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雙城記》開篇，是一段精絕的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所描繪的這個時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後，而在中国，斯时正是乾隆皇帝御宇多年，‘四海昇平’的‘盛世’。這個‘乾隆盛世’，彷佛一朵在暴風雨前夜盛開的花朵，絢爛之極，卻已是‘亢龍有悔’，不久便即黃萎，更經雨打風吹去，風流轉眼已是前塵夢影。神州後人，飽經滄桑巨變，追究起前朝的功過得失，一時毀譽各趨一極，或盛讚其開疆拓土的宏偉氣魄，或細數其專制腐朽的種種罪惡，而莫能衷於一是。其實古人智慧早已通透這一層，是非功過，原本相待而成，大美與大惡，也是如此。這乾隆盛世，又何嘗不是一個最好而最壞、智慧而愚蠢的時代呢？盛世中的人爲時代風會所推動，他們的風神氣韻，處處透著高華灑脫，只是這瀟灑背後，是否也有熟視無睹、醉生夢死的逃避呢？這樣的盛世文人，袁枚是一個代表，王文治也是。
一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蘇丹徒人。他生於雍正八年（1730），卒於嘉慶七年（1802），一生歲月幾乎都在乾隆朝度過，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詩人，書名與劉墉、梁同書、翁方綱相埒，詩歌則頗能與袁枚、趙翼、蔣士銓並稱。他的書法純爲帖學一派，風神秀逸，嫵媚多姿，時人以爲‘天下三梁（梁國治、梁同書、梁巘），不如江南一王’，又特與劉墉對舉，稱‘濃墨宰相，淡墨探花’。所謂探花，是因爲王文治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殿試一甲三名進士及第。
及第之前，王文治曾於乾隆十八年以拔貢赴試京師，得與姚鼐、朱孝純結爲至交。三人日相聚首，過的是‘酒酣歌呼，旁若無人’（王文治《海愚詩鈔序》）、‘高歌不知更漏促，酒痕往往污衣裘’（朱孝純《送王夢樓先生岀守臨安》）的生活。酒精、詩歌、音樂，血氣方剛的青年往往借以揮灑狂傲，古今中西本是一轍。只是王文治的傲氣並不像20世紀60年代的搖滾青年，在詩與樂與酒中寄託許多的叛逆與反抗。姚鼐如是描繪彼時的王文治：‘昨君新愈幸來過，依舊雄談間歌誦。短袖百尺光熊熊，未出霜縑目先送。千帆寒水下金陵，一鴈秋聲橫鐵罋。遠思瞑浦落帆還，苦怨騷人薄寒中。舊游曾對孫登嘯，新詩欲作唐衢慟。’（《王君病起有詩見和因復次韻贈之》）豪氣不少，卻絕無立心立命繼絕學開太平的責任；哀怨也多，盡是落第歸隱的牢騷。也許對於詩人不能苛責，只是比之純粹詩人的李太白、杜子美，少了那些個安世濟民的夢想，胸襟、氣度終究嫌他小。饒是這樣，王文治還是在京城中贏得了最初的聲名。
乾隆二十年，朝廷命使冊封襲任琉球國王，冊使全魁邀請王文治入幕。京城本是居大不易之地，百物騰貴之外，萬人如海，白眼如潮，此時的王文治困頓落魄，感到‘迫隘思遠遊，煩渴成內熱。何當懷抱寬，暫使樊籠脫’（《將往琉球留別諸同學》），於是慨然應允。於次年六月出洋，至乾隆二十二年二月返舟至福州。兩百多天的海外生活，固然風濤備嘗，九死一生，但是琉球諸島獨特的風土人情，以及國中親貴對他的禮敬有加，都讓他一開胸襟。這次經歷不但成就了他詩集中《海天遊草》一卷，也成爲其一生的驕傲與追憶，此後反復在詩歌中道及。
歸國後，王文治很順利地鄉試、會試連捷，高中探花，開始了數年的翰林院生涯。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考詹翰，他獲得一等一名，由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爲從五品的侍讀，第二年更被檢授爲雲南臨安府知府。知府爲從四品官，兩年間連升三級，可謂官運極佳。翰林向來清貧，卻是清華之職，詩酒生涯，正自風流；而且在中央的政治前途也大有可望。而知府雖然有大筆的養廉銀和其他收入，卻是事務官，需要相當的行政才具和官場經驗。錢泳《履園叢話》曾經記載：‘王夢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饑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初爲部屬，已經讓疏狂成性的王文治大爲不堪。又按《清史稿·地理志》，臨安府是繁（政務紛紜）、疲（赋多逋欠）、難（民刁俗悍、命盗多）三者兼具的要府，直接由毫無行政經驗的翰林侍讀出臨要府，這實在是極大的挑戰，未來仕途的窮達，就看這任知府的政績了。而王文治也表示‘無能縻廩粟，簿領敢辭頻’（《初入臨安郡》），是打算盡心爲官的。只是王文治運氣欠佳，乾隆三十年歲末起，中緬之間戰事爆發，之後便是清軍屢戰屢敗的局面。臨安雖然遠離戰場，但是兵卒、夫役、錢糧，都陡然成爲雲南各府縣的巨大負擔。王文治在詩中說‘羽書日日徵兵急，鳥道家家轉餉難’（《瑶生曲》），又描繪當時土兵傷亡之重與徵發之難，‘可憐九龍江，伏屍塞流水。縱或逃亡歸，瘴癘薰膚髓’、‘由來傷弓禽，聞弦膽即靡。太守勸諭頻，就道猶佁儗’（《止練》）。羽書征檄，已讓王文治疲于應付，三十二年初，又受命督運軍糧到永昌軍營。他崎嶇滇南，途中染上痢疾，困頓至極，回臨安的路上，王文治感歎到：‘艱難爲外吏，辛苦向兵間。拙避時流競，生從絶域還。’（《自永昌歸再過青華洞》）同年秋，王文治因屬縣錢糧虧空而漫無察知，被新任巡撫湯聘參奏，獲鐫級處分。康乾本是盛世，但是其間州縣虧空一直是普遍現象，官吏貪腐與國用頻繁，讓地方財政捉襟見肘。臨安本來就是賦稅多逋欠之地，又趕上戰事突起，地方官便於上下其手，虧空更容易出現。正巧該年正月，乾隆皇帝因湖南虧空案，嚴斥各地督撫清查下屬虧空事項，王文治便撞到了槍口上。
