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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史

第六章   辽金时期的乌兰察布


第一节  辽朝统治下的乌兰察布地

        一、辽的建立和乌兰察布地区的行政建置
        唐朝被唐末农民大起义瓦解之后,中国进入了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时居住在潢河(今赤峰市西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首先征服北、东、西面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在西面于902年(天复三年)秋,征服了居住在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察右前旗一带和锡林郭勒一带的东阻卜(即元朝时期的汪古),“俘获以数万计。”然后在904年(天佑元年),侵入河东代北(含乌兰察布东南部)。据《辽史》卷一《太祖纪上》载,辽太祖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以北,攻下九郡,获牲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漠河之南”。战后,阿保机将其安置于今赤峰市、通辽市一带。汉族的迁入,给契丹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其实力进一步壮大。916年(神册元年),建立了契丹奴隶主政权。也就在即位的当年七月,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这些少数民族居于今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以西,即阻卜以西地区,当时为代北割据势力沙陀李氏所控制。十一月,又发起对蔚、新、武、妫、儒五州进攻,920年(神册五年),他又率大军大举西征,攻取了阴山南北。通过西征“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大致为今内蒙古中西部及山西省、河北省北部的一些地区,但辽朝并未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936年(清泰三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叛唐,唐派兵讨伐,石敬瑭以割给契丹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得到契丹的帮助,建立了后晋政权。947年(大同元年),后晋又被契丹所灭,燕云地区被纳入辽朝版图,这一地区与今乌兰察布地区为邻。它的纳入对契丹族产生了重大影响,燕云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及其汉文化对契丹本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时契丹文化也影响到了燕云地区,燕云十六州实际又起了对契丹本土的拱卫作用。同年辽太宗辞世,辽世宗即位。951年(应历元年),辽世宗与北汉南下联合伐后周时,在叛乱中被杀。其子未成年,太宗的儿子耶律璟于当年六月,到九十九泉,即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辉腾锡勒。八月,召集各部首领聚集九十九泉一带,商讨军机大事,即皇帝位,改元应历,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在位期间,“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于969年(应历十九年)被下人杀死于怀州行宫(今锡林郭勒盟巴林右旗境内)。辽世宗子耶律贤即帝位,为辽景宗。982年(乾亨四年),景宗病死于山西大同西北的焦山。景宗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为辽圣宗,由其母承天皇太后奉遗诏摄政。其时,今乌兰察布地区为契丹乙室部驻牧地,相继有大量汉民涌入,农业人口增加。其后,辽朝开展了全国户丁的检括工作,以定赋税。于990年(统和八年),检括民田;991年(统和九年),检括户口;994年(统和十二年),定均税法。由此可见汉民对辽王朝的影响之大。1009年(统和二十七年),辽圣宗亲政,继续推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时人盛赞辽圣宗“四民殷阜,三教兴行,开拓疆场,廓静寰瀛”。其统治地区形成了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乌兰察布地区所在的西京道是当时粮食的主产区。
        辽朝的统治机构特点是南北分制,治理契丹人在中央设立北面官,治理汉人设立南面官,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而且无论是朝官还是地方官都分为南北两个体系。辽太宗时,随着燕云地区的并入辽朝,参照唐制,设三省六部等封建传统机构。但比较特殊的是在地方行政建置上,形成了部族建置,州县建置、斡鲁朵建置、头(投)下州建置四个互不统属的系统,且每个系统中具有不同层级隶属关系。
