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戌边第二年

今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鹤岗以及农场的原11连90位战友汇聚在徐汇区双木林饭店，几天的雨在今天不下了，老天也为我们高兴。我们40位上海战友是东道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以赴投入接待工作，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只好多出些钱了。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非常非常高兴，见了面千言万语道不完，尤其谈到4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得1970年是我到黑龙江兵团的第2年，也是我屯垦戌边的第二年，在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春天里学会了赶牛车施肥、夏天里学会了铲地和开路架桥、秋天里学会了掰苞米、冬天里学会了打石头……

1970年初，我被派去赶牛车施肥。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首先到牛圈把牛牵到井台，打水饮牛，然后再把牛牵回去套车。套上车后把车赶到厕所边装上已经刨好的冰块送到地里。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赶着牛车，一直到晚上下班，再把牛车赶到井台，打水饮牛，然后把牛车赶到牛圈外卸车，并且把牛牵回牛圈。这工作虽然非常无聊和枯糙，但也算是轻活。碰到星期天还可以到处走走，有一次我和北京战友张同生一起去了讷河县城，买了羊皮军帽，还特地去照相馆拍照留影，我戴着新帽子一口气拍了三张，一直收藏到现在。有时我还到营里或者团里走走，每到营里，我必然去同学韩海龙处，他热情地招待我，并且还通过他认识了在营部食堂的王志祥，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到团里，我必然去同学沈龙标处，他热情地招待我，并且还还通过他认识了在工程连的王海祥、黄志龙、姚志伟和梁碧云等，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不久春去夏来，黑龙江的农忙---夏锄开始了。清晨3点就天亮了，4点就吹响了起床号，简单洗漱一下就爬上拖拉机后的拖斗。拖拉机把我们一口气送到地里，下车后在地头一字形排开，每人一根垄，大家拿起手中的锄头就铲起地来，几千米长的垄，一天来回铲二条，有时遇到长垅，一天只能铲一条，铲地看似容易，但也不是拿起锄头就能自如操作的，不掌握要领，不是草没有除去，就是把玉米苗和草一起除掉了，必须要注意苗间距离，不掌握好，玉米苗不是没有间好，就是被间掉的苗还留有根，以后还会长出来。这样等于没有铲过地。铲地的时间里又是北方天气最热的时候，太阳当头照，根本没有避阴的地方，大地上每天我们就是这样辛劳着，汗水不停地撒落在脚下，经常有体力不支的女同志被晒晕抬回宿舍。早上大约6点拖拉机才把早饭送到地里，我们就在地边的防护林里吃了早饭，然后又各就各位，拿起手中的锄头继续铲起地来，广阔的田野里，最大的麻烦是解手，男同志可以跑远点，随便找一个对方解决，女同志就难了，无奈她们只能找一个地方一帮女的用身体围圈起一个点，大家轮流在里解决方便。头上太阳当头照，地上热气腾腾，铲着铲着就拉开了距离，原先大家是一字排开，慢慢就变成稀稀拉拉一大片的了，前面和后面的可以相差几百米的距离，我们那时叫铲在最后面的是打狼，（打狼的意思就是拉在最后的人，狼来了，你要负责打。）铲不动的人也自称自己是在打狼。好在大家的团结互助精神很好，铲到头的马上自觉去帮铲得慢的人。这种活，一天做下来，累极了，腰也很久直不起来，清晨下地时没有多少时间两腿两袖就被露水打湿透了，这时又是弯腰蹬着加上湿衣粘在身上那份遭罪劲可想而之。中午拖拉机把午饭送到地里，我们又在地边的防护林里吃着食堂用马车送来的饭。吃饭后大家又各就各位，拿起手中的锄头继续铲起地来，这时候我们离开地头还有一半的距离。下午3点我们又在地边的防护林里喝水，休息20分钟。大家又各就各位，拿起手中的锄头朝着地头方向继续铲起地来，傍晚6点拖拉机就在地头等着我们，先到地头的就爬上拖斗边休息边等着我们晚到的，也有一些拿起手中的锄头来接我们的，同班的上海战友苏茂盛和姚倍华就经常来接我。直到全体都完工并且都爬上拖斗，拖拉机才把我们拉回连队。每一天铲完或捋好草地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疲惫不堪，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劳累使大家更是想念家，想念父母，想念曾经的舒适的学生时代生活，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宿舍里哭，那时的工作在今天来说可以说是难以想像。

