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上作者在署上名款后还要钤盖印章,用以证明确系其所作,是取信于人的一种标志,而且红色的印拓与墨色形成强烈对比能够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用印已经成为中国书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现中国书画的刻铜文房——墨盒、镇尺等,其器物上的平面,虽然面积很小,但上面所刻画的书画,同样也是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所以在铜面上书画同样也用印,只是不如纸绢书画那样严谨和规范。
墨盒初创时期以书法为主,有行有列,充满文字,一般书刻者只署名,名字下很少用印。如陈寅生自书自刻的墨盒,绝大多数只署名,很少用印,署款常见有“寅生”、“寅生刻”、“寅生书刻”、“寅生铁笔”等,罕见有“寅生奉铁笔”。偶见怀莲斋藏寅生“春风得意”墨盒下款署 “寅生弟陈炳麟敬铁笔”,用了联珠印“寅生”。(图1)这是我仅见到的一例。
为何清代墨盒少用印,主要是盒面与字(画)大小相互制约以及字(画)与印大小相互制约的缘故。因为书画作品用印要与作品相称,合乎法度,落款处的“印”大约与落款“字”大小相仿,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墨盒盒面上的所刻的书画其理亦同,款字与印章大小要相仿。特别是寅生自书自刻的行楷文字墨盒,常有上百字的小如芝麻的字,实在是无法用(刻)小如芝麻的印。就我仅见寅生用印一例,其用(刻)印精到,合乎法度,联珠印“寅生”,与款字大小就是相仿的,协调和谐。其次,清代墨盒初创,可能刻制者对“印”尚未引起重视。
民国初期京城产生了以张樾丞、张寿臣(丞)、姚鍚久(石父)、孙华堂、子修、鹿鸣等刻铜大家、高手,刻铜复兴,特别是许多书画篆刻家、文人学者,积极参与刻铜文房制作,提供亲笔画稿,如姚华(茫父)、陈师曾、丁佛言、王梦白、章浩如、齐白石、陈年(半丁)、寿玺(石工)、林琴南、吴观岱等,他们不仅亲自在素面墨盒、镇尺上作画写字,而且把中国书画“用印”的习惯和程式也移植到墨盒、镇尺上。尽管墨盒、镇尺的面积小,但其画面上“用印”与书画作品的方法基本相同。所不同是它不是用印泥钤印,而是用刀“刻”个印,目的是使画面完整美观,融书、文、画、印于一盒。
刻铜文房的“用印”,就是把印章“刻”在墨盒、镇尺上,它没有书画作品上钤印那么严格规范,比较随意。它的形式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
以又称款尾印,多用姓名字号印,偶尔也见用斋馆印的。作用是说明画稿的作者。多见的是署款用名、用字,印用姓。
如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他在刻铜文房上多用一“姚”字姓氏印,单用一方印的还有“茫父”、“芒(茫)”、“老芒(茫)”、“姚华”、“弗堂”。偶尔也见到有“姚”、“华”和“茫父”上下三方印连用的,如“书《菊箴诗八首》”铜镇尺(图2)。
又如陈师曾(11876—1923),名衡恪,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他在刻铜文房上多用一“朽”字印,单用一方印的还有“陈”、“师曾”、“师”、“槐堂”、“衡恪”、“修水陈人”。也见有“师”和“曾”上下二方印连用的。(图3)
一、
所则有伤画局。用印与题款一样,要选择适当的空间,达到平衡画面虚实,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墨盒盒面虽小,也是一幅完整的作品,其布局用印目的和方法与书画同。因画的布局而用的印,常用斋馆、纪年、警语、诗文等内容入印,一般称为“闲章”。
如陈师曾“春雪”镇尺,两方布局印用得恰到好处,右上方用引首印“梅花亭长”,当中拦腰印“师曾画铜”(图4),画面充实呼应。又如茫父“韩康卖药”墨盒(图5),左侧两方布局印“佛手仙心”和“药笼”,起到弥补空虚、平衡画面的作用。