        今乌兰察布地区属于西京道,该道建于1044年(重熙十三年),这年九月,辽兴宗耶律宗真亲征夏国,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九十九泉即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十月,兵分数路掩袭夏军,杀数千人。十一月班师后,改云州为西京道,治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西京地区包括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等地。部族政区,在西京道设五院部、六院部,分布在今山西大同和河北宣化以北,有部分地区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乙室王府,驻牧于辽朝西南面,部分地区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州县政区,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置德州,辽圣宗于1019年(开泰八年),以汉户置,属大同府,治今凉城县岱海东北岸淤泥滩古城。统一县,即宣德县,附郭,领3000户,州县同治于一地。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西南置丰州,下辖富民、振武2县,其中富民县县治在丰州城中,辖今乌兰察布市的卓资县、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的部分地区。领1200户。
        二、辽宋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时期的乌兰察布地区
        北宋在灭北汉后,为了收回燕云十六州,曾于979年和989年两次发动对辽战争,今乌兰察布地区处于辽朝运兵、发动战争的前沿,动荡局面可想而知。这两次战争都以北宋失败而告终,从此北宋放弃了收回燕云地区的计划。1004年(统和二十二年)萧太后与圣宗率大兵直抵澶渊,最后辽宋双方议和,约为兄弟之国,以河北白沟为界,北宋每年向辽国提供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设榷场,即历史上的澶渊之盟。之后百余年内,辽宋边境安定。宋朝向辽朝所输银绢强化了辽朝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今乌兰察布地区出现了“千里封疆蓟霫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的繁荣景象。安定局面的出现,原在澶渊之盟前北迁的汉族人和因战争被征服及主动投归辽朝的汉族人口,在澶渊之盟后得到了辽朝妥善的安置。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境内的德州就是为安置汉族人口设立的州,汉族人口的迁入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辽朝立国能达200年之久,与汉族人口的大量存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辽金奄遏下水之战和辽的灭亡
        辽朝后期,由于辽兴宗和辽道宗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社会矛盾加剧,政治腐败,削弱了统治力量。从咸雍三年至寿昌六年(1067——1100年),辽朝境内及属部相继爆发反抗辽朝统治的斗争。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改元乾统。1114年(天庆四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诸部起兵反辽,1115年(天庆五年)称帝建国,国号大金。这年辽天祚帝亲率大军征女真,兵败。天祚帝避金兵逃往南京、西京一带游猎。1121年(保大元年),金破中京,天祚帝在南京得知中京失守后,又出居庸关至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以避金军。接着天祚帝又逃往西京(大同),金军逼进西京,天祚帝逃往夹山(武川县北蜈公坝一带)。1122年(保大二年)三月,西京沦陷,同年十一月,金兵占领南京。1123年(保大三年)四月,金朝一支200人的部队于白水泺袭击了辽权六院司喝离质,白水泺即察哈前旗黄旗海。随之在今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坟发生辽金青冢之战,辽祚帝失败。辽祚帝率残部步骑万余组织反击,先后“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即今呼和浩特市东郊、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托克托县以北等地,又向武州(今山西大同市郊)进攻,遇金兵于奄遏下水(今岱海),双方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的岱海地区激战,因辽兵长期征战,人困马乏,再加对将兵缺乏教育,关爱不够,官兵矛盾重重,军心涣散,锐气大减,当时,辽军伤亡严重,大多数将士被生擒,个别将士见此惨状相互推诿,忙于逃命。而契丹的一部分,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逃往新疆地区,于1132年建立西辽,历五帝,直到1218年,为蒙古所灭。辽祚帝战败,重新奔还山阴。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发生的这场战役,决定了辽的失败,使辽复国的一线希望在奄遏下水之战中破灭了。1125年天祚帝被金人完颜娄室俘获,降为海滨王,辽朝灭亡。


            第二节   金的建立和对乌兰察布地区的统治
        一、女真建立金政权