一天正在铲地时天空忽然狂风大作，一阵倾盆大雨财天而下，庄稼地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雨，要跑，谁也跑不动，因为黑龙江的土，一见水就粘，走路土都粘得鞋都老要带掉，根本无法跑，谁也无法想顾到谁，只能让雨哗哗地下在身上，一会功夫大家全身上下湿透了，东北的雨经常是下一阵就停了，可那天的雨没有停的迹象，没有办法，连长下令回去，大家冒着大雨，踩着粘脚的土，扛着锄头慢慢往宿舍走，雨水顺着脸庞在浑身上下流淌，泥土粘着鞋顺着脚步的迈动不断地摔上在身上，不断有人鞋被土粘掉，有人索性不穿了，拿在手上。回到宿舍个个是落汤鸡，人人狼狈不堪，都成了泥人模样。本来就疲惫不堪，还要想法弄些热水，食堂热水也无法满足让这些人使用，许多人只好用凉水，湿人，湿衣鞋，宿舍还有些漏水，环境全是湿漯漯的，大家洗呀，擦啊，思家的心情更甚，许多人病了，发着烧。那时的宿舍中还有很多跳蚤，咬得人浑身上下都是极痒的块，又没有办法来解决。大家咒骂着老天，咒骂着这里，委屈，痛苦，想家，想父母，想如果现在在父母身边就不会有这样的罪受。无处可诉，无人关心，看着宿舍里到处是湿衣，湿鞋，还有许多没有洗完和没有来得及洗的衣服，看着漏水的屋顶，先是小声默默的哭泣，慢慢的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所有的女宿舍中都是哭声，男生宿舍里也在是哭，但只是默默的伤心流泪，这哭声带着知青来到这里的无奈，委屈，思家的嚎号飞向天空。夜，很晚了，大家无法睡眠，因为要照顾生病的战友，还要不断抓挠自己被跳蚤进攻而搔痒的身躯。那一晚思家的心情是长长的，是强烈的，那天的泪是最多的，最咸涩的。我们从此开始接受摔打，磨练，以后虽然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痛苦，思家的心情越来越激烈，但都被埋在了心里，因为大家知道哭泣是自己的耻辱。即便是软弱也要装作坚强，现实不需要眼泪。就这样干了不久，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原来1970年6月，黑龙江54团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到大兴安岭新帐房地区执行任务，修建一条国防公路并采伐木材。部队番号为510执勤分队，由团后勤处副处长崔九如带队，人员从各连队调集。9连派我们排去新帐房执行新的任务，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支部队。记得我们被送到了克山火车站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当天晚间又乘坐齐齐哈尔到满归的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于第3日上午到达了牙林线上的一个小站新账房站。到了那里，才发现那里还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下了汽车我们就紧忙活支帐篷建食堂，山里的景色是真美啊，笔直的红松、白花花的桦木林，到处都是野草鲜花野生蘑菇，潺潺流水的小溪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着。还是有糟糕的一面：早中晚蚊子、虾锰、小咬轮番攻击真让人受不了，许多人被订的满脸红肿，甚至去厕所都遭到叮咬，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住了下来。我在那里还意外地遇到了工程连的同学沈龙标，原来采伐基地是以54团工程连为主体的，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工程连的女子采伐班。当天晚上欢迎我们的还有大兴安岭的“虾锰”，形状像苍蝇，个头比苍蝇大的多，还带着“钩连枪”咬一口就见血。第2天上午我们就开始工作了，主要的任务就是修路，为冬季采伐做准备。大家以班为单位分工分段的干活，还有刨土装框挑土蓝的，那时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没有叫苦的，因为那时我们很年轻，还不时的念念最高指示。我们排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真是辛苦。尤其是架桥，虽然是夏天，但是大兴安岭的水仍然冷得刺骨。架桥没有材料，还要我们自己去山上砍。我们的排长是鸡西战友杨少奇，他对我挺照顾的，总是安排我做他的下手，或者打杂等等。我们的生活用品都是由54团后勤处派汽车送来的，山上本来是没有路的，完全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而且我们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自己修的路当然不能和国防公路相比。大兴安岭的夏天，雨水较多，有时下雨，雨水就从每个人的铺下淌过，由于连续20多天的大雨，后勤处派来的汽车就上不来了，眼看山上粮草已净，急得总指挥老崔头要哭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停工一天，大家上山采蘑菇，许多战友都采到了好吃的蘑菇，有的还采来了我第一次见到的猴头。我也冒着雨在深山老林中采了许多漂亮的大蘑菇，可是拿回来以后被大家挑出来许多，他们告诉我这些是有毒的，这件事情虽然让我丢了脸，但是却使我长了见识。大兴安岭的生活虽然艰苦还是非常快乐的。到了9月末在冬季还没有到来之前要提前回去一些人，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都退回连队了，留下的人员就是冬季采伐和装运木材，在留下来的战友中，我的北京战友冯燕华后来不幸殉职，今天在此表示悼念。我记得带领我们回连队的是哈尔滨战友邢茂玉，路过齐齐哈尔市，在一家旧货店里，我发现有一把小提琴只要八元钱。我就把它推荐给邢茂玉，他很高兴地买了下来。