三年知府，‘塵務叢如蝟，官書雜似麻。邊烽俄倥偬，羽檄更紛挐’（《昆明逢朱子潁六十韻》），王文治雖然盡力而爲，但他疏狂已久，從未有實際行政經驗，想來這個太守做得一定是左拙右支。他自己也一再說‘典郡新恩豈不盛，邊陲重任殊難荷。有如猴猻入布袋，又似老兵輓官笴’（《解郡》），‘顧我誠迂闊，殊恩負渥窪。疏應幹吏牘，病合解腰緺’（《昆明逢朱子潁六十韻》），應該不只是自謙之辭。何況，初任太守即被鐫級，顯然不能算能員，未來仕途頗覺黯淡；而滇西南烽火不絕，前後兩任總督已因此得罪而死；詩友元江太守商盤也病卒在戎行之中，凡此種種，無不給予王文治強烈衝擊。思來想去，王文治稱病解官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天，三十九歲的王文治回到故鄉丹徒，從此再不復出，開始了後半生的自在生涯。
歸里後，王文治曾有四次遠遊，分別是乾隆四十年的甘肅之遊（依甘肅布政使王亶望），乾隆五十二年（探望三弟文明，依湖北布政使陳淮）、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依湖廣總督畢沅）、五十七年（探望三弟文明，依湖廣總督畢沅）的三次湖北之遊。其餘的時間，他來往於鎮江、杭州、蘇州、南京、揚州等地，與當地文人雅士、地方長官都有較密切的聯繫。後半生的王文治，把精力主要花在了三件事上：書畫、戲曲、禪修。
王文治在生前後世，始終以書名最盛。作爲帖學的代表人物，他的書法早年學趙孟頫、董其昌，於晉唐諸帖，用功很深，對董其昌更是終身服膺；中年以後，書法參用了两宋米芾、張即之筆意，卻頗被後人詬病。錢泳於《履園叢話》卷十一言到：‘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跡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這代表了後人的主流意見。書品定於人品，這話雖不必絕對視之，卻是大差不離的。王文治少年時清逸、狂傲兼而有之，狂傲本之血氣，不免與年俱衰（姚鼐《食舊堂集序》：‘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清逸則根於天性，所以‘清’之一字，行之終身，於書法、詩歌中時時顯露。清逸清妙者，往往不能堅韌剛強，是以王文治在官場上略受挫折，就全身而退，固然因爲他本來無意治國平天下，更是由於其性格使然。中年以後血氣漸退，又禪修日深，中國禪宗本來是有易於導向空疏輕易的流弊的，王文治似乎也未能免俗。他論書宗旨，推崇‘平淡天真’，以之爲董其昌至高境界，（《快雨堂題跋》中屢屢道及，如卷五‘其佳處全在天真，故率爾落筆者愈妙’。），但是既然以放縱爲禪意，其書法便免不了要由天真變得輕佻。他評論米芾書法時說：‘米書奇險瓌怪，任意縱橫，晉人之風韻，唐人之規矩，至是皆無所用之，而一往清空靈逸之氣，與右軍相印於毘盧性海中。正所謂般若如大火聚，無門可入者，以塗毒鼓作醍醐漿，用貪嗔癡爲菩提種，自非夙世真大慧根人，何能領受哉？不能呵佛罵祖，不可謂之禪；不能駕唐軼晉，不可謂之書。米公於右軍得骨得髓，而面目無毫釐相似。欲脫盡右軍習氣，乃爲善學右軍。此理吾儒亦有之，所謂反經合道是也。’（《快雨堂題跋》卷四）又說：‘米書魄力雖大，而平淡處尚有未至……香光深得右軍平澹之趣，其臨米書……米之奇肆處，又是香光平日所少。以奇肆入平澹，所以愈妙也。’（《快雨堂題跋》卷五）識見如此，師法米芾、參以禪意的張即之爲王文治所取法就不足爲奇了。姚鼐稱其詩歌‘爲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姚鼐《丹徒王君墓誌銘》），平淡不過是率意的委婉說法，其病痛正與書法一致。王文治本意是‘轉飛動爲靜深，化奇險爲平淡’，書法也好、詩歌也罷，都是如此，希望於平淡中包含奇險，卻最終滑入輕佻一路，應該說，其佛學修爲的浮薄是最重要的認識原因之一，這是時代的病痛，王文治也無法擺脫的。不過轉一層看，王文治書法的問題是放在古代書法史中比較而來，在當時他仍不失一代大家，在今天，更足令人景仰。
創作之外，王文治也精於書畫賞鑒之道，經他品題的古今書畫，登時身價培增。甚至同時畫家潘恭壽的畫作，如果沒有王文治的品題，就乏人問津。今存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八卷，就是收藏家汪承誼根据王文治的書畫題跋手稿整理編訂而成的。
至於度曲聽歌，也是王文治一生的愛好。他晚年助友人校訂刊刻《冰絲館重刻還魂記》，助葉堂審訂《納書楹曲譜》和《納書楹玉茗堂四夢曲譜》，都成爲名山之作，足見他在審音度曲上的深湛功力。而尤爲時人津津樂道的，是王文治從雲南回來以後，就‘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姚鼐《丹徒王君墓誌銘》）。這一點，取王文治《夢樓詩集》與同時人的詩文翻看，可以找到大量證據，自非虛語。只是潤筆所得盡費於家伶，就有點讓人難信了，只怕還是像清初李漁那樣，也要兼藉家伶以謀生吧。
王文治的家伶，最有名的當屬‘五雲’，錢泳曾記載其逸事：‘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緑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纖足，善歌舞，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緑雲、鮮雲遣嫁，攜素雲、寶雲至湖北，送畢秋帆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釋之。’乃薙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履園叢話》卷二十三）錢泳同時之人，又親見‘五雲’，這一則記載當是事實。按照某些思想史家的看法，袁枚大量招收女弟子是其男女平等觀念的表現，是明清啓蒙思潮的組成部份。如果根據這一說法，袁枚好友，也收有不少詩學女弟子的王文治自然也在時代的進步者之列，只是錢泳的記載卻讓這樣的判斷大爲尷尬。試問將男童裹腳爲伶，又將其轉贈權貴，這種‘男女平等’進步之處究竟何在？類似做法，不過是乾隆‘盛世’的風流點綴，卻絕非有時代感、家國憂的士人應有的行爲。由此倒是提示我們，對王文治也好、袁枚也好，評判時恐怕需要更全面審視其生平，而非急著下判語。