        五代时,契丹人把南部族人迁到辽宁南部(今沈阳一带)的称为熟女真,在北者号生女真,其祖先为靺鞨。1113年(辽天祚帝天庆三年),完颜部酋长阿骨打成为生女真的都勃极烈,即部落联盟长。1114年(天庆四年),他以3700名的士兵击溃号称10万进剿的辽兵。次年正月初,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建元收国。辽朝天祚帝亲率数十万大军来攻,竟被阿骨打二万军队打败。1116年五月,金攻陷辽朝东京辽阳府,熟女真亦降归金。1124年(天会二年),生活在宁夏、内蒙古西部的西夏国向金称藩属国,金割让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予西夏,即今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和山西西北部地区。但不久,“金人兀室以数万铁骑,阳为狩猎,掩至天德军,逼逐西夏人,退回辽之旧界”。
        二、金朝的疆域和乌兰察布地区的行政建置
        金朝疆域:东亚大陆除朝鲜半岛外,蒙古高原东部、混同江、黑龙江流域、黑吉辽三省、河北、河南、山东、陕西以及安徽、江苏北部,均属于金朝的范围。今内蒙古的包头、托克托县以东地区亦属金朝的版图之内。
        乌兰察布地区的建置:
        西京路,按辽制设置、辖二府,7州节度使、8刺史、39县、9镇。西京治所为大同府,共98444户。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置宣宁县,即原辽德州昭圣军宣德县。1168年(大定八年),改宣宁,地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东北岸淤泥滩古城,境内有“官山(今卓资县与察右中旗交界处的辉腾锡勒)、弥陀山(今凉城县与山西左云县交界处)、石绿山产碾玉砂”, “石绿山在大同府西北故平地泉县四十里”,下辖窟窿城镇。其境为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和凉城县地区。丰州富民县仍是丰州倚郭县。
        净州,军额为刺史。原为天山榷场,1178年(大定十八年)升为净州,为丰州的支郡。领倚郭天山县,刺史兼权领讥察官。人口5938户,城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城卜子村古城。城边有希拉莫日高勒河向北流,正北80里有金界壕遗址,与《金史》所载“北至界八十里”相符合。辖境约包括大青山北,金界壕以南乌兰察布市较广大的地区,其间由汪古部守卫金界壕。
        集宁县,原为春市场,1192年(明昌三年)置县。北至边界270里。城址即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巴拉乡土城子古城。辖境约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察右后旗及兴和县、商都县境地。
        威宁县,原为抚州新城镇,1197年(承安二年)置。城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西北20公里的台基庙古城,应辖今兴和县部分地区。
        三、金朝中期各民族大起义
        金朝初期,由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契丹等族遭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负担。1160年(金海陵王正隆五年)七月,金朝因遣使征召西北路契丹组成部落丁壮,南征宋朝,催索苛急。契丹部落向使者上诉,认为契丹与西北诸部世代征战,结有仇怨,今若以男丁全部从征,尚若北部知道必起兵来攻,契丹老幼必尽遭戮掳。但金朝征兵使者不敢代为申诉,只是催丁壮发兵起程,结果造成了契丹人耶律撒八、耶律窝斡领导的各民族大起义。
        耶律撒八是金朝西北路招讨司译史,在金朝催发契丹丁壮南征时,投诉又无门的情况下,率部众杀死西北招讨使完颜沃侧等,夺取招讨司库存的3000副盔甲起兵造反,撤八自称招讨使,设立辽代帝室子孙为帝,表示出他的抗金决心。其时“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响应之”,这场反对民族压迫的大起义,很快遍及长城内外。第二年六月,起义烽火遍及四京,尤以今乌兰察布地区所在的西京最为激烈。其时西京留守萧怀忠统精兵一万人,与右卫将军萧秃刺平息大起义,义军与其对峙多日,因军粮不继,东退临潢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在起义军发展极为顺利之时,撤八欲率契丹人户投奔耶律大石,将主力带到克鲁伦河流域。后耶律窝斡袭杀撒八,夺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再次东攻临潢府,起义部队有各族参加,达10万余人,变成了一次西京路西北部地的民族大起义。起义造成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政权倒台,后由金世京即位,采取招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征调大军,对契丹起义军四面围攻。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9月,窝斡被金军俘杀。十二月起义失败。
        这次各民族大起义,在15个月内,转战今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赤峰市、通辽市地区,以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地区,不仅导致了完颜亮政权的垮台,而且有力地支持南宋的抗金斗争,迫使金世宗完颜雍改变统治政策,推动变革。
        四、金界壕的开掘
