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对于明末清初印坛制印者的整体状况，时为湖、广学政的邹迪光曾有过这样的描绘:
“今之人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其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与一切日者风角之技，则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之九。今之人不能辨古书帖，识周、秦彝鼎，天禄辟邪诸物，而思一列名博雅，则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邹迪光《金一甫印选》小序
这些所谓的印人不会作诗、绘画，也不识碑帖、钟鼎，仅以治印作为谋食手段罢了。他们的整体素质令人担忧，而人数却相当可观，当时“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所刻印章“甚至假托钟鼎，借形鱼鸟，以欺尘饭土羹之痴儿，其所售偏易就”，致使“精于六书者，几不能与之争下驯驷”矣，这就是后世常说的所谓“明人习气”产生的社会基础。
当然，邹迪光这里所指出的只是治印者中的下层人士而己，和苏宣、汪关、朱简等已形成流派的大名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治印者整体素质低的状况若持续存在，则很不利于治印者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
治印者的身份在清中期以后有了大幅提升。据汪启淑《续印人传》记载，明确任过官职的有：高凤翰、刘淳以、张燕昌、严诚、朱文震、董元镜等。其中，数人具有举人以上身份，其中还有官至学政、尚书，并蒙朝廷恩赐谥号者，他们总共占《续印人传》书中人数近五分之一，比例可谓很高。
明末清初治印者的身份，清中期以后的治印者几乎都具备，且更为复杂。如富商，汪启淑本人首当其冲，还有像朱宏晋那样“服贾江湖间”的；医者则有强行健，尝从同邑名医李揆文者游，尽得其术；僧人在汪氏《续印人传》中有释明中、湛性、篆玉、湛福、续行、佛基六位，他们与清初万寿祺国亡后出家不同，多是自幼祝发弃家为僧，“乐与文人墨士游”，所刻印多宗文彭、汪关等秀润一派。
也有书画之名者例如金农、高凤翰、潘西凤、黄易、桂馥等；此外还有以金石家著称的丁敬、张燕昌、黄易等；以考据著称的朴学大师程瑶田、桂馥也在其中；当时文名遍天下的黄景仁(仲则)也“以其徐技，旁通篆刻”。我们透过治印者身份的纷杂，会发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治印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
在这些人中，往往“印人”不是他们唯一的身份特征，有不少所谓的“印人”，只不过偶尔操刀或有相关论述，即被后人冠以“印人”的称呼，这其中当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对提高治印者整体的社会地位有益无害。而那些以刻印为生，不治它技的纯粹专业印人反而很少留下声名，即使有作品传世，我们从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声名被埋没也并不委屈，因为他们缺少了上面所引的布衣印人所具有艺术品格、人格和文化特征。
后世谈及清代篆刻艺术的繁盛，几乎异口同声地涉及到清代学术的作用。如民国时，何旭如在为张孝申《篆刻要言》所作跋语中称：“治印为我国固有艺术之一，宋元以还代有作者，至有清汉学兴，斯学乃随之大盛”。
生前为西泠印社理事的叶潞渊先生在论及浙派的兴盛时，也特别强调了乾嘉以后，考古学、古文字学、训话学和器型学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也同样受到篆刻家重视的事实。清代学术对篆刻艺术的影响，普遍认为主要有两端：一是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二是清代学术中的一些分支学科如文字学、金石学对篆刻艺术产生的直接影响。
康乾时期正是清代学术发展繁荣的时期，大师林立，名作迭出，考据学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都为康乾时期篆刻艺术从低谷走向高潮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文为大家做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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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清乾隆《飞鸿堂印谱》：赏珍品印谱，看篆刻艺术之美（一）
文字：御凰品冰岛采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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