王文治在生前給许多人留下最深刻的直觀印象，恐怕還不是書法、戲曲之藝，而是他一邊耽於繁華聲樂，一邊又吃齋持戒，禮佛不輟。伍子舒在《隨園詩話批註》中曾描繪他眼中的王文治：‘乾隆辛亥，余省親福建，見夢樓於京口。留飯聽戲，三日而別。其演戲用家樂約三十人，外有女子四人。所演《西樓記》、《長生殿》俱精。而夢樓僧帽儒衣朱履，興復不淺。’最後一句極富趣味。而姚鼐也在《王君墓誌銘》中記載：‘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這當然不是王文治的‘行爲藝術’，大概他是受了維摩詰的影響，想做一個自在廣大的居士菩薩吧。王文治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十歲生日前一天，在杭州天長寺中朅摩受具的，法名達無，字無餘。從此他禪修日深，最後趺坐而逝，無愧優婆塞。他對自己的佛學造詣是很自信的，自稱‘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在《快雨堂題跋》中也多出提及自己的禪學觀，筆者另輯得有關佚文多篇，讀者自可參看。今天看來，王文治的佛學造詣其實無足稱道，其作用更多表現在對自己的書法、詩歌藝術影響上，這一點，前面已有所提及，後面將再作申論。
二
王文治的风神性情，在書法、戲曲諸藝中無不處處呈露，而最能淋漓表達的，還是其詩歌。《夢樓詩集》二十四卷，是王文治生前唯一手訂的著述，共存詩1888首。王文治在今天詩名不彰，但是論當時聲名，頗曾與袁枚、趙翼、蔣士銓一爭先後，洪亮吉《北江詩話》中記載說：‘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卷五）而這一齊名，也正好說明王文治詩學近於袁枚一派。
這種接近首先是性情與身份的相近。王文治與袁枚都是以率性適意爲高的文人，看他們同樣中道辭官便可知道。作爲乾嘉時期的文人，他們感受到來自漢學家陣營極大的壓力，進而對漢學產生強烈反感。文人與學者，在職業分化的今天，盡可各行其是，不易發生衝突。但在傳統社會，本來無所謂職業化一說，文人與學者都是士人，都應該‘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詩文書畫不過都是‘藝’之一端，對於‘藝術家’，宋明理學家會指責他們玩物喪志，乾嘉漢學家則譏笑他們不究經學，不學無術。一旦漢學形成潮流，那麼明的暗的輕蔑文士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這讓後者情何以堪？第一代乾嘉漢學家如戴震、錢大昕、王鳴盛，他們大都對袁枚還保持著表面上的客氣，而漢學後輩如孫星衍、汪中、凌廷堪、焦循、江藩等人，就將這種嘲弄公開形諸言辭。比如孫星衍，這個袁枚曾經極其欣賞的詩學後輩，就因歆慕漢學而放棄詩歌專心治學，後來甚至反過來教訓袁枚。自然，袁枚也在其文字中時時表達著對漢學家不滿。而王文治正是袁枚的親密戰友。《随园诗话》中曾特别引述王氏之語以自壯聲勢：‘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决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予以爲君言是也。’（卷六）這裡，王、袁二人言外所指，恐怕正是孫星衍吧。
王文治對漢學家的厭惡之情，似乎比袁枚表現得更爲強烈。他保存在《快雨堂題跋》中的書畫題跋不過八卷，其中攻擊考據家的言辭就達十多處。如說：‘考據之學盛行，而天下無真學者，不獨鑒定書畫爲然也。’（卷一）‘沾沾焉考訂於譜錄，較量於題識，其實贋鼎在前，茫乎不辨，此好事家往往如此。’（卷六）他甚至指名道姓嘲笑翁方綱，把潘恭壽臨仿的畫作當做真蹟。書畫題跋中有如許憤激，真是大煞風景。反過來卻也說明王文治所感受的壓力之大，以考據的方法鑒定書畫與憑書畫家的經驗鑒定書畫，二者在那時一定構成某種激烈的衝突，才讓王文治如此憤憤不平。這種心態形諸詩歌，表現得更堪玩味。大概作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家西莊光祿閉戶著書圖》中，王文治大讚王鳴盛考據經史，可配享文廟，詩歌最後則說：‘賤子早休官，所事唯兒戲。脚下空萬里，眼中無一字。岀處兩何成，對公發深媿。’這固然是古人謙辭，卻失去了一貫的瀟灑，而表現得近乎自卑，由此也許可以窺見王文治面對漢學家時的心態。而在同一時期，王文治另有一首《馮巽泉太守秋釭補讀圖》詩，態度可就大不相同。詩裏說到：‘古人觀大義，卓犖無覊絆。今人泥考證，瑣屑肆爭辨。古人德與功，靑史何煥爛。今人所成就，猥鄙良可歎。說文九千言，欲了讀書案。苦伸許鄭說，寧與周孔叛。入主而出奴，掛一或廢萬。’卻是不指名地把王鳴盛等人大罵一通，與前詩兩相對照，真是趣味橫生。錢大昕有一首同題之作，大概寫於王文治之後，特別強調經濟之學而避開了文人、學者之爭，稱‘許鄭韓蘇互嘲弄，一笑任爾蠻觸爭’，最後勉勵馮巽泉‘願公恢宏經世學，補袞三殿澤八紘’（《潛研堂詩續集》卷六）。錢大昕的恬淡，反襯出王文治的焦慮。這更近於弱勢者的焦慮，可以揭示出，乾隆後期開始，江南士人集團內部所存在的巨大裂痕。這絕非僅僅是袁枚一人與漢學家的矛盾而已。
指明這一層，可以知道王文治詩學近於袁枚，一半出於天性，一半出於現實環境。正是乾隆時學術與文學的互動，推動著王文治與袁枚走到一起，形成一個鼓吹抒寫性靈的詩歌派別。王文治晚年總結自己的詩學主張說：
古人作詩以禪喻，正法眼藏難爲傳。掀天擲地逞詭變，非魔卽外徒唐捐。木有根荄水有本，詩源乃在三百篇。須知詩成樂始作，心聲闇敎金石宣。五言七言肇漢魏，近體偶儷由唐賢。百千億萬任幻化，權中有實偏中圓。宋人以文爲韻語，吹之無孔彈無弦。所欣真氣獨流動，川嶽自解生雲煙。祧唐祖宋誰作俑？如水趨下無由旋。俚詞猥語恣狼籍，僻書難字誇新鮮。高者夭斜下飣餖，風雅道塞吁可憐。繄余耽詩五十年，此心炯炯孤月懸。詞徵瓌怪非鬭力，語涉纖麗非矜妍。使事不爲示該博，刊膚非欲窮幽玄。老來禪理差有進，略倩文字相沿緣。興之所至莫可遏，性之所定誰能遷。（詩集卷二十一《題杭州朱青湖抱山堂詩集後》）