        女真族建立金王朝后,为了防御北方草原另一支兴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南进,修筑了一条东起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的尼尔基,经乌兰察布市境内至武川县大青山北麓庙沟为止的工事,因内侧有墙,外侧有壕,所以习惯上称为金界壕,元朝称之为金长城。
        《金史》记载有:“金之封疆,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历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金界壕与金朝北部边疆的走向大致相同而略靠南部。
        金朝大规模开挖界壕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构筑的壕堑约在金灭辽后不久,自今额尔古纳右旗上库力,向西伸入蒙古国境内西北至肯特山的南麓为止,全长约700公里。第二个阶段构筑的壕堑,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东起自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尼尔基,沿大兴安岭山麓向西南方延伸,然后穿越大兴安岭山谷,经东乌珠穆沁旗东北部,伸入蒙古国境内,再从阿巴嘎旗北部穿入中国境内,经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至大青山北麓的武川县庙沟为止,总长约2500公里。第三个阶段构筑的壕堑完成于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这次主要是增加了副堤和副壕,东段自尼尔基至科右前旗满族屯间增筑壕堑,其屯以西另挖新壕,经突泉县、科右中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穿越巴林左旗北部的小罕山,向西经巴林右旗、林西县,在克什克腾旗的达里诺尔北面折而西向西南,经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商都县、察右后旗,至四子王旗查干敖包苏木,与第二次构筑的壕堑相合,西通至武川县庙沟间,加筑了副堤和副壕,总计长约2500公里。第三次构筑的壕堑,沿线还分出有几段支线,其中较长的一条支线,自正蓝旗南部分支,经太仆寺旗,进入河北省康保县境内,再西延伸入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境内,在商都县境内与主线相合。
        在乌兰察布市境内的二条金界壕系第二次和第三次构筑的壕堑。一条干线由锡林郭勒盟、河北康保进入化德县土城乡,又西经商都县、察右后旗、四子王旗和包头市的达茂旗折向西南从武川县西进入大青山主峰。另一条由蒙古国进入四子王旗巴音补力格与干线界壕相合。市境内的金界壕一段为单墙、单壕,个别地段为双墙双壕。残存的墙体基宽5米,残高1—4米不等。在墙体之上设有马面,间距约为300米,突出墙面10米,墙体外侧壕宽7—8米,在墙体内侧,每隔5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军事屯戍用的边堡,边堡均为方形,边长30—50米。每相距30—40公里左右,设一座规模略大的城,城址边长一般在200—300米左右,用于屯戍更多的兵卒守卫界壕。界壕因其建筑时间紧迫,修筑质量较差,故在使用若干年后就遭毁坏,为了补救,在毁坏地带向北或向南移数里或十余里,补筑损坏的界壕墙,因此,出现了金界壕墙较多的假象。或者是以主壕为主,构筑的副堤副壕。金界壕的壕堑、城堡与守军三位一体,构成了金朝北部边疆的一整套防御体系。开掘金界壕耗工75万个,可见工程之巨大。但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开掘的金界壕,未能阻挡住蒙古骑兵南下的铁蹄。1211年(大安三年)四月,金朝太宗子杲复取西京,杲大军趋白水泺(今察右前旗黄旗海),接着大蒙古国向金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其中,右路军由术赤(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率领,于今四子王旗卫境苏木进入金朝辖区,先后攻占净州、云内、东胜、武州、朔州。五月,术赤大军攻陷净州城。1214年(贞佑二年)以哲别为先锋破抚州,围威宁县,金防城千户投降献城。最终金被元所灭。


第三节    辽金时期的经济文化和契丹、女真的习俗

        一、辽金时期的经济与文化
        畜牧业、狩猎业:契丹族建立辽朝后,南部疆域推进到渤海和燕云一带,在今乌兰察布境内有乙室部牧地的一部分,耶律颇的言“自应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牧地内放养的主要牲畜为马、牛、羊和骆驼。契丹人进行射猎是重要的生产活动,但辽道宗在1060年(清宁六年)十月,曾下令“禁汉人捕猎。”而他们通过习射猎,保留了勇武善战的习俗。在金朝时的畜牧业生产,仿照辽的牧群制度,设置牧群,以羊马为主,其中在1167年(大定七年)初设牧群时,分布于抚州(治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境内设有2处牧群,约辖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和锡林郭勒盟西部,可知当时畜

牧业的发展。女真人兼营狩猎业。
        农业:乌兰察布地区农业在辽朝时非常发达,是辽朝的经济发展重心。所以统治设为以州、县建制。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粟、黍、麦、高粱、荞麦、糜子,蔬菜瓜果之类。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厢黄地发现的一块铜印阴文为“民护堤举”,可证明当时对水利的重视。
