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噪音是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无理挑衅！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对噪音极为痛恨，他曾这样评价噪音——“在所有的打扰的形式中，噪音是最不礼貌的一种，它不仅打扰了思路，而且还具有破坏性。”因为噪音干扰了他哲学思考，他连带着仇恨噪音发出者，一位聒噪的女裁缝因此被他推下楼梯，造成终生残疾。
而当叔本华发现有些马车夫有事没事都要甩鞭子，一记马鞭声就扼杀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就很不客气地将噪音认定为“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一种无理挑衅”。
康德，为了避开邻居家公鸡的啼鸣而搬迁。
康德辗转租住于柯城民宅，孟母三迁，康德八迁都不止。对生命有追求者，对邻居要求比较高，康德与邻居，有许多故事。
哲学需静思，康德因此视音乐为噪音，偏偏邻居有只勤勉晨鸣的公鸡。康德不堪其扰，高价买下准备一了百了。岂知该流氓邻居拿到钱后马上反悔了，康德不得不把公鸡养下去，只是这回公鸡在他自己的院子里叫了，最终康德还是选择搬家。
鲁迅：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则有过很多“恶邻”，1912 年他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日记中记录“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鲁迅为此愤恨不已，“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噪音之痛始终困扰着他，发出噪音是泯灭人性的恶行，无论是在厦门、广州还是上海。
鲁迅对他启蒙的大众似乎有些绝望，“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的，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老舍：你只有一条路，搬家！
老舍也曾饱受邻里噪音困扰，他在散文《有钱最好》中写道：您别看大家都洋服啷当儿的，讲到公德心，青岛的人并不比别处的文明。楼的建筑根本是二五八，楼板也就是一寸来厚，而楼上的人们，绝不会想到楼下还有人。
希望大家铺地毯，未免所求过奢；能垫上点席子便很难得。要赶上楼上有那么七八个孩子，那就蛤蟆垫桌腿儿，死挨。人家能把楼板跺得忽闪忽闪的动，时时有塌下来的可能。自然没人能管住小孩不走不跳，可是能够做到的也没人做。比如说椅子腿上包点布，或者不准小孩子拉椅子，这很容易吧？哼，没那回事。
你莫名其妙楼上怎会有那么多椅子，更不知道为什么老在那儿拉。你晓得楼上拉椅子多么难听，它钻脑子，叫人想马上自杀。可是谁叫你住楼下呢！你乘早不用去请求，住楼上的理直气壮。“哟，我们的孩子会闹？那可奇怪！拉椅子？我们的小孩可就是喜欢拉椅子玩。在楼上踢毽？可不是，小孩还能不玩？……楼上的人都这么和气而且近情近理。你只有一条路，搬家。
西奥多·莱辛创立“反噪音协会”
德国文化哲学家西奥多·莱辛，发表《噪音：反对我们生活中的声音》，他对包括教堂钟声、敲打地毯声在内的传统噪音，与机器、留声机、电话、汽车等现代噪音都表达了不满，不过他认为后者比前者破坏力更强，更易耗损人的精神。
随后，莱辛在汉诺威发起成立反噪音协会，并提出“安静者是高贵的”。该协会在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维也纳等地也有分支，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建筑师等的支持。
为配合协会，莱辛还创办了一份期刊，即《反对喧闹，呼吁安静权：一份反对德国经济、贸易与交通中噪音、野蛮横行而文化缺失的运动月刊》。该刊为噪音受害者提供法律建议和发牢骚的平台；支持受害者向当局请愿，分发上面印有协会口号的卡片，将那些安静住所以蓝皮书编订成册，而那些喧闹之地则很不幸地上了它的黑名单。
虽然莱辛反噪音协会的这些行动，让协会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当时协会以中产阶级为领导核心，比如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们大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多居于城区安静地带。但是，反噪音运动没有联合工人阶级，而劳作的工人正承受着巨大的噪音污染、环境污染。
终于在1911 年，因资金匮乏，且成员范围较窄，反噪音协会停止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精英化的等级思维解决噪音问题，是不能得到普遍认可的。
20世纪初的欧洲街头
量化噪音危害
1912 年前，有人做过统计，一位汽车驾驶者在十分钟内至少鸣笛50 次，每次大概要干扰50-100 人；于是，短短的十分钟内就会有2500-5000 人受到影响。这份统计虽然有些夸张，却凸显出交通信号在大众意识中的频繁性。交通噪音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残忍的暴君”。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工业和交通噪音是残忍的暴君，那一百年后的今天，来自粗制滥造的房屋楼层噪音就是“危险的健康杀手”。
邻里噪音受害者记录噪音日常
据微博网友计算，一个素质较高的楼上噪音制造者，早中晚各发出一次脚步声、一次跑跳声、一次物品掉落声以及一次拖拉桌椅声，一天共计12次噪音，一年合计4380次，如果碰到生活习惯差的，一天上百次的噪音都不足为奇，一年至少36000多次噪音，楼下要忍受数万次噪音的折磨，这种强度的噪音伤害，足以让人崩溃，也难怪邻里噪音纠纷爆发的凶杀案层出不穷。
邻里噪音对人的危害
噪音之痛
由于感官受到了过多的噪音刺激，神经衰弱成为城市居民的典型病症。早在19 世纪末，医生们已经发现，“在大城市不断增加的噪音与居民神经问题显著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原先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于水、土壤或者气味，那么世纪之交的城市焦点已经转向了噪音。噪音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对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危险的健康杀手”。
相比起莱辛在德国，反噪音运动在美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06 年，抑制非必要噪音协会创建于纽约。它同样将安静与文明等同，但噪音却只是“效率低下”，而非“粗糙野蛮”。
美国噪音题材电影《噪音判官》剧照
美国反噪音运动从一开始就将公众健康而非知识精英的安静权作为重心，为此，它先从病人和儿童的健康开始，向公众普及噪音危害，由此赢得工业与媒体支持；再将重心转向与技术进步相关或无关的非必要噪音。因为反噪音志士都已认识到，由人制造的噪音，包括喊叫、摇铃、按喇叭等才是最难控制的。
但人们早已明白，在移动性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城市噪音不可能被消除。于是，人们一直致力于培养应对噪音的能力，“现代人必须知道并思考上千件事，把他经历的多种感官印象统统吸纳”。
为了躲避马路噪音，有人被迫“睡在卫生间”；还有一些，“不满楼上大妈带孙女噪音大，男子持刀杀死老邻居”，“天津男子不满邻家噪音，上门打伤对方被判刑”。如此极端生存境遇及其导致的邻里冲突远超当年的叔本华，可见噪音的确不只是知识分子独受的“苦刑”。
密集的城市住房模式
作为一种公共危害，噪音可以控制乃至断绝、根除人的理性。
最后，抛开阶层差异，现代住宅的不隔音往往是引发邻里冲突的直接原因。早在1844 年，恩格斯就发现投机商建造的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甚至“最漂亮的最打动人的资产阶级建筑物和公共工程也是一次性的”。
为了盈利，房产商在设计墙体、楼板时远低于隔声标准，也就是说，噪音之痛可能并非源自知识精英与劳动民众之二元对立，而是关乎一个巨大的产业秘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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