五十年詩學經驗，處處與袁枚若合符節。稍有不同處，在於王文治強調詩禪相通，認爲只要本性已定，則不妨雖興所至，其詩自有禪意。除此以外，主張詩寫真情真意，反對刻意摹古，反對詩歌賣弄學問，追求語言的修飾等等，無不與袁枚如出一轍。王文治年輩與袁枚相若，詩歌成名甚早，他的主張自然不是承襲自袁枚，而可看作有激於時代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性情相近、理論相似，但才氣與稟賦不同，所以王文治詩歌的風貌與袁枚還是大不相同的。袁詩有宋人風趣，而王詩更多唐音，姚鼐稱他‘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禹卿七十壽序》）。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這是人分唐宋，而非詩分唐宋，是王文治天性近於唐詩的緣故。
王文治詩歌有清雅與豪宕兩種風格，無論何種面貌，又都是講究法度的。袁枚論其詩云：‘彈絲吹竹譜宮商，刻意推敲格調蒼。不許神通破禪律，遺山心早厭蘇黄。’(《仿元遺山論詩》)特許其風流之中不廢格律法度。又說：‘裴晉公笑韓昌黎恃其逸足，往往奔放。近日才人，頗多此病。惟王太守夢樓能揉之使遒，煉之使警，篇外尚有餘音。’（《隨園詩話》卷七）則指出王文治重錘煉，追求遒勁、警策與篇外餘韵的特點。袁枚所舉的例子是《寄懷宋小巖兼柬曹竹虚祝芷塘四首》，中以‘棋局居然更甲子，酒壚真自邈山河’一聯最警策，‘棋局’句明用爛柯之典以自喻，暗用老杜‘聞道長安似弈棋’之意以兼喻京城，‘酒壚’句則自然承接上一句生死異世之意，追悼去世的同年董潮，當得起遒勁、警策之評。又如《歲暮遣興八首》其三：‘前明議禮有孤臣，六詔風煙寄此身。婦孺盡知張桂佞，文章未要李何論。鴻過通海無餘雪，通海有升菴先生題壁，壁今圮矣。水隔羅江不到春。典郡殊恩非謫宦，敢將詞賦擬騷人？’頷頸四句概括事功文章，今古遭際，堅貞之質、蒼涼之感自出，尾聯自抒身世之嘆，平實之中自有低徊之意，很能體現袁枚的評價。前面所舉都是七律，王文治的七律格調近中晚唐，不是明人那種專學老杜雄渾頓挫的風格。如《臯蘭秋望》：‘長城迴繞大河遙，莽莽雲天正泬寥。絕塞尙傳秦郡縣，奇功曾識漢嫖姚。征鴻中夜霜千里，牧馬西風柳萬條。羌管莫吹離别曲，江南詞客髩全凋。’雖然有壯句，但全詩風格明淨，句意承接，脈絡分明，顯得工穩有餘而氣韻不足。類似的題目，若比較李夢陽《秋望》（黄河水遶漢宫墻，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黄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横空冷戰塲。聞道朔方多勇畧，只今誰是郭汾陽），則王文治的風格特色可以看得更清楚。李夢陽此詩有意追尋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卻失之膚廓；而王文治詩卻切景切事，雖無盛大之氣，自有工穩之格。只是袁枚稱許王文治推敲格律，其實王詩法度有之，格律卻偶爾失於輕易。即如《臯蘭秋望》，首句‘繞’、‘遙’同韻澀口，同樣的毛病又出現在第五句，‘鴻中’又是疊韻，而七句‘離別曲’三字，兩個齊齒呼，一個撮口呼，調澀聲啞，實在不夠好。而此詩爲王豫選入《江蘇詩徵》，也算王文治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目了。其實前面所舉《歲暮遣興》又何嘗沒有這種遺憾呢？也可見袁枚吹捧友朋的話，確實不能盡信。
王文治的詩風，聶銑敏將其概括爲‘修潔自喜之致’（《蓉峰詩話》卷三）。這種‘修潔’，其實正是王文治性格中清雅之氣的體現，因爲清雅，所以七律不走雄渾一路。七律之外，清雅之氣在王詩中，更多也更好地表現在五言律絕和七言絕句上。沈其光稱王文治‘五言律句學王孟，最擅勝場’（沈其光《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五），大要得之。王文治的五律，有時頗能見到盛唐氣韻，如《舟夜》：‘旅客三更夜，空江萬里天。水涵星不動，帆正月同懸。遠樹攢春薺，平蕪入曉煙。近鄉無限意，倚棹未能眠。’雖略覺眼熟，倒也是首好詩。佳句如‘清江歸大海，紅日落平原’（《初夏同程衡帆韓思穆鮑雅堂飲北固山下》）、‘城壓平原逈，天低古木繁’（《過商丘訪陳澂之》）、‘樹密常疑雨，窗虚恰受風’（《次韻題黃鶴山莊》）、‘雪積大江暗，雲開衆嶺明’（《雪後初晴同左瑤圃及令子蘭城登西津閣遠眺》）、‘残日將沉海，喬林不記春’（《郭霽堂舍人招同人集吐納煙雲閣翌日蓮巢爲圖以紀其勝而系以詩余次其韻》）等等，都讓人低吟不已。不過正如沈其光所說，王文治五律風格，主要還是接近王孟的。如《八公洞納凉》：‘白雲生古洞，赤日隔林丘，松籟千山雨，泉聲一壑秋。茗香閒自酌，花落坐還流。他日誅茆處，支公爲我留。’《繁昌舊縣》：‘經旬宿江渚，過此愛淸空。山翠橫天外，煙邨落鏡中。綠陰深似雨，白鳥遠翻風。卻望維舟處，星星漁火紅。’前者似王，後者近孟，淡雅之味，盈人齒頰。但是王文治的五律，同樣有所不足。一是才力單薄，以至多有雷同，讀其五律十首之後，必有相似之感。類似‘野鍾’、‘夕陽’、‘深林’、‘清波’的詞語，‘殘’、‘尋’、‘輕’、‘迴’、‘寒’、‘蒼’、‘疏’、‘荒’這樣的字眼，滿坑盈谷，讓人生厭。此外，王文治的清雅出於錘煉，這一點同王士禛一樣；有時不免錘煉過度，卻不能自知。如‘日落暮山靜，悄然秋月生。清輝不覺遠，但與涼波平’（《東淘舟次同嚴東有家少林夜話時少林將歸寳應》），既曰‘靜’，又曰‘悄然’，既言‘清’，又道‘涼’，直把清靜變成了寒寂，這是修飾太過，用力太猛所致。錢鍾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批評阮大鋮之詩：‘余嘗病謝客山水詩，每以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逍遙之致，詞氣於詞意，苦相乖違。圓海況而愈下；聽其言則淡泊寧靜，得天機而造自然，觀其態則擠眉弄眼，齲齒折腰，通身不安詳自在。《詠懷堂詩》卷二《園居詩》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無心入恬目”，顯仿陶《飲酒》第五首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無心”猶不足，復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而峰來獻狀。強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鏡映水照，有應無情。“無心”何太饒舌，著痕跡而落言詮，爲者敗之耳。’前舉王文治詩的毛病也是這樣。類似的例子還有，如‘最愛城南路，無人自往還。孤舟殘雪岸，獨樹夕陽山’（《城南晚步》）。蓋風流自喜，而非實證平淡者，往往不免此病。