        在金朝时,乌兰察布地区的人口总数和户口数都超过了辽朝时期。种植的农作物,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特点,同时鼓励农户积极开垦荒土闲田,并免征三年以内的租赋。在乌兰察布地区有辽金时期的铁犁铧、石磨、石臼、碌碡等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手工业和商业:辽金时期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瓷器、金属加工、纺织品、车马具制造等行业。从乌兰察布境内出土的钱币看,以宋钱为多,兼有辽金钱,说明辽金时期的商业及对两宋贸易的发展情况,并在周边设有榷场。
        城村与建筑业:在乌兰察布地区发现有辽金辽朝时期古城址10多座,辽金时期古墓葬20多座。五代时期墓葬2座,辽金时期村落遗址在全市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淤泥滩古城遗址,位于凉城县麦胡图镇淤泥滩村城卜子,紧靠岱海东北边缘。古城为长方形,东西504米,南北323米。四面城墙,中间开门,各门均有瓮城,四周有角楼遗迹。古城中遗物有黄白色铁锈花粗釉瓷片,反面布纹素瓦及沟纹砖,发现有三彩碟、酱釉鸡腿瓶、瓷狗等,出土有人形陶砚、铁犁铧和大定通宝、皇宋通宝、咸平元宝等古钱币。被专家考定为辽朝时宣德县和金朝时宣宁县县城古城遗址,直到元朝时继续沿袭,仍为宣宁县县城。
        马莲滩古城遗址,位于凉城县六苏木镇马莲滩和胜庄西北约500米处。古城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300米。出土文物有石磨盘、车架子、铜流星、铁刀及治平通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至和元宝、元符通宝等北宋钱币。古城内定窑白瓷片较多,存有石柱基础及砖、瓦片很多。距古城西南约1公里有凸出地面的高大土堆,可能是与古城有关的古墓群,发现有鎏金帽饰及铜带钩等殉葬品。属于辽朝什么城址,待考。
        芦家营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芦家营村1.5公里处。古城有曾被洪水及泥土掩埋的痕迹,城墙遗迹不明显。城内出土了大量的辽朝典型的粗绳纹青砖,还出土白瓷大罐,属宋朝时的粗瓷罐,和辽属于同一个时期。在古城周围发现有辽代窖藏一处,藏有完整的餐具17件,具有少数民族特色。铜釜、铜勺、铜筷制作精美,铜勺大小成套,推测非王爷不可使用,经专家鉴定是典型的辽朝时期制品。该古城为辽朝时期的古城遗址,有的历史学者推断该城址为五代时的长青镇,辽朝升为长青县的县城遗址,但多数历史专家认为长青镇遗址应在明长城以南,治今山西阳高县白登镇。

        土城子古城遗址,位于商都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西坊子境内。古城面积30万平方米,西高东低依势筑成,城墙为土质夯筑,底宽9米,每隔50米筑马面1个,设南北两个城门,城西有庙址一处。城内有隆起的土堆,应是倒塌的建筑物。经打探,文化层达20—100厘米,根据出土文物判定该古城为辽朝时期古城遗址。
        大土城子古城遗址,位于商都县西井子乡驻地东南10公里处。建筑面积为56万平方米,该古城四周城墙清晰可见,城墙仅残高1—1.5米,在城西北角4米深处留下了灰堆,城西1.5米深处发现水井和井台。文物考古部门推断为辽金时期古城遗址。
        此外在商都县的四台坊子乡公主城、十八顷小城子、大拉子乡土城子、二道洼乡大围子、八股地乡古城子也分别发现有辽、金时期古城遗址,元朝继续延用。
        大土城古城遗址,位于察右前旗煤窑乡大土城村。城池座北向南,呈长方形,东西720米,南北821米。北城墙和东城墙较为完整,北城墙上有6个马面,东城上有2个马面,城门设在东、西两墙墙体偏南部位,东西两个城门对称,均宽为22米。全城有角楼4个。东北城墙残高2.5米,宽24米;西城墙残长23米,宽11米;北城墙夯层共22层,最厚层8—12厘米。从整个城墙的马面看,马面的中距不等。城的偏西南有一处长50米,宽25米的房屋基础,城内其他处均未发现古建筑基础及遗物。据文物考古部门推断为金朝时期的古城遗址。
        台基庙城卜子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台基庙乡1公里处的城卜子。城周约4里,呈正方形。东城墙遗迹明显,残高1米,城内现已成为农田。古城背坡面川,后河水从西北流向东南。古城内出土文物有金代铜镜、黑釉瓷罐和金朝古钱币等,在古城南的农田中出土了金朝“承安宝货一两半”银锭一个,属银币中的珍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被中国人民银行古钱币博物馆征集收藏。该古城出土的文物属金朝的占三分之二,属元朝的占三分之一。据文物考古部门考定为金朝的威宁县县城遗址,是在金初新城镇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属抚州,为元朝时所沿用。
        城圪塔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北部五一乡北15公里处的大圪塔村,距该村西北1公里。城迹可辨,城中有金朝时的碑碣,已遗失,为金朝时期的古城遗址。
        关于辽金时期的村落遗址,遍布乌兰察布市境内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2008年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凉城县古城梁村和半坡村附近两处辽金时期村落遗址进行发掘中,清理房址4处、灰坑47处、水井1座,发掘面积24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中,陶器多为辽金时期器物,包括瓮、罐、盆、碗等;瓷器种类繁多,窑口有浙江龙泉窑、陕西耀州窑、河南钧窑和本地产粗瓷;还出土了石器、骨器、铁器、筒瓦、板瓦、瓦当等大量建筑构件以及马、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可见辽金时期该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
