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外交：300年文治帝国的生存之道

宋朝立国300年,经济、文化、科技异常繁荣，堪称文治帝国。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但宋自始至终都处于强敌的挑战之中。

契丹、女真和蒙古武力强盛，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其所依赖的骑兵，机动战斗能力胜过农业民族的步兵。宋初屡次北伐失败的教训，使得宋朝不得不面对无法制服强敌的现实，于是基于理性的考虑，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来解决外部的威胁和侵略。

10世纪初，大唐帝国崩溃，朱温建后梁，占据汴京。同时，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统一内部，于905 年与据有山西的突厥沙陀领袖李克用结盟，扩张势力。

从五代开始，多个政权并立，东亚格局逐渐进入多元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政权都体认到不能达到唯我独尊的局面，需要用外交的手段来维持竞争的能力甚至生存。

在多元体系中的宋朝需要外交。宋代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辽、金和蒙元三朝。宋朝建立以前，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已建号称帝，其皇帝的地位，中原无人能够动摇。后晋石敬瑭用割地、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的方式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得到“父皇”的援助，取得中原的政权。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

宋以前的朝代曾经用贿赂的方法应付周边政权，最显著的是利用和亲政策来笼络邻邦的君长。以岁币和土地来换取和平与政治军事的支持，则是后晋对契丹首开其端。宋代君臣对后晋的称臣纳贡记忆犹新，尤其岁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为外交的筹码。其后两宋外交政策的核心竟是岁币，并且发展为外交方面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虽然有心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当时他的重点在于先收服南方诸国。宋太宗试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群臣纷纷劝太宗“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平等的国书致契丹，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避免战争。

也就是说，当时宋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样的对手，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即使有些委屈，却是当时宋朝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形成“澶渊模式”，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维持与邻邦之间的友好及和平。

南宋叶适说：“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有一半的时间，两宋和辽、金、蒙元三朝维持着对等的关系。

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建立后，每年至少互相派遣两次使节，另派遣特使解决重要问题。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建立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避免了误解和歧见。

当然，“澶渊模式”不完全是东亚多元关系的创举，但是“澶渊模式”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建立，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金、蒙元持续运作，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北宋的外交以维持皇帝地位及疆土完整为主要目的，用岁币来代替割地。缔结《澶渊誓书》及《庆历誓书》两次和约的外交，虽然于建立平等关系之外，致送岁币与辽是瑕疵，但是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所以可以说直到徽宗破坏和约，北宋对辽外交是成功的。

南宋建立后，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金的实力不够，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只好屈辱求和，而岁币对金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高宗屡次遣使求和，提出岁币这个必要的条件。高宗也同意除付出作为贡品的岁币之外，如不能维持土地的完整，可以退而放弃一部分土地；甚至牺牲名分，对金称臣。高宗和秦桧一意求和的外交策略过于屈辱，是失败的，不过却也维持了宋金对峙的局面。

宋孝宗于北伐失败后，努力以外交的手段改变高宗的难堪困境，虽然尚无法完全维持“大宋皇帝”的名分，却与金朝达到近于平等的地位。直到金朝灭亡，蒙古骤兴，12至13世纪末的局势是南北分裂。

宋孝宗赵眘

蒙古崛起，宋人对于是否联合蒙古来灭亡金朝议论纷纷。虽然君臣都知道应以联金灭辽的失败为鉴，但是南宋对金朝有靖康之难的大仇恨和大耻辱，联蒙灭金是报仇的好机会。

可惜宋人在灭金之后，对蒙古的外交屡次失误。加以蒙古并不遵循两宋与辽金外交的“澶渊模式”，到了蒙古大军进逼临安之时，宋君臣仍冀图以送岁币和称臣来保全一隅之地，但既无效力，也为时已晚。

宋朝和辽、金甚至西夏都以赠送岁币或岁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

岁币的给付，其实给两宋造成的财政负担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聘使往来，人力和物力的费用却很庞大。宋朝和辽金间每年互相庆贺正旦和皇帝生辰都需要赠送礼物；皇帝去世或新帝登基，辽金或宋朝都必须遣使带着礼物吊祭或道贺。使节团的人数虽不超过一百人，从地方到中央接待来使的费用却非常庞大。对出使者的奖赏和来使的赏赐也是一大笔开支。

本文节选自《宋代外交史》

【内容简介】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有许多新的创举。作者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外交成败影响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反思。

【作者简介】

陶晋生：1933年生，台湾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姚从吾、邓嗣禹先生学习宋辽金元史与东亚史。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吴大学、西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造诣颇深。著有《宋辽关系史研究》《女真史论》《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等。其中《女真史论》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学术著作奖。

【目录】

绪论/8
第一章 宋代外交的背景/20
第二章 宋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冲突/30
第三章 澶渊之盟/40
第四章 外交机构和外交礼节/60
第五章 使节交聘/78
第六章 外交文书、出使报告及出使诗/116
第七章 增币交涉与宋辽夏三角交涉 /150
第八章 宋辽划界纠纷/170
第九章 宋与辽、夏、高丽的互动/192
第十章 联金灭辽与北宋灭亡/208
第十一章 宋金和战/240
第十二章 南宋争取对等/360
第十三章 联蒙灭金与宋亡/390
结论/412
后记/418
宋代外交大事表/420
引用及参考书目/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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