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来说，合理的、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广大从业者的积极性，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其一，差距过大说明广大农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其他从业者不能合理地享受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他们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却不能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这种“不公”，必然伤害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积极性。其二，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主要靠内需来拉动。我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就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居民收入过低，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商品的结构性过剩。“想要的没钱买，有钱买的不想要”，部分地反映了我国国内市场的一种矛盾现象。只有合理调节收入分配，谨慎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才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第三，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们的党是共产主义政党，是搞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可以有几百个定义，但刨除社会公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和确切的定义，却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我国广大民众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党确实在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福祉奋斗着，坚持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从根本上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坚持人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这几年来的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广大民众所拥护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不坚持社会公平原则，听任差距过大的趋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发生蜕变。执政党就会发生政治上的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在我国，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低收入者阶层，同西方的“弱势群体”不一样。西方的“弱势群体”是被边缘化、比例不算大的阶层；我国的“弱势群体”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重要社会基础，今后也将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不坚持社会公正，努力遏制差距过大的趋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一谈到“社会公正”问题，也许会有人说，这是给执政党施加压力。这样的人其实首先要认真理解一下什么叫执政党？执政党负担着什么任务？一提到“贫富”差距问题，又有人提醒要注意社会上“仇官”、“仇富”的情绪。其实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像牛玉儒式的好干部，老百姓是嫌少了；对于通过合法经营致富者，他们也明白应该如何对待的；而对那些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者，如果老百姓表现出某种义愤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情绪。
差别将长期存在，共同富裕只能在发展中逐步实现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往往是难以避免的。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均GDP的水平在世界排名中刚刚脱离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差别将长期存在。搞平均主义，人为地“拉平”差距，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我们要采取这一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认真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要把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一个现实的情况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国大多数人是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之外的。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到“十五”期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人数分别达到1亿7千万和1亿3千万人。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也只是少数。特别是8亿农民，基本上是未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我国农村目前尚无条件与城市一样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也是很有限的。即使在城市，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也只能是保证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缓解收入分配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最大、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被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城镇化也将是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把户籍制度改变一下，宣布一下“农转非”就解决了。农民进城，要有业可就，有工可做，还要解决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问题等等。城镇化必须随着城镇配套建设的完善逐步进行。我们要汲取拉美国家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困化问题所带来的教训：切忌急于求成。根本改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决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在这种重大的历史性任务面前，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时间设想得长一些，不要一哄而起、一刀切。我们只有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才能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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