通过錘煉形成清雅的詩風，自然不是僅僅王士禛和王文治如此，只是讀罷王文治全集，頗令人感到二王的相似並非偶然，王夢樓是自覺學習過王漁洋的。比如王文治有七律《秋草》四首，就是顯然摹仿王士禛《秋柳》四首之作，如其四：‘半是霜痕半雨痕，更無人處易黃昏。明妃去日應回首，陳后愁時正掩門。荒塚泥香餘舊路，空階輦跡記前恩。秋懷旅思俱難遣，落日驅車向古原。’取昭君、陳阿嬌被棄之事以喻秋草將黃隕，又想像香塚、空階之情境以寫其哀怨與忠愛，進而用這種想像中的情態來隱喻秋草嬌柔搖曳的樣子，妙在空中著筆，似像非像，而用典在不離不即之間，恍惚迷離，正是漁洋神韻詩的故技。而漁洋空靈搖漾的詩風，也同樣能在王文治的即事寫景絕句中看到。如《丹陽口號》：‘春潮未滿客行遲，花墮清波鷺不知。一局殘棋簾乍卷，丹陽城外雨如絲。’這首詩是王文治從京赴福州出海琉球的路上所寫，將惶然迷惘的心緒都付與清波絲雨之中，正是漁洋宗風。又如《真娘墓》：‘武丘山畔石參差，不見生公講法時。一夜真娘墳下雨，桃花落盡土花滋。’其寫法與‘行人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同。所以袁枚又曾說王文治的詩風‘細筋入骨，神韻悠然’（張懷溎《夢樓選集序》），確是的評。
只是王士禛的詩風雖然講神韻，但畢竟生於易代之際，其詩中仍時時流露出‘空中傳恨’的意味，所謂興亡之感，在若有若無之間。王文治的詩卻絕沒有這一層的意蘊，有時便不免讓人感到清新淡雅之韻足以移人，而其中之意卻更加依稀縹緲。所以專學王士禛是行不通的，王文治的絕句更多還是接近中晚唐氣格，以恬淡新巧見長，且極富畫面感與質感。如《過老鷹崖》：‘立鐵陰崖背夕陽，蒼藤古木閒脩篁。盡將空翠吹爲雨，衣上猶聞掩冉香。’《安寧道中即事》：‘夜來春雨潤垂楊，春水新生不滿塘。日暮平原風過處，菜花香雜豆花香。’如果倩長於畫筆者寫出詩意圖，一定頗足觀的。而晚年之作，更加自然生動，如《板子磯》：‘板子磯頭江水淸，荻花港畔炊煙輕。斜陽已逐暮雲斂，猶向蒲帆轉處明。’究其原因，大概與王文治長於寫題畫詩有關。王文治絕句中數量最多的正是題畫詩，題畫詩貴在與畫作相應相生，寫出畫面之後的意蘊，王文治書法高妙，是以題畫最多，久而久之，其即事絕句也寫得與題畫詩一般無異，而形成自己鮮明的風格。王文治詩集傳至日本，最爲日本人欣賞的正是其絕句，日本今存宍戶逸郎編選，林安之助於明治十四年（1881）在東京刊刻的《王夢樓絕句》二卷。
中國古詩人，日本人最愛白居易，于清人则最喜李渔、袁枚，其审美趣味可知，所以他們特別看重王文治的絕句，而忽視王詩中更多體現其豪宕雄偉風格的古體與樂府歌行，也就不奇怪了。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說：‘時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奉使琉球，挾以俱往，故其詩一變，頗以雄偉見稱。’王豫《京江耆舊集詩話》云：‘侍讀天才豪縱，音節宏亮。《南詔》、《洮河》諸集中雄傑瑰麗之篇，不愧唐音。’都是稱讚王文治詩風中雄奇的一面，而這種風格主要就體現在古體和樂府歌行中。王昶在《湖海詩傳》，王豫在《群雅集》、《京江耆舊集》、《江蘇詩徵》中都選了不少這一類的代表性篇目，五言如《將往琉球留别諸同學》、《函谷關》、《登萬壽閣望華山》、《送葉書山先生歸里》、《東平道中見曹竹虚辛巳題壁詩即次其韻并以寄曹》、《南郊同黃月波作》、《潼關》、《遊顧龍山》，七言如《君馬黃》、《題畢秋帆同年倚竹圖》、《木芙蓉》、《個舊廠》、《常熟顧氏芙蓉莊紅豆樹歌》、《陳澂之招飲寓齋出其先少保于庭處士貞慧臮侯朝宗吴次尾冒辟疆諸先民遺跡見示有感東林舊事因賦長句》、《題友人南唐雜事詩後》。王昶是沈德潛弟子，王豫則在詩學上仰宗沈德潛，因此二人所選都是聲調鏗訇，篇章流動，具有盛唐氣韻的詩歌。除了上述詩歌，王文治集中的佳作還有不少，特別是在《海天遊草》、《南詔集》、《洮河集》諸集中，詩歌頗能得山川助益，跳宕之氣，鬱鬱可見。
這種跳宕之氣，在七古歌行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王文治的七古歌行是從學李白入手的，今存早期的詩歌如《登高丘望遠海》等篇，模擬太白的痕跡顯然可見。王文治最愛的是太白開闔伸縮的句法，終身樂此不疲。‘有所思，乃在碧海之曲，青雲之西。非關迢遞窮遠道，竊恐大塊以内不能稱我夙昔之襟期’（《有所思》），這是早期詩句；‘不論化狗之蒼、飛烏之赤、城頭之黑、嶺頭之白，一齊鎖入洞天中，蒸作玲瓏好顔色。我聞上古小有天中秋雨滴，媧皇煉石補秋碧。雲耶石耶誰得知，但見虚空一氣無留迹’（《飛雲洞歌》），這是中期詩句；‘人生不能餐霞乘霧逍遙五雲之仙樓，卽當浮家泛宅嘯傲五湖之扁舟……此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恐是臨風覓句欲得仍疑猜。我昔浮槎海東國，欲向九州之外窮奇特。神靈忽作兒童嬉，性命幾被蛟龍得。歸來俯視寰中江漢流，几上一杯徒湜湜。君合是米元章書畫之舫閒徜徉，又疑是歐陽子順風恬波日千里’（《舸齋圖歌爲張翊和作》），這是晚年疏放不知檢束的詩句。其實三者一脈相承，不過變本加厲，由控制變作失控而已。
除了伸縮的句法，王文治也能參用古樂府或宋人的聲調、句法成其變化。如《題趙仲穆虬髯客圖》：‘李楊宫闕俱成塵，扶餘國王尚寫眞。當時若逐太原起，僅偕褒鄂圖麒麟。四海之隅復四海，帝廢王興君莫駭。中原龍戰幾百年，天外相看如傀儡。君不見漢宫第一王眀妃，畫圖失意無容輝。琵琶出塞信豪舉，猶堪朔漠稱閼氏。人間得喪夫何有，雞口終須勝牛後。不然蓄異成闇干，操莽千秋爲賊首。趙家父子擅筆精，丹青摹繪如平生。英雄氣概已磊落，美人意態還娉婷。因知一妹亦人傑，眼底奇才能識别。盛名一代坎坷多，公卿惜不如青娥。’這首詩顯然是宋調，自不入王昶等人法眼，卻不失爲一首比較好的詩歌。最後兩句的感慨，可爲千古失意人同悲。稍微讓人覺得有些遺憾的是，詩中‘不然蓄異成闇干，操莽千秋爲賊首’的議論真是百分百‘政治正確’，卻未免平庸膚淺了點。當然這個毛病仍然是時代病，筆者後面還要分析。
