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先生曾经在《明清史讲义》中针对民初某些视清朝为仇敌的“浅学之士”说过一段话:“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孟先生所虑乃在于清末革命以反满为口号，作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燃料，民国肇建之后学者极易延续其情绪化的思路，以致丧失史家应有之洞识能力。孟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即使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大史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讥刺清朝为“部族政权”，与前代汉人王朝的特质迥异。其实内心和骨子里持续激荡着的仍是“夷夏之辩”的传统思绪。民族差异导致统治者在掌控历史之态势时必然昭显出优劣之别，此情结蓄积已久，清史研究者在审视清朝的整体作为时，即使对其制度举措略有正面评价，也往往视之为汉人王朝格局的余绪而已，甚至以之作为清朝建构合法性的最重要理由，此乃是“汉化说”的由来。
▲孟森先生
传统清史研究比较关注宫廷政争中的复杂纠结状态，特别是帝王对满汉官员统治策略的布局及其调整，其原因是一方面内阁大库档案保存的实录和各类文件相当完整，能够为揭示宫廷政争的内幕提供翔实亲近的史料。另一方面，对明代朋党聚集，讲学过盛的担忧，又使得帝王倍加关注如何处理好自身与近臣的关系以及满汉朝臣之间的关系。对史家而言，他们常常是根据研究对象显形的丰富性与开掘程度，才能决定自身思考的方向与深度，而非预先设想出理论分析架构去裁量史实，清代档案又披露出皇帝与近臣沟通交流所使用的“密折”制度的相关史料，为历朝记载所无，展示出皇帝与近臣关系相当私人化的一面。故宫廷内斗成为清史研究最显赫的视“点”，乃是事出有因。康熙斗一鳌拜、平三藩，雍正篡位秘闻的流行与澄清，乾隆帝平定张廷玉、鄂尔泰之争，均成为清代政治史处理的焦点问题。
与此同时，满汉一体“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又常常被释读为汲取汉人经验的后果。以此连缀起清朝和前朝(主要是明朝)的关联线索。此乃是缀珠成线的叙述策略。近几年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漠视宫廷斗争的意义，而刻意强调清代宫廷制度与统治秩序的非汉族特征，如罗友枝就从官廷物质文化和宫廷礼仪的角度全面展示清朝的“满族性”。其目的就是要剪断清朝与明代的连线关系。“新清史”特别强调“大一统”扩展方略在统摄多民族于一体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整合作用，突出的是“面”(统治在空间上的延展性与包容性)，剪断的是“线”(淡化对汉族文化的传承性)。
如何评价“大一统”观念的作用一直是新旧清史聚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传统思想史的脉络中，“大一统”观念虽蕴藏着罩合宇内的恢宏内涵。却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屡屡遭到挫败。其核心症结在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形成的长期冲突对峙，迫使历代王朝边界均无法稳定准确地加以规划设置。汉唐的北部边界即开始不断处在移动之中，宋朝更面临辽金元的压迫，终为元人所灭，明朝则始终受制于蒙古瓦剌和满人的威胁，疆域控制范围相当有限。
满人人主大统的成功在于并未遵循“华夷之辩”的古训，构造出的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疆域格局，这恰是以往朝代所阙失的状态。从此点切人观察，清朝作为一种新型王朝的设计确实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化”逻辑，在不少方面确实可与前朝做出某种切割而自成一体。“新清史”把清朝止于世界历史上各类“帝国”体系中加以比较把它看作是帝国构造的一种形态进行分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如此可以避免仅仅把清朝看作是中国封闭式王朝自我嬗变脉络中的一个环节。如下面一段话即为典型的“新清史”表述:
在比较的视角下，清朝看起来更像一个殖民帝国，其形态与早期现代世界上其他的海洋或大陆帝国有关联。民族主义者却否认中国类似其他帝国，因为在“多民族国家”的支持下，他们把中国各民族视为“统一的”，而不是被征服的。继承了清代史学家遗产的传统人士同样把非汉族视为被文明优越性的力量同化到占支配地位的儒家文化中来的。二者都否认偶然性和胁迫的作用；二者都强调清朝的独有的特征。
这段话清晰地强调应该把清史纳入世界帝国的比较框架之下进行分析，这固然是个崭新的视域，不过在我看来，清朝“大一统”的治理方式更多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仅仅把军事征服与移民迁徙这两个指标作为清朝与其他帝国的扩张行为甚至近代殖民相一致的过程加以简单地类比，甚至混为一谈。所谓“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民不易其政”统治方略的实施特点显然要更加复杂。
“新清史”与'旧清史”之争是个太庞大的话题，非一言半语所能说清，但我认为，两者也共享着一个重要的特性，那就是集中处理的都是有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只不过诠释的角度有所不同。传统清史把统治合法性的成立更多归结为对前朝制度和文化的继承，是一种“线性”的思考，关注与前朝政治相交集的“有”的一面；“新清史”则更属意于新朝在政治格局的设计上与前朝发生断裂的一面，特别是认为新朝开疆拓土，整合多民族于一体的“大一统”之功绝非前朝所能比拟，强调的是前朝“无”的一面。它提示我们，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绝不可能依赖于单纯的宫廷斗争即能实现，还牵涉到复杂的族群关系调整与治理技术的更行。
传统清史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区域社会史观察路径基本上是一种把整体史缩小为区域单位加以分析的方法，即试图在地方脉络里发现“政治”的演变走向和态势。原有“政治史”的主体从宫廷皇帝与上层制度的分析转移到了相对基层的士绅阶层及其制度安排。在崇尚区域历史探索的史家看来，“地方史”研究虽以“社会史”的面目出现，其实质仍是一种缩微化的“政治史”研究，只不过是政治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尽管如此“区域社会史”研究仍常被人垢病为缺乏整体史的视野。他们自身对此的辩解是，任何政治行为的运作都必须以一定的空间作为平台，“地方”既然是一个“场域”，就可作为一个完整的具体对象加以认识，以避免总是漂浮在上层拘泥地思索帝王将相的政治举动。政治在“地方”的表现一旦揭示得更加具体，也就有望部分解决政治在“社会”这样的场域里如何进行实际运作的走向和态势问题。
然而，“政治史”研究一旦被“地方化”也会造成难以避免的困局，即从“社会”(地方)的角度观察清代历史，隐藏着一种倾向，那就是自动排除从整体的意义上理解“国家”的统治形态，而只是关注其在“地方”为单位的格局下如何片段地发生作用。“社会史”是打着反叛传统“政治史”的旗号“起事”，并“占山为王”的，所谓“眼光向下”诉求，其实就是从“国家”步人“社会”的过程。此举推到极致就会面临如下危险，即容易过度机械地使用“国家一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粗暴地把上下层打成两橛，只热心聚焦政治的“地方化”形态，而无法真正洞悉上层政治的复杂变化。因此清史研究要寻求突破，就必须既避免拘限于阐释宫廷政治和上层决策的狭路，又要避免把“政治”理解为缩微化的“地方性事务”，而必须具有整合通达的学术眼光。本卷所收文章即希望在新的探索视界下有所创获。
编排：@郑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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