价铜制钱一千文，则少者五十千文即五十两白银，多者六百八十千文即六百八十两白银。参照“碑二”地价，捐资多者等于一次捐地二百八十九亩！
“碑五”：《重修山西会馆记》载捐资者二十家，捐资总额九百八十千文。按上文比价计算，则每家平均捐资白银四十九两。
虽然未曾计算五碑捐资总数，我们已在确切的、冰冷的数字后，看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情义汉子。面对山西会馆的记事碑，谁能说“生意人”锱铢必较？谁能说“十商九奸”？
其三，解读山西会馆藏碑，亦可推定晋商对徐州之经济推动与文化影响。有清一代，二、三百年之东西（苏晋）交流，徐州既成全了晋商，晋商亦成全了徐州，在双向互动中，徐州受益匪浅，并获文化升华。
当代徐州人说徐州，总爱夸言其“九州之一”的辉煌及“五省通衢”的繁荣，可见徐州人还是极为看重徐州的交通优势和商业优势的。遗憾者是，关于徐州明、清及近代之商业史料却极为难得。山西会馆藏碑则从一个狭小的侧面，向后人揭示了徐州清代的商贸状况。
关于徐州清代“商号”之行业与命名，今人知之甚少。而据“碑三”载，乾隆十九年，参与捐资之山西“盐商”，即有：大增号、充实号、义合号、乾元号、恒益号、元丰号、公昇号、恒基号、济公号、双兴号等。十家盐商，必非全部，晋商之外，当有他籍人氏。证据之一，即撰写此通碑文之邵某，便自署“大兴”（今属北京市）人。而“碑五”披露“商号”之多，又胜“碑三”，计有：恒源号、长盛号、恒泰茂、张万顺、裕源号、石众顺、德源长、德和泰、谷顺号、任久顺、春茂荣、隆泰号、德泰成、永泉茂、树慎成、敬胜吉、谨丰典等十七家之多。看名号，是既有商业性、又有文化性。上举仅限贾于徐之“晋商”，“晋商”外，全城“徐商”群体，其众可想而知！
关于徐州之商业环境，不但可由“商号”多寡判定，而且可由“利润”厚薄推断。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无意间留一经营记录：乾隆十九年，十家盐号公议捐资七十二千，存贮公所。经二十余年营运滋息，共得本利六百一十六千七百三十文。到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会馆，用钱仅八十三千。今人面对这笔历史老账，一会惊叹晋商善于“以钱生钱”，二会惊叹徐州商贸赚钱容易。试想二十年间，七十二千钱变成六百一十六千钱，翻了八点五五倍；即今日炒股，又当如何?这则资料刊石虽已二百四十年，及今展读，仍让人拍案称奇。想来此非孤例。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谁还会武断判言：徐州兵家必争之地、易乱不易治、宜战不宜商？
山西商人到徐州，落地生根，迎风开花，在给徐州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徐州带来文化繁荣。“庙会文化”或为其一。上文已述，山西会馆是“馆”、“庙”合一的。先是，一座庙供五尊神（五灵尊神：关帝、金龙大王、福神、财神、火神），此后，一座庙供十尊神（五灵尊神外，再加祀相山神、伏魔帝君、祝融、河伯、增福司神）。神多，即护佑多，香火旺，诸神庙会除引来善男信女，还引来百戏百业。因为山西会馆关帝庙会的存在，徐州云龙山庙会于佛教文化外，丰富了民间宗教的色彩。
徐州云龙山东麓，曾经“会馆林立”。有“山西会馆”，或也有“湖南会馆”、“徽州会馆”。因为缺乏文献之证、文物之证，数百年经济史一片空白。这让我们分外珍惜山西会馆碑刻的历史文献价值。
解读山西会馆藏碑，我心生感动。晋商入徐州，发了自己，也发了徐州；他们捐资财，建会馆，在徐州留一砖木建筑，亦留下创业者的足迹、创业者的文化、创业者的大爱与影响。有的晋商衣锦还乡，有的晋商乐不思蜀，可以断言，今天的徐州人，必有不少是二、三百年前晋商的后代。不论睹物思人、还是慎终追远，我们都要用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敬畏的心态面对历史、面对生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