除了姓名字号印、斋馆室名印和纪年印外,书画家画铜很重视在盒面上使用“闲章”,“闲章”不仅出于布局的需要,而且别具个性的印文,使作品锦上添花,起到画龙点睛、烘云托月的作用。茫父好作释印墨盒,如临“真卿”印墨盒、临宋“易安”印墨盒、临“刘熊印信”印墨盒三方墨盒都用闲章“我思古人”,书《洛神赋》墨盒用了“念天地之悠悠”和“发思古之幽情”两方印。陈师曾的梅花墨盒上爱用“梅知己”、“梅花知己”、“梅花亭长”,竹墨盒用“幽芳”,松竹墨盒用“永寿”,水仙墨盒用“忍俊”等,与画面相益得彰。(图6)
至于刻铜文房的“用印”,以下几点应该引起注意:
1. 刻铜文房的“印”不是以印泥钤盖而是用刀刻成,在铜材上以单刀刻成(凹入)细朱文(阳文)印,虽刻如写,比较方便,所以用的最多的是朱文印。当然偶尔也有刻白文印、朱白相间印的,如 “石父刻”(图7)。
1. 刻铜文房的有穷款。书画的所谓“穷款”,指不题诗文、不记年月,单署姓名或者只钤一名章的款。墨盒、镇尺中亦有不署姓名只“用印”的,如钟鼎彝器墨盒,常见只有用一印“鹿鸣”的,说明刻铜的作者。(图8)鹿鸣一说是张鹿鸣,生平不详。他从不署款,只用“鹿鸣”一印,庶几绝无仅有。
1. 有画铜者和刻铜者都用印,也有只用刻铜者的印而不用画铜者印。如茫父高僧图墨盒,款“雨峰山人本,茫父写,寿泉仁兄雅属,张寿丞刻”下面,只用“寿丞”印,不用茫父的印。(图9)
墨盒用以底铭标明店铺的名称,但是也有在墨盒面上用店铺的“印”。如陈师曾“梅”墨盒右下的压角章就有“同古堂”一印。(图10)“同古堂”是1912年由张樾丞在北京的琉璃厂创建的一家图章墨盒刻字店,兼营字画古玩。
1. 墨盒如有多处款,就有多处的印。如陈师曾的“凌霄”(竹)墨盒,除了陈师曾的款和印外,馈赠者刘汝霖款下就用一“刘”印。(图11)
5.盒面上除了画铜者、刻铜者之印外,有时也刻上墨盒主人(收藏者)的印.如茫父为葵园写葵的墨盒,除了茫父印外,还刻了“葵园”印(图12)。
7.有时为了使盒面上的印,更为鲜明和显著,刻就后将印涂成红色,犹如蘸了印泥的效果。
当然,并非刻铜文房——墨盒、镇尺等的画面都要用印,这要从画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用印而用印,不免有画蛇添足之感。
书画用姓名印、斋馆印,核对印鉴真伪,是鉴定书画真伪的手段之一。而刻铜文房的“用印”不是以作者原印钤盖,仅仅是用刻刀随时刻在盒面上的,各印各异,大致相仿而已。如姚华(茫父)的“姚”印(图13),其书篆差别很大。
刻铜文房上的“用印”,虽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它也能够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可供收藏和研究墨盒参考。
书画家陈年(1876—1970)的画稿墨盒中常见“半丁“印。陈年号半丁,弄清了什么时候刻“半丁”的印章,什么时候陈年以“半丁”的字行,对墨盒研究亦有帮助。陈半丁1898年23岁,吴昌硕为其篆“陈年”印,半丁刻成。款曰:“二字缶老为余篆也,戊戌十月半丁记。”顶款为缶翁所落,曰:“半丁道人自作”。由此可知“半丁”此号应不晚於1898年。1910年陈半丁35岁,吴昌硕来京,与半丁合作(吴篆陈刻)“山阴道上人”、“半丁”、“静山无恙”、“陈”、“有鱼”、“静山”等印。并为半丁在琉璃厂两家纸店撰写画润。此后,陈半丁始以“半丁”号行。
陈半丁画稿墨盒中偶见“且亭”印, 1925年,陈半丁50岁时刻此印,款曰:“精毋求其工,工则匠矣。”可以推测此墨盒当在1925年后制成。
现在,刻铜家摹画稿墨盒或者制新盒时,也沿袭旧制用印的方法。如刻铜家孙建明,敬慕民国刻铜大家张樾臣、张寿臣取字“梦臣”,所刻墨盒署“梦臣刻”用“孙”印,亦有用“梦臣”印;而刻铜家宋国柱,所刻墨盒多署“老神”,用一姓氏“宋”印;刻铜家杜峻署名“杜峻”后多用一“杜”字姓氏印。
也见有个别收藏家在自己收藏的心爱的墨盒之盒侧(如同印章的边款)刻上一个印——名印或斋名印,表示自己的收藏。也偶尔见到有个别藏家在自己的藏品上再补刻印章以寄意的,但补刻印章要认真对待,不可疏忽大意,特别是文字不应有错。见一“大富贵亦寿考”镇尺,藏家补刻上“千秋愿”一印,用意非常好。但刻制时疏忽大意,把“秋”的“禾”旁刻成“木”,成了(木火)“灾”(災)字。《字彙补·木部》:“音灾,义同。”结果事与愿违。(图14)
又,文中引用众多藏家的图片、拓片,这里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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