        榆树湾村落遗址,位于集宁区马莲渠乡榆树湾,发现于1996年5月。遗址北依山丘,东、南、西三面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北高南低。遗址东西宽100米,南北长200米。在遗址内考古工作者清理灰坑遗迹8个,其平面多为圆形,个别为不规则形,遗址地层由表土向下分三层,厚约80—100厘米。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少量古钱币、铁器和石器。其时代特征比较明显,与北方辽、金时期多数遗址出土文物相同相近。而钱币 以北宋“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元丰通宝”为主。文物考古部门推断为辽朝晚期至金朝早期的村落遗址。
        石门口村落遗址,位于察右后旗石门口乡杨上山村南的坡地上,1999年3月30日文物普查时发现,同年7月进行发掘。遗址总面积6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70平方米。遗迹主要是灰坑,共发现28座,另有灰沟1条。灰坑内主要是草木灰烬和烧焦的动物骨胳。在灰坑南部出土有陶、瓷、骨、铜、铁器和少量的玻璃类装饰品。其中瓷器数量较多,以粗白瓷为主,黑釉、豆青釉器具次之,定窑瓷器和山西霍州窑瓷器较少。可复原成器物的有37件,包括碗、盘、盏、罐、器盖、钵、碟7种。出土的陶器数量仅次于瓷器,特别是陶片数量较多。陶器均为泥质灰陶,以素面为主,少量有弦纹,器形有罐、盆、纺轮和陶算等,共计16件。另外还有铁环、铁钉3件,有骨梳、骨簪、骨制长把刷各1件,有铜簪2个,耳环1件,钱币16枚,均为北宋钱币。从发掘情况分析,石门口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各种遗迹、遗物较为丰富;而遗址文化堆积较薄,具此推断人类活动的年代较短。经文物考古部门认定为金朝晚期的村落遗址。
        从辽金时期的古城遗址和村落遗址可反映出当时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在城镇的周围主要发展农业,城镇中设立作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另在今丰镇市内小元山侧,于1115年(天庆五年)建有小祠(金龙大王祠)一座,更说明其时宗教的存在,同时体现了建筑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乌兰察布市境内发掘大型辽金时期古墓葬有:
        水泉五代墓,位于凉城县永兴镇水泉村西约1公里的蒙古哈达山南坡的林地内。2008年5—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五代时期两座墓葬。两座墓葬东西并排分布,墓向均向北,墓道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斜壁,两墓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尸骨保存极为完好。根据墓葬结构、随葬品形制以及人骨性别鉴定,推测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其中女性墓分布于东侧,随葬品有陶罐、铁輨、铁剪、长柄灯、银手镯、银耳环、玛瑙坠、玛瑙管、玛瑙珠等20余件;并且在墓道填土中殉牲1具整羊、1羊头和若干羊肢骨,而在棺内西北角殉牲1具肋骨和脊骨。另一座男性墓随葬有瓷瓶、马具、弓箭、蹀躞带、金耳环、漆器、玉石玛瑙制品等80余件,并且保存有部分皮革、纺织品的残余;此外该墓棺中殉牲1羊头,在左侧脚龛中放置1具肋骨和脊骨。
        前海子村辽墓,位于商都县十八顷乡前海子村,墓葬年代应属辽圣宗前后。该墓葬为石砌园形穹窿顶墓,由墓室、墓门、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均用自然石块垒砌,平面呈圆形。从墓底向上1.5米处开始起券,渐成穹窿形顶。墓室后部置长2.9米、宽1.1米、高0.65米的石棺1具,棺内葬女尸骨一具,尸具表面覆盖丝织品一块,棺内随葬有铜镜、串珠、贝壳、匕首、铁剪、熨斗等。墓内随葬品主要分布在西北部,木制供桌上有瓷碗4件,此外,还有玉盅、黄釉盘、陶壶、牛腿瓶、木盆、铁钉等。
        尖山子辽墓,位于兴和县二台乡尖山村西北山梁上,从墓葬结构和随葬品分析,该墓葬为辽代中、晚期契丹之墓。墓

葬墓室作八角仿木穹窿顶结构,平面直径3.09米,边长平均1.25米,高3.03米,在墓室的东西两壁有形式相同的砖雕格子花窗。在墓室的转角处用砖砌有仿木结构的柱头斗拱,间施八组补间斗拱,斗拱形式相同,均为一斗三升式。墓室地面用长36.5厘米、宽17厘米、厚6厘米的灰色沟纹砖铺砌。尸床位于后半部,上置男女尸各一具,女尸身穿铜丝网络和丝织品、男尸身佩铁剑。墓门作拱洞形。墓门之外为甬道,用沟纹砖券砌券顶高130厘米,进深114厘米、宽80厘米。墓道呈斜坡分段阶段梯式,近甬道处略宽,墓道长13.9米。墓内出土遗物有:小口双唇葫芦瓶、白瓷盂、骨牙刷柄、骨笄和铜丝网络。在清理该墓葬中发现尸床外面有加宽迹像,说明该墓葬经过二次葬。
        豪欠营辽墓,位于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内,座落在一处盆地的西北侧,背山面沟之处。其墓室结构多样,有砖室墓3座,石室墓5座,土洞墓1座,土坑墓1座。其中6号墓因出土完整契丹女尸1具而最为著名。该墓葬平面呈不