至於參用漢樂府古拙句法的詩，也有佳作，如《望之蒼茫獨立圖》：‘世界不可盡，古今不可窮。風馳雲卷頃刻去，我乃偶然寄興於其中。紛紅駭綠盡在吾目，洪宮纖徵盡在吾耳。須彌大海與微塵，森羅盡在吾之身。春何爲而嬌姹？秋何爲而零謝？少何爲而昻藏？老何爲而遷化？公非詠杜老詩，亦非賦屈子辭。本來不與萬法爲對待，自覺之智誰能知？蒼狗浮雲儵故忽新，碧浪長鯨倏險忽平。孑然一絲不掛體，超出日月揚光明。吾觀此圖笑而復籲，非公壁立萬仞之巨力，安得一條拄杖自倒自起而不倩人扶！’‘春何爲’四句，於無可問處有問，正是漢人筆法；而全詩如老樹著花，繁華古拙俱見，其中自有流動之氣不可遏止，正是合漢唐爲一手的清人筆調，筆者以爲實不讓於王昶、王豫所選諸詩。
這首詩還涉及另一問題，即詩中禪意。王文治中年以後一意修禪，越到後期，越自信自己的詩歌、書法已與禪相通，論禪之語就時時見於其詩。譬如這首詩，‘一絲不掛’與‘自倒自起’都是禪宗和尚常用的話頭，其意至爲顯豁。錢鍾書先生曾經引沈德潛之語說：‘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所以著意談禪，可能反落下層。到是有時題畫寫景，於明媚淡雅中，禪意禪趣自在其中。如《爲高靑士題蓮巢寫生二種其二》：‘長夏陰陰萬綠排，杖藜轉過別峯來。方塘水靜無風動，一朵白蓮隨意開。’《湖上口號》：‘門外澄泓湖水流，門前獨樹繫漁舟。晩來放棹波心去，便似江山萬里遊。’自會心者觀之，詩中禪心自在，意趣無窮，這樣的詩句，也只有參禪有得的人才能寫出吧。
前面已經提到，王文治晚年書法，以平淡天真爲旨歸，而其詩也由瑰麗變爲平淡。這種變化關乎血氣之衰與禪修之進，王文治同時之人多已論及。如許寶善稱‘有時高潔如枯禪，有時綽約如飛仙。清奇濃淡種種各臻妙，隨物賦形無不肖。乃知君以佛法爲詩法，芥子須彌隨意造’（《放歌行贈夢樓》），法式善稱‘詩情老更狂，禪心枯未改’（《王夢樓前輩寄詩翰至》）、‘詩參書畫禪，風格似梅野’（《歎逝詩二十首·王夢樓太守》），都道出了其晚年詩歌受禪修的影響，變得更加‘狂放’，似乎高潔、綽約都是信手拈來，隨意而造，這種變化就是王文治自己所說的‘平淡天真’了。禪趣入詩之妙，前已論及，但相較而言，壞的影響恐怕更大些。這種歸於平淡天真，其實就是吃飯穿衣都是禪悟，於是錘煉、修潔之功少了，頹唐疏放的詩句自然就多了，再加上王文治‘晚年多應酬之作’（王豫《京江耆舊集》卷九），更容易流於浮滑。像‘蓮巢蓮巢好身手，收拾真空作妙有’（《陸包山花鳥小幅潘蓮巢爲唐燿卿臨倣絕似》）、‘潘郞潘郞下筆親，特爲佳士一寫真’（《潘蓮巢爲唐燿卿寫蕉林瀹茗圖余爲記之》）這樣近於兒戲的句子，一再出現；又前面提過的《舸齋圖歌爲張翊和作》那樣不知檢束的詩句在晚年也是觸目可見；更有陋劣不堪的應酬語，如‘此畫一何奇？生之家翁手所爲。筆蹟留遺重圭璧，風木回想增漣洏。古人寫眞必佳士，今之佳士佳兒是。當時但愛蘭茁芽，何意兒之所詣乃至此’（《爲吳松厓題畫像兼寄延嘯崖公子》），幾乎讓人失笑，更足令人警戒。
當然，晚年敗筆，不足以影響王文治一生的成就；不過如果要衡定王文治詩歌在乾嘉，在清代，甚至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的位置，那麼他詩歌的優長與短處就都需要拿出來曬曬。王文治詩歌的佳處，也就是他的特點，前面已分別簡述，概括言之，他轉益多師，講求法度，風格有清逸、雄傑兩種，而清氣則是貫穿始終本末。而他一生的病痛，則可以歸納爲兩個字：狹、淺。所謂淺，是王文治詩歌的性情淺、用意淺、見識淺。惲敬曾與友人談及王文治詩歌，說：‘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與徐??仙》）筆者深以其言爲然。本來詞華筆巧都是好處，但是情淺、意淺、識淺，則詩歌意蘊不豐，其味不厚，其境不深，就如同今日一眾所謂‘國產大片’，看完以後只讓人覺得‘太華’、‘太巧’。當然，筆者的比方之辭稍覺過甚，比之今日文藝作品，王文治詩歌又顯得情深意長、意蘊豐厚了。前面提到，王文治學習過王士禛，王士禛詩歌的缺點，正是詞勝於情，往往以縹緲之致，掩蓋其單薄之情。古人云情深則不壽，王文治優遊卒歲，自然難求其情深了。至於意淺、識淺，也不能不說是乾嘉的時代病。明朝皇帝是政治集權，清朝皇帝又加上了思想集權，宸語聖旨便是真理所在，全體臣民誰敢提著腦袋來懷疑呢？所以清人長於學術而短於思想，這已是後人的共識。這種情況下，一般士人的思想是淺薄的，見識也是卑下的。就像王昶、王豫所欣賞的《函谷關》、《潼關》這兩首詩，筆者就不大喜歡，不是因爲其聲調不夠流利，氣勢不夠雄壯，而是因爲其中所表現的見識實在平庸的緣故。再比如《三閭大夫廟》，也是冬烘得緊：‘天敎三户歸嬴政，鄭袖張儀俱聽瑩。誰知澤畔苦吟身，九死甘心爲同姓。殘膏賸馥倍有靈，千秋蘭芷揚芳馨。漫言詞章乃末技，本之忠孝堪爲經。可惜洛陽漢年少，才高量淺空傷悼。涉江投賦弔騷魂，遷謫雖同不同調。著書投閣爾何人？露才揚已嗤先民。試問美新貪苟活，何如哀郢遭沉淪？繄余疏賤邀殊遇，屬草三年玉堂署。一麾外擢豈飄零，夢裏春明也廻顧。扁舟夜過左徒祠，雲慘星昏月墮時。美人不見瑶臺影，香草猶聞露氣滋。’班固早就說了，屈原是‘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也就是說他忠於楚國，對君主可不夠尊重。王文治卻好像忘了這一點，以他‘忠孝’之眼看來，處處是忠孝之跡，便要借對屈原‘忠孝’的表彰以表曝對皇帝的一片忠愛赤誠，乾隆如此精明、敏感，這樣做是不是有點危險？且不說王文治對屈原、賈誼、揚雄的評價問題，僅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見識的不夠高明。
