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对于明末清初印坛制印者的整体状况,时为湖、广学政的邹迪光曾有过这样的描绘:
“今之人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其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与一切日者风角之技,则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之九。今之人不能辨古书帖,识周、秦彝鼎,天禄辟邪诸物,而思一列名博雅,则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邹迪光《金一甫印选》小序
这些所谓的印人不会作诗、绘画,也不识碑帖、钟鼎,仅以治印作为谋食手段罢了。他们的整体素质令人担忧,而人数却相当可观,当时“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所刻印章“甚至假托钟鼎,借形鱼鸟,以欺尘饭土羹之痴儿,其所售偏易就”,致使“精于六书者,几不能与之争下驯驷”矣,这就是后世常说的所谓“明人习气”产生的社会基础。
当然,邹迪光这里所指出的只是治印者中的下层人士而己,和苏宣、汪关、朱简等已形成流派的大名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治印者整体素质低的状况若持续存在,则很不利于治印者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
治印者的身份在清中期以后有了大幅提升。据汪启淑《续印人传》记载,明确任过官职的有:高凤翰、刘淳以、张燕昌、严诚、朱文震、董元镜等。其中,数人具有举人以上身份,其中还有官至学政、尚书,并蒙朝廷恩赐谥号者,他们总共占《续印人传》书中人数近五分之一,比例可谓很高。
明末清初治印者的身份,清中期以后的治印者几乎都具备,且更为复杂。如富商,汪启淑本人首当其冲,还有像朱宏晋那样“服贾江湖间”的;医者则有强行健,尝从同邑名医李揆文者游,尽得其术;僧人在汪氏《续印人传》中有释明中、湛性、篆玉、湛福、续行、佛基六位,他们与清初万寿祺国亡后出家不同,多是自幼祝发弃家为僧,“乐与文人墨士游”,所刻印多宗文彭、汪关等秀润一派。
也有书画之名者例如金农、高凤翰、潘西凤、黄易、桂馥等;此外还有以金石家著称的丁敬、张燕昌、黄易等;以考据著称的朴学大师程瑶田、桂馥也在其中;当时文名遍天下的黄景仁(仲则)也“以其徐技,旁通篆刻”。我们透过治印者身份的纷杂,会发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治印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
在这些人中,往往“印人”不是他们唯一的身份特征,有不少所谓的“印人”,只不过偶尔操刀或有相关论述,即被后人冠以“印人”的称呼,这其中当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对提高治印者整体的社会地位有益无害。而那些以刻印为生,不治它技的纯粹专业印人反而很少留下声名,即使有作品传世,我们从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声名被埋没也并不委屈,因为他们缺少了上面所引的布衣印人所具有艺术品格、人格和文化特征。
后世谈及清代篆刻艺术的繁盛,几乎异口同声地涉及到清代学术的作用。如民国时,何旭如在为张孝申《篆刻要言》所作跋语中称:“治印为我国固有艺术之一,宋元以还代有作者,至有清汉学兴,斯学乃随之大盛”。
生前为西泠印社理事的叶潞渊先生在论及浙派的兴盛时,也特别强调了乾嘉以后,考古学、古文字学、训话学和器型学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也同样受到篆刻家重视的事实。清代学术对篆刻艺术的影响,普遍认为主要有两端:一是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二是清代学术中的一些分支学科如文字学、金石学对篆刻艺术产生的直接影响。
康乾时期正是清代学术发展繁荣的时期,大师林立,名作迭出,考据学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都为康乾时期篆刻艺术从低谷走向高潮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文为大家做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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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清乾隆《飞鸿堂印谱》:赏珍品印谱,看篆刻艺术之美(一)
文字:御凰品冰岛采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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