规则八边形,为石券叠砌钻尖式。由墓室、墓门、甬道、墓道四部分构成。墓室平面南北长2.12米,东西长2.2米,墓底至墓顶高2.26米;墓壁均为加工过的石料券砌,墓室地面均用灰色沟纹砖铺砌,后半部砌成尸床。尸床平面呈梯形,尸床之上置完整的契丹女尸1具,女尸身穿铜丝洛,头戴鎏金面具,仰身侧卧。墓室地面置有木制供桌和随葬品,随葬品有瓷器等物。豪欠营墓地特别是契丹女尸的出土,是中国辽朝考古的重大发现,更对研究辽朝的丧葬习俗、服饰、发型、尸体保存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

值。
        忽洞坝辽墓,1980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乡忽洞坝村发现一座被水冲毁后的辽朝墓葬,残留下的文物有100余件。其中有金环2件,银器5件、铜器86件、铁器28件、骨器22件,还有各色珠饰24粒,石器和陶器各1件。铜、铁器中以马衔、马蹬和马鞍饰件最多,还有残铁剑柄、铁斧、铁箭头等。坟墓的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以鞍马为生、出入战场的武将。其中3件银杯中有2件为瓜棱式,1件为柳斗式。瓜棱式银杯,敞口直腹,平底无圈足,外形为瓜棱形,素面无纹饰,系用银片锤打而成,口径7.5厘米,胎厚0.1厘米,高6厘米。柳斗式银杯,造型逼真,完全如同一只柳条编成的小笸箩。口沿一圈仿木而成,上饰道道绳纹,犹如缝制的接口处;杯身外壁,锤打成柳斗纹样,维妙维肖。直口微侈,平底,口径13.5厘米,壁厚0.1厘米,高6厘米。这3件银杯应为造型别致的酒具。柳斗式银杯与赤峰巴林右旗辽朝墓
葬出土的形制完全一样。22件骨器中,其中有20件为象牙加工磨制而成,为古代的计算工具算筹,这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墓葬中的首次发现,是异常珍贵的文物。算筹一般多用竹料制做,而用象牙制做者极为罕见。这套象牙算筹,均为细长方形,有如方形细筷,只是两头稍细,中间略粗。其中七根长11厘米,粗0.4厘米,五根长12厘米,粗0.5厘米,八根长13厘米,粗0.4厘米。
        郭家三号辽墓,1988年秋,在丰镇市永善庄郭家三号村的一座被水毁的辽代墓葬中出土一件辽代金花银碗和4件银带銙,此外还有陶、瓷器等。银碗为荷叶状四曲形花式口,碗体腹部也分为四瓣,内如荷叶之叶茎凸起;碗底圈足里小外大,与碗口对应,也略呈四曲花形。碗体造型美观,口直径22.3厘米,高7厘米,重424克,含银量为95%。银碗外壁素面,内壁錾刻有精美的花鸟纹饰。纹饰分底、中、口三层。碗底正中錾刻阴线鸳鸯一双,雌前雄后,造型逼真。全身羽翼,条分缕析,形象生动,活灵活现。雌雄趾爪,各站立在一朵盛开的圆形花朵上。鸳鸯四周满布大体形态对称的花枝,疏密有致;花枝间的空隙以珍珠纹填充,状若粼粼水波。主体花纹周边圈一圆二方连续图案,内为羽状花瓣,外为拉不断。碗壁中部依口沿弧曲,等分为四瓣,每瓣正中錾刻团窠花卉一组,造型别致,大小相宜,花分两种,交替排列,互相对称,遥遥呼应。银碗口沿錾刻一圆二方连续扇面形花纹图样,上下相对,交错排列,扇纹之间的空隙,以珍珠纹填充,状若盘曲的游龙。在四条叶茎的上下两端,即口沿纹饰与底部花样各向上下相对突出一组纹样,使底、中、口三层花纹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布局谨严,疏密适当,繁缛华丽,典雅端庄。碗色银白,花饰鎏金。如此精湛的工艺造型异常珍贵罕见。出土的银带銙为正方形,边长4.5厘米,厚0.8厘米,重49.9克,含银量80%。銙面正中铸一浮雕瑞兽,昂首扬尾,威武雄壮,四蹄蹬开,状若行走。瑞兽周围饰以六出柳叶纹,叶间以珍珠纹填充。瑞兽下留有长条形眼,即蹀躞带上垂挂“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地方。蹀躞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皮革腰带,上缀金属或其它质地精美的带銙,辽朝的契丹族也喜欢系蹀躞带,银带銙也就是辽朝蹀躞带上的遗物。
        此外,在兴和县三瑞里西北的二十号村东沟旁,发现有辽朝时期墓葬1处,墓穴呈六边形,用石条砌成,出土高颈灰陶罐2个。1991年在商都县的高勿素乡南梁、水泉梁等村发现辽朝时期墓葬10多处,出土陶壶1件,辽白瓷碗1个,辽三彩钵1个,辽白瓷盘1个,小白瓷碗1个,玛瑙珠1粒(为死者口中含物)。在丰镇市新营子九墩沟发现辽朝中晚期古墓1座,墓葬为砖券圆形穹顶墓室,火葬石棺墓,有彩绘人物壁画。出土的文物有陶瓷器碟、盆、罐、石对臼、石勺等;其中一荷花莲叶印花白瓷柱和一形制特殊如漏斗状的陶质器皿最为珍贵,其名称和用途有待进一步考证,一木桌、二木椅均已毁坏。1976年在化德县肚脐山山阳脚的六十顷长流水沟发现六边形木墓一座,墓室均由20厘米左右的方木围成。曾出土有丝织品、首饰、烟具、铜镜和陶器等陪葬品,可惜已散失或被毁。尸体用铜丝网络包裹,是辽朝时期契丹民族的典型葬习。在化德县土城子沙河湾发现古墓葬1座,为辽朝墓葬,出土陶罐2个。1988年在化德县的德包图录义清理古墓葬1座,墓室用砖砌成,高2米,长2米,宽1.6米,墓内发现牙刷骨柄、陶罐残片。推断为金朝时期的墓葬。
        金朝石头人墓葬,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发掘了一些石头人墓,石头人墓指墓表有用石头雕刻的近似人形的石头人而得名,根据出土物判断,为金朝时的墓葬,应与活动于这一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关。
        文化教育与艺术:契丹人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会说汉语,辽朝非常重视教育,府州县皆设学校;府县学中设有博士和助教,今乌兰察布地区所在的西京,因有前代学校的基础,学校的规模较大。女真人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金朝时的女真人都能文善赋,在金朝时的村镇流传有诸宫调的说唱文艺形式。另在察右前旗礼拜寺乡境内阿不达尔山上发现一块石碑,高约1.4米,宽约0.8米,在碑面上刻有契丹文字,碑文内容待考,且有较高艺术和考古价值。
