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这两位书法家所说的理论都有成立的部分，但是都有缺陷和不足。
赵孟頫的理论是侧重于笔法，是相对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说的，也就是说是纵向的，历史的看待问题;而启功先生对于结构和笔法的认识，则是着眼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横向的看待。二者并非一个维度上的探讨。所以基本上都有各自的道理。
然而，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认识、同一个问题不同侧面的看法，并不能显示两者之间的高低贵贱和艺术成就。
因为在地位和成就上，赵孟頫要比启功占便宜太多了。他离我们这么远，至少相对于启功先生来说，赵孟頫距离我们足够远了。而人总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厚古薄今，越是眼前的人，越是把它贬低到不如古人的境地上，我认为这是对启功先生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在对待赵孟頫和启功先生关于“结构重要还是笔法重要”的问题上，应该但就理论进行逻辑推演和评析，指出他们的不足。而不应该以他们现有的书法地位和成就作参考，来迁就对他们理论的评价。
因此，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同时横向看待和历史纵向看待两个方面:
第一、横向看，启功先生说得对
结构比笔法重要，这个观点，确实是启功先生的观点。在启功先生出版的书籍中，有关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著就有这方面的阐释，甚至对于黄金结字律的研究，也是出自对结构的阐释。
对于结构，启功先生曾经在一档书法讲座中介绍行书、楷书的区别和练习时，详细介绍过。他认为结构上的相似不变性，是楷书和行书之间的关系所在。为此他做了一个比喻，说:
楷书就是快写，我们把楷书书写所经过的重要节点标记下来，发现行书也是经过这些站点的，就好像我们做公交车的站牌，无论是行书还是楷书，都要经过这些站牌，无非是一个开得快，一个开得慢罢了。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启功先生所说的站牌，实际上就是我们书写汉字时候的节点、布局和关键位置。也就是说启功先生认为，结构是重要的，它表现在书法各个方面。
然而，启功先生所说的结构相对不变，结构比笔法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所局限的时间维度是非常短的，不能历史的、一贯的总结书法史上的变迁，只能说在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内，中国书法的汉字结构稳定不变，在某程度上重要性超过笔法。但是一旦时间这个尺度拉大，这个规律就不起作用了。这是它的局限。
这一点涉及到对结构本质的理解。书法结构，是构成书法的三大要素之一。结构就是每一个汉字笔画之间的安排和布局，它体现的是一个时代人的艺术审美和规范。比方说我们去观察同一个字，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结构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些就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不一样，有些朝代认为肥胖为美，有些认为瘦骨嶙峋是美，因此，结构上会有差异。
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能否正确把握这些审美变化和审美规律，及时在艺术上、在书法上抓住时代脉搏，体现书法审美，我想这个是启功先生强调结构的重要性比笔法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合理的地方。
第二、纵向历史地看，赵孟頫更有道理
赵孟頫首次提出这个理论是在王羲之兰亭序书法后面的《兰亭十三跋》中说的。我想，此时的赵孟頫仍然沉浸在王羲之美妙的书法世界里，对于王羲之无限崇拜的他一连写下十三天“观后感”可见他对王羲之的崇拜。
但是我们想一想，从王羲之赵孟頫，他们之间隔了多少年呢?从东晋一直到元朝，这其中已经换了多少朝代，又有多少审美转变?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一段著名书论，也是对这四个时代书法审美标准的评价。
在这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王羲之到赵孟頫，经历了晋、唐、宋、元四个时期，审美也经历了韵、法、意、态四种审美风格变化。联系我们之前所说结构在本质上是时代审美的体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赵孟頫写下《兰亭十三跋》的时候，赵孟頫所着眼的，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结构怎样巧妙。当然我们说王羲之书法结构也是一流的，超级棒的，但是赵孟頫所处的年代，审美上必然和王羲之的审美有冲突，因此在以审美为主导的结构上，赵孟頫才会写下:
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这里面结字就是结构的意思，因时相传就是随着时代变换模样。笔墨当随时代也是这个道理。赵孟頫之所以在王羲之兰亭序后题跋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在于讲解这个道理，接着他便说用笔千古不易。就是笔法是千古不变的。
因此，赵孟頫才抛弃了结构这个要素，单纯的去考察笔法这个要素。在纵向历史的维度上，赵孟頫说的道理更有规律性和不变性，可以横跨千年而结论成立，则是赵孟頫道理的视野大过启功先生的地方，也是他的的进步性。
但是，赵孟頫所忽略的一点就是工具的变革对于笔法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比方说我们从软笔的书写工具过渡到硬笔工具，其形态变化之一就是笔法的作用大大削弱，而结构方面的不变性更多了。这是赵孟頫理论的缺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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