至於說狹，是指王文治詩歌內容上的貧乏狹隘。《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近2000首詩，所寫內容卻不出酬贈、行旅、即事、題畫等範圍，民瘼政情，只在出任臨安知府時的部份詩歌中有所提及，辭官以後真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類詩就絕跡了。不但如此，連詠史詩都非常少，偶爾述及古人，那就如前舉《三閭大夫廟》那樣，是不會給人以借古諷今的口實的。一篇作品的好壞，本來無關乎它的內容，只要不是反人類的，任何內容的作品都有可能成爲經典。但是一個作家是否偉大，就與他的心胸、境界密切相關了，尤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當得起‘偉大’之稱的作家，無不是胸懷天地蒼生，包融宇宙萬物的人物，所以一草一木到他筆下，也能生意盎然，一顰一笑在他腕底，儼然古今人情。乾隆後期，在上者貪腐盛行，橫徵暴斂，揮霍無度，十全武功也建立了，盛世大典也編成了，國庫也見底了，巨大的社會危機也埋好了，就等著後來的守成庸主來收穫西洋的條約、太平天國的戰火了。而此時的士風也同樣是習於苟且，恬於淫佚，作爲四民之首的士，肩負著在朝治理國家，在鄉維護地方秩序、教導民眾的責任，可是大家都在享受‘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最後繁華，有誰從詩酒生涯中探出頭來看看這千瘡百孔的國家，來關心一下國計民生呢？王文治與袁枚時時嘲笑漢學家迂腐，但是這時批判統治者‘以理殺人’的是戴震，上書直斥皇帝的是洪亮吉，大聲疾呼經世濟民的是張惠言、凌廷堪、焦循，他們無一不是漢學家。而如果用廣義的‘詩學’統攝詩詞的話，則開創常州詞派的張惠言的詩學地位必然遠高於王文治，恐怕也高於袁枚，究其原因，是心胸境界不同。
不妨插幾句題外話，筆者在整理王文治詩文集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夢樓詩集》乾嘉之際的原刻本遠比道光二十九年的翻刻本常見，而《詩集》又遠比道光十一年刊於蘇州的《快雨堂題跋》常見。江南各大藏書館，居然只有南京圖書館藏有半部《快雨堂題跋》的刻本，揚州圖書館藏有一部清末手抄本，此外，就是中科院圖書館、大連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有收藏了。就在筆者準備北上之前，驚喜發現安徽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原刻本，這才比較輕鬆地看到了原書。筆者開始時有點疑惑，很快也就想明白了。道光、咸豐時的刻本刊刻不久，就碰到太平天國戰亂，江南的刊版與書籍大都付之一炬，道咸時的書印數少，所以反不如乾嘉刻的書常見。其實《快雨堂題跋》到底流傳下來了，最遺憾的是，王文治的友人汪穀曾在嘉慶十一年在蘇州據其手稿刊成《快雨堂詩帖》四卷，其中半數詩歌是集中未收之詩，這部書筆者就至今未能訪知其收藏信息，不知它是否還存在於天壤之間。筆者插說這麼一段，是想表達一種感慨。中國的民眾一向有敬惜字紙的傳統，對文士和書籍更是敬畏有加，可是到了太平軍出來，卻是見書就燒，見了讀書人就殺，普通民眾和士人之間，到底有何等的深仇大恨呢？這仇恨又是如何種下的呢？王文治生前風流灑脫，享盡人間清福，而不肯爲芸芸眾生傷一星半點的心，身後著述卻難逃傷心民眾的一把大火，其中因果，是否值得後人深思呢？
言歸正傳，依筆者愚見，王文治的詩歌成就的確不可估之過高，限於胸襟、才氣，尚不足以在詩史上與前人、後人一爭短長。不過，就像前面已經分析的那樣，如果選出集中佳作一一解讀，卻也自有可人篇什，其清雅之氣，也足以在炎炎夏日生作紙上清風。稱王文治爲一時名家，也不爲過。乾隆詩人，後人喜愛袁枚、黃仲則，他們的詩歌的確非王文治能及，但與趙翼、蔣士銓、張問陶諸人相比，王文治自在伯仲之間，他們的優點各不相同，病痛只怕相去不遠。
三
最後，需要說明一下王文治詩文集的版本情況。
王文治的詩集，據《夢樓詩集自序》與姚鼐《食舊堂集序》，可知乾隆四十二年，朱孝純曾在揚州爲王文治編訂過一種《食舊堂集》，應該已經刻好，不過王文治‘自取視之，頗不敢信，故板已鋟而復毀’。直到乾隆六十年，王文治才手訂《夢樓詩集》付刻，並於是年五月作自序，是爲其生前手訂刊刻的唯一著述。其版本，各大圖書館館藏書目及《清人诗集叙录》、《清人別集總目》、《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等書的著錄情況基本一致，即有三個版本：乾隆六十年二十二卷本、乾隆六十年二十四卷和道光二十九年二十四卷本。前兩種都被定爲乾隆六十年刻本，其依據是該書扉頁所刻“乾隆乙卯鐫”、“食舊堂藏版”的文字，應該說，這是非常明確的版本信息。只是，筆者在整理王文治詩文集的過程中取三個本子對校一過，卻發現以上著錄信息並不準確，二十四卷本的最後刊成並不在乾隆六十年，而是在嘉慶初年。另外《續修四庫全書》據道光本影印，稱其爲補修本，也不對，應是翻刻本。
首先引起筆者疑問的是，在閱讀二十四卷本時，發現這部詩集中最晚的詩歌居然作於乾隆六十年歲末，從詩歌寫成到付刻，怎麼可能如此迅疾？詩集最後一卷《乙卯集》的卷前小序中，王文治說：“頃行年六十有六矣，歲終自訂所作，居然成卷，因以‘乙卯’名之。”這是說他編定詩集的最後部分已經是乾隆六十年歲末了。這個歲末年終不是泛稱，因為詩集中有《冬至後四日題襟館消寒小飮會者十四人以杜詩刺繡五紋一聯分韻得弱字》一詩，按是年冬至後四日大概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而這首詩後面至卷終，還有詩歌七題共17首，那麼全部完成當已進入十二月，所以詩歌的編訂也該是十二月間的事情。對於古人而言，十二月年關將至，各種事情宜盤點不宜開張。何況十二月也是人們盤點全年，吃臘八粥，過小年夜、送迎灶神，準備除夕、元旦的時候，再要將編訂的詩集付刻似乎過於匆促。從情理上講，二十四卷本的最後刻成最早應該是嘉慶元年的事。