        二、契丹、女真的社会习俗
        (一)辽朝契丹的社会习俗
        婚姻、姓氏和家庭:辽朝契丹人保留有原始族外婚制的传统,同姓不通婚。但有姑舅婚和姊亡妹续的习惯。契丹人的妇女社会地位不受压制,寡妇再嫁视为天经地义。契丹的姓氏只有“耶律、萧氏二姓”,但姓氏并不代表必然的血缘关系,而只以姓氏作为互为婚姻的两个群团。但耶律氏与萧氏中又有显赫家族和地位较低的家族之分,家庭组成为一夫多妻制。
        衣食住行:辽朝在辽太宗时制定了衣冠制度,“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太宗时平民耶律海思去宫中求官,穿着为羊裘。说明平民在冬天以皮衣为主要御寒衣物。平民平时穿长袍、短服、裤、毡帽、靴等,服饰颜色“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衣服多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均左衽窄袖,与汉族不同。契丹人不分男女,皆好戴耳环,并有髡发的习俗。如豪欠营契丹女尸,剃去前额边沿部分头发,保留其余头发,并在头顶部用绢带扎在一起,带结位于颅顶,另又在左侧分出一小绺编成一条小辫,绕经前额再盘回颅上,压在颅顶的束发上面,和束发结扎在一起。耳后及脑后长发向身后下披垂至颈部下。
        契丹人的食物以肉乳为主,兼食粮食。有食火锅的习惯,粮食多制成炒米、粥或饼、馒头等。煮肉炊具多为三足釜。除饮用鲜奶外还制作奶食品,饮品中最重要的是酒和茶。
        契丹人因射猎游牧,居无定所。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庐帐和车帐。正如北宋苏颂诗中写道:“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契丹人出行主要以马代步,男女皆善骑,并以马、牛和骆驼拉车。当时经宣宁县过境的驿路是:自南京析京府过居庸,至西京大同府,西北经丰州天德军,越阴山,过黑水,而后趋向西域。车便是当时行走驿路的重要交通工具。
        其他习俗:契丹妇女在临产前要净身拜日,然后搭制专门的毡帐居住,分娩时则卧甘草苗上,以手帕蒙住孕妇双眼。若生男,为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胭脂涂面,生女,则为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在小儿12岁时,有过本命年的习俗,亲戚相庆贺。契丹人治病有用巫医,吃中草药的传统。
        契丹人葬俗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尸而焚之”。{1} 若儿死,父母则哭以葬。后来也出现了石砌、砖筑的墓葬,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而墓朝东向,铜丝网络与面具习俗又是契丹特有的习俗。
        契丹人还有祭祀天地、祖先、山川、河流诸神的习俗,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禁忌。契丹人的节日主要有正月初一、初七、十五;立春、二月初一、三月三、端午、七月十三、九月九、冬至等。自正月十三至十五日,许人“做贼”三日,且官府不能究治。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有马球、射柳、角抵、赛马、双陆和围棋等。
        (二)金朝女真的社会习俗
        婚姻、姓氏和家庭:女真人同姓者不通婚,姑舅表亲通婚者十分普遍,平民子女的婚姻多自择,反映了女真社会的简朴民风。在婚后丈夫需为妻家服役三年,期满方可同归男家,妻家则以奴隶、牛马相赠。同时流行有收继婚的习俗。到金朝中晚期,婚姻习惯逐渐汉化。
        女真人的姓氏分白黑两姓,并都以部为姓。其中,白姓包括完颜、夹谷、裴满、徒单、乌古论等姓氏;黑姓中包括唐括、蒲察等姓氏。分布于乌兰察布境内的可知有夹谷氏。女真人以喜鹊为图腾。
        女真人的家庭情况是生子年长即异居,结成新的独立小家庭,但与大家庭关系密切,构成以旧的大家庭为中心包括了众多的小家庭。到金朝中晚期,逐渐被独立个体家庭取代。
        衣食住行:女真人的服装以皮、布为主,有衫、裳、裘、帽、袜等。上衣短而左衽,妇女上衣被称之为大袄子,皆无领。金朝建立后,女真的服装已与宋朝人的服装相似,只是以左衽为异。妇女辫发为盘髻,男子则辫发垂后,男女皆爱佩耳饰、环坠等。
        女真人的食物以农作物和渔猎业收获为主,此外还有畜产品,主食有馒头、饼等。蔬菜有葱、韭、蒜、芹、蔓菁、萝卜和各种山野菜。他们已经掌握了制作酒和酱的方法,饮料有茶、酒、乳等。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后才有建房之制。出行也是以马代步,有驿路从宣宁县境内经过,并有车用于陆路交通。
        其它习俗:金朝建立后,女真人学会了诊病治剂的医学,实行入棺土葬,各家族皆有各自的墓地,送葬后,亲族会集以刀划面,谓之为“送血泪”。
        金朝有正旦、寒食、立春、重午、立秋、元宵等节日,也允许人在正月十六“放偷”一天。有对山川封祀及请萨满祈子等习俗,后来逐渐夹杂了辽、宋的礼仪。
        女真人的娱乐活动主要有:角抵、射柳、击鞠和围棋、双陆等,并有“抛雪”的特有传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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