回连队不久，黑龙江的另一个农忙活---掰苞米又开始了。和夏锄一样，起床号一响就起床，简单洗漱一下就爬上拖拉机后的拖斗。拖拉机把我们一口气送到地里，下车后在地头一字形排开，每人一根垄，大家拿起手中的土蓝就钻进地里掰起苞米来，掰满一土蓝后就把苞米堆积到一个前面的人先倒的堆里。后面专门有人赶着牛车，把一堆堆的苞米装上车。苞米都有一人多高，苞米叶子非常锋利，把我们的手和脸拉出了一道道的血印。而且一钻进地里就看不见人了，只听见“哗哗”响的苞米叶子划过的声音和“劈啪”响的掰苞米的声音。除了在地边的防护林里吃饭，休息的时间外，从清晨开始到晚上结束，我们都是在这些声音中度过的。后来发现这种掰苞米的方法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掰苞米不干净，因此就改为首先把没有掰的苞米连杆一起割下来，放成埔子，一人负责一埔，向前递进，并且有专人检查。

秋收工作结束后，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连队派我们班去北兴打石头。我们是住在老乡家里的，连里还派炊事班的庸哥去给我们做饭。我记得我们这个班除了我几乎都是北京战友：穆传平、吕彬、姚春生、张同生、喇小利、张奇顺、张廷臻、张棣年、蒋金中等。石场离住地的村子有一段距离，好像那里还有一个14连的，人家叫他“老西子”，养了一条很棒的狗。我们同老乡住对面炕。庸哥很认真地给大家做饭，烙的油饼很受大家欢迎。打石头的活很累，打眼儿，放炮，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开始那里是没有电灯的，后来才有了电灯。记得当时庸哥很感慨还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丢失了很可惜，因那篇文章写得还不错。那段时间咱们吃得不错，豆油很充足，和房东老乡处得也不错，他们家的那条狗和咱们也很好，特别是和庸哥关系更好，可能是因为总给它好吃的东西，咱们管它叫“小狗子”。当撤离的时候，老乡把那条狗送给了庸哥，它经常和庸哥在食堂，有时就爬在灶前，但是后来不知是把连长还是指导员给咬了，究竟是谁给弄死的不知道，这件事让庸哥难受了很久。在连里我和一些哈尔滨的战友交了朋友，除了庸哥三兄弟还有邢茂玉、刘明义等，年底回连队后，在12月31日那天我和邢茂玉还在学校照了合影，晚上一起吃饭，就这样我们送走了1970年，迎来了崭新的1971年。

写于2010年9月15日

作者  严隽圻  上海知识青年，中共党员，1969年5月从上海下乡到54团2营11连务农；1976年任克山农场中学英语教师、教研组长；1985年调贵州遵义农研所子弟学校，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1996年调上海宝山盛桥中学任高中英语教师，2011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