這個推測，在與二十二卷本對校時得到證實。所謂乾隆六十年的兩個刻本，版式是完全一樣的，板框高18.7釐米，寬26.8釐米，單魚尾、白口、四周單邊，其扉頁內都是中刻‘夢樓詩集’，右上刻‘乾隆乙卯’，左下刻‘食舊堂藏板’，半頁也都是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字體也完全一樣。不同的是，二十二卷本的目次終於卷二十二，二十四卷本則增加了新的兩卷的目次。很顯然，二十四卷本是利用原來二十二卷本的書板，增刻兩卷而成的。增刻的時間則肯定在嘉慶初年，這是因爲前二十二卷中，本來不避嘉慶‘颙琰’之諱，二十四卷本則凡是避諱處都進行了剜改。如‘山前戴顒隱君宅’（《古松爲風雨所拔》）、‘周顒擬出家’（《石雲菴》），二十四卷本中，‘顒’字都脫漏左邊的‘禺‘，而單剩右邊的‘頁’。而詩集中有兩處出現‘琰’字，二十四卷本中玉字邊也都被剜掉。這自然是在嘉慶登基之後改成，而且改動時顯得很匆忙，應該是急於印刷二十四卷完帙，所以只是剜掉偏旁（顒字改得尤其可笑），而不是另刻字樣予以更換，那麼二十四卷本的刻本在嘉慶元年的可能性最大。當然，二十四卷本對原刻的改動不止避諱而已，看來王文治是細心審讀過初刻本，并做了一些校改的。如初刻《止練》‘内附良可喜’，‘可喜’二字在二十四卷本中被剜掉，形成兩個字的空白，也許是避忌‘尚可喜’的聯想吧，清人的戰戰兢兢，足見一斑。而《子潁五十爲詩贈之》中‘苦教留姓名’，原作‘名姓’，此處當押平聲韻，所以改作今文。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那麼，準確地說，最早的二十四卷本應該被著錄爲乾隆六十年初刻嘉慶元年補刊二十四卷本。
至於道光本，其卷末有張錫蕃跋語，其中已經明確說明，《夢樓詩集》已經‘詩板散佚’，是王文治之孫光傑‘檢家藏初印本重付手民’。因爲道光本的板式、字體與前兩種版本也完全一樣，所以這顯然是翻刻本。該版本被誤認爲補修本，大概是因爲王光傑的跋語中有‘印刷既多，字跡日漸漶漫，並有殘缺者’諸語。這種漫漶的重印本，筆者也曾看到，果然是大片大片的模糊脫漏。道光本在翻刻時也是做過校訂的，首先是要避道光‘旻寧’之諱，凡是‘寧’字都換用異體字代替。其他如《琉球刀歌》‘白日親天散腥雨’，改‘親天’爲‘青天’。又如《松溪五友圖詩二首》，詩只有一首，所以改題目‘二首’作‘一首’。明顯的改動處，筆者都已寫入校勘記。
除了《夢樓詩集》以外，又有汪穀刻《快雨堂詩帖》，今未見，前面已經述及。選集則有李調元之婿張懷溎所選《夢樓詩選》四卷。該選完成於嘉慶元年，其中沒有《夢樓詩集》末二卷中詩，所根據的底本應該是上年所刻的二十二卷本。又有日本人宍戶逸郎的《王夢樓絕句》二卷，前已述及。這兩種選集都是根據《夢樓詩集》而來，在輯佚與校勘上都沒有什麽價值。
王文治的文集身前沒有編訂付刻，是以無傳。汪承誼在《快雨堂題跋卷尾識語》中提到，其家藏王文治‘手稿二十冊，大約晚年著述皆在’，其中有‘序、記、志、銘諸製，凡百餘首’，準備將來整理刊刻，可惜未能刻成，這份獨一無二的手稿大約也早已付之祝融了吧。不過汪承誼倒是從這份手稿中整理出了一部八卷本的《快雨堂題跋》，主要是王文治關於書法繪畫方面的題跋之語。汪氏說：‘稿本涂乙過甚，字形往往不可識別，竊就他卷幀中手蹟比較，釐爲八卷，付諸劂氏。’刻印的時間是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因爲錄自手稿，所以《快雨堂題跋》與今存王文治手書題跋往往有文字上的異同。
《快雨堂題跋》是清代書畫題跋中有名的一種，王文治長於書法，精於鑒定，所以題跋中往往有獨到見解，不同於耳食者之言。這部書由汪承誼編訂，承誼字桐生，或作谼蓀、桐孫，安徽休寧人。此書能編成付梓，因緣於王文治晚年與汪承誼之父汪穀的密切交往。對於二人的交往，《夢樓詩集》與《快雨堂題跋》中保存有不少相關文字，讀者自可參看。而汪穀《快雨堂詩帖跋》云：‘余自乾隆庚戌獲交先生於吳門，以後數相過從。談藝之餘，兼味禪悅。每燒燭深坐，至丙夜不倦。或別去三數月，輒深懷念。凡題贈見寄之作，零縑寸楮，積久遂夥。’（《題跋》卷六《自臨樂毅論》後汪承誼跋所引）這就是汪家20冊王文治手稿的來源。庚戌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文治時年六十一歲，所以這批手稿基本是王文治晚年手筆。
汪穀生平，馮金伯《墨香居畫識》卷九有載：‘汪琴田穀，字心農，休寧人，少齋司馬之哲嗣也。築別墅於吳門之包衙前，與袁簡齋、王夢樓兩太史爲翰墨交，每一至吳，盤留忘返。琴田工寫蘭竹，筆法妍雅，不輕示人。少齋官九江時，嘗刻同郡名醫程國良所著《醫學心悟》，年久漫漶，琴田乃重鋟之，其留心濟世，類如此。’又盛叔清《清代畫史增編》卷二十云：‘汪穀，字琴田，號心農，休寧人， 僑居吳中。工寫蘭竹，瀟灑恬雅。日與明公賢士訂翰墨交。精鑒賞，收藏甚富。與王文治友善，愛其書法，爲摹勒石。嘉慶年卒，年六旬外。’此外李放《皇清書史》卷十八也有簡述。又據《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五六《汪沂傳》，知汪穀爲前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汪沂長子。汪氏世代行商，汪沂又得爲兩千石，是以家資鉅萬，汪穀因而移家蘇州，以收藏爲事。《快雨堂題跋》正可以看作藝術家與收藏家合作的產物。
除了道光十一年刻本，《題跋》另有清末抄本與民國初廣智書局排印本，後二者錯訛頗多，不足據以校勘。筆者只能根據前人所錄的王氏題跋與今所見王氏手蹟略作校讎。
除了整理《夢樓詩集》和《快雨堂題跋》，筆者另輯錄了王文治佚詩、佚文若干篇，及有關生平、前人評騭的資料，供讀者參考。非常感謝王平先生和他的大著《探花風雅夢樓詩》，爲筆者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與輯佚的線索。凡是王平先生已經輯錄出的佚作，筆者都已在文後予以標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王文治作爲盛世文人之一，其得失都有一定代表性，希望讀者能從此書中獲其所需。只是筆者學識陋劣，整理中錯漏之處定然很多，還望海內方家不吝指正。
庚寅新秋廿有二日述於寶山野草盈庭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