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费孝通那次田野调查说起
1936年初春，时年26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费孝通，带着令人心碎的丧妻之痛来到了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这本是一场疗伤之旅，却无意间成就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乡村田野调查。1939年，作为此次调查的成果，《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英国出版，而这本书其实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江村经济》，青年费孝通因为这本著作声名鹊起。
尽管饱受丧妻之痛的煎熬，但青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人类学调查仍然展示出作为一个学者足够的谨严与超脱。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江村经济》前言）
而社会学家布·马林诺斯基则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如此写道：“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倏忽之间，80年过去了，我们来到了2016年的初春。时移世易，中国那段兵连祸结的日子早已远遁，当下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歌猛进、气吞如虎的年代。但岁月更迭，乡愁却依旧浓重。我们不是费孝通，但却仍然有足够的意愿去做一场情感和个人意义上的“田野调查”。
春节期间，天涯游子们纷纷回归故里，“还乡叙事”再次激起高潮。2016年春节期间，多篇涉及城市与农村二元分裂的时文刷爆朋友圈，引发大范围和长时间的讨论，至今没有停歇的迹象。其中尤以“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以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最为炙手可热。然而，已有证据表明“逃跑上海姑娘”纯属子虚乌有，从而令此间所有义正辞严的讨论都陷入尴尬。
农村情结——一场漫长的告别
尽管“逃跑上海姑娘”只是舆论泛起的泡沫，但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折射出当今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危机与沟通壁垒。其所激起的公共讨论，虽不无情绪化表述和诸多偏见的杂陈，但总体而言，有利于我们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节点，以集体性聚焦与对晤的方式，设置、呈现并纾解公共议题。有利于我们在时代转捩的关口，以更多元的方式拼贴农村图景的碎片，勾连起整个中国的发展面貌。我们当然更期待也愿意相信，民间此番如火如荼的讨论，能上达天听，引起决策层对“城市-农村”二元分立的更多关切和政策性观照。
重要的不是在公共议题上分出对错，重要的是我们——无论是哪一方，都对农村葆有关怀和热爱，心存悲悯和敬畏之心。这或许才是“还乡叙事”的最深刻的意义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城市化进程摧枯拉朽，很多农村出身的人们在身份上成为了“城里人”，但他们对自己的根脉——农村怀有真诚而热烈的情感，身份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消磨他们对于农村生活的身体和生活记忆。父老乡亲的存在，文化传统的牵系，一草一木的情怀，像坚韧的纽带一样，连接着“城里的自己”和“农村的自己”。
城市化早中期阶段，不仅会制造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裂，同样会在一个人身上制造出人格与身份认同上的断裂。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但却永远在缅怀过去。这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自身被推入城市的街巷之间，心却始终关心着农村的亲人与自己的往昔岁月。
这种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这种痛苦不堪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春节期间达到高潮。我们期待回到家乡，但回去之后所见所闻，却令人气馁和沮丧。那种残败和没落，那种萧索与寂寥，那种隐藏在山清水秀之间的刻骨贫穷，那种掩饰在乡音中的文化迷乱，就像石粒一样撞击着我们的心怀。我们知道，作为个体，在乡村这种集体性的困顿面目面前，根本无能为力，却又忍不住一遍遍地抒情与激愤，借此一抒心中块垒。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的自我抒情与乡村书写，只要有意愿，都有成为公共谈资的可能。事实上，大量的乡村叙事，从一开始就预设了谋求关注的的诉求，从而令这种类型化的书写形式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公共性。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在费孝通的年代过去之后，一个身份普通、研究业余、视野有限，常常充满偏见，却不遗余力图解中国农村现实、执著追求改变农村面貌的“乡村叙事共同体”，正以一种特有的阶段性和循环性的方式对农村的现实与未来形成解构和整合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虽有待观察却不容小觑。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这种判断是近现代以来无数革命家、社会学研究学者，农村问题研究者，得出的基本共识。迄今，尽管名义上中国城市人口早已超越农村人口，但这种判断仍然没有过时。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一个9亿农村人口要进城的转型国度，需要漫长而艰辛的时间来走完这一“历史三峡”。然而，城市化从来都不是某种无可辩驳的意识形态，城市化的光辉历程从来也不应以简单粗暴甚至剥削压迫的形式来完成，农村不应以牺牲品的形式在城市化历程中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成为城市化的祭品。
目前城市化模式，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力资源单向度的巨量输出。而这种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村而言只能构成一种剥夺机制。贫穷乡村反哺城市的剪刀差机制，从未消失，甚至在强化。大量的农村输出人口，来到城市却无法真正成为城里人，而更尖锐的事实是，他们再也不可能真正回归乡村。他们把自己全部的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城市，以自身的心力换来城市的光鲜亮丽，却也导致了农村日甚一日的衰朽与零落。
失去了劳动力与发展生机的乡村，年复一年维持着旧日面貌，它们是雪落无声的“另外一个中国”。但这种图景却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迎来了意外的回响。民间葆有农村关怀的公共智识分子，借由春节发思乡之幽情，抒胸中之块垒，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舆论声势，对于唤起更多人以及高层对农村新现实的关切，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
年轻的费孝通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仍然笃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80年之后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中国农村抱有过分悲观的态度。公允地说，中国农村的落后，文化层面远甚于物质层面。我们应承认，很多农村的物质生活已得到改善，但文化与生活方式却仍停留在80年前。与物质生活的不体面相比，农村文化的沙漠化与人心的世俗化，显然是更大的挑战。当我们作为深经世故的城里人，怀着少年时的羞涩返家，看到的却是不古的人心与颓唐的传统，心中的激愤与慨叹，恐怕不是生于农村的面貌，而是农村的灵魂，也就是我们曾经的自己的灵魂。
布·马林诺斯基评价费孝通的乡村写作，“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像青年费孝通那样有尊严地书写我们的农村和我们的城市，怀着无限的眷恋与热爱，怀着建设性的态度与温情的笔调，不刻意制造对立，不哗众取宠，不身怀仇恨，像一个真正的爱乡者所能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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