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于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我们是如何进行道德决策的？
撰文：Jorge Moll
Ricardo de Oliveira-Souza
1939年8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就在这一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写了一封可能左右战争走向以及影响人类未来的信。这封信的主题是关于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在信中，爱因斯坦这样写到：“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似乎需要我们加以谨慎处理，如有必要，将需要政府某些部门的快速行动，因此我确信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实和建议…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涵盖了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的几个关键方面：道德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忧虑之情）；对道德两难困境的认知（是否透露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的科学证据），基于实用的利弊权衡（如果是美国而非德国最终研制成功了这种武器，是否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这封信的下笔与否一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过程。
然而在道德判断中，理智和情感的关系是怎样的，有关这一重要问题，我们仍知之甚少。在对某件事进行道德判断时，情感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过程？去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新颖的洞见。Michael Koenigs[目前在美国国立神经紊乱及卒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Liane Young（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及其同事发现一些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VMPFC，位于眼眶上方的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道德两难选择时，倾向于选择前者。该研究为这一热议的辩题——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我们是如何摇摆于事实与情感之间的——又增添了几分热度。
理性道德
Koenigs、Young与其合作者一起进行了一项有关道德决策的测试。有三个组别的人群参与了测试，包括由6位患者组成的双侧VMPFC受损组、大脑其他部位受损组以及神经系统正常的对照组。所有参与测试的受试者都将面临四种决策情境。第一类包含一些“高冲突性”（这里的冲突性是指道德选择困境）和充满个人情感的道德决策情境，比如将一个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而正有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而来（这么做将导致这位陌生人死于非命），这样一来轨道下游的5名工人可幸免于难。第二类包含一些“低冲突性”和高度个人化的情境，比如一对处于冷战中的夫妇，丈夫雇人强奸了自己妻子，随后自己出面扮演好人，从而实现破镜重圆的目的。对丈夫来说，这样做是否道德呢？第三类情境仍存在道德选择困境，但决策情境是相对非个人化的，比如对一名安保人员撒谎，“借”得一艘快艇，以便向旅游者预警一场即将来袭的猛烈风暴。第四类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选择决策情境，比如为了如期达到某地，是否应乘火车而非巴士。
在清晰明确、低冲突性的个人化情境中，VMPFC受损患者的反应与对照组类似，对上文中提及的例子，众口一词的回答是“不”。当考虑一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且两难程度较高的情境时，相对与其他组的受试者，VMPFC患者更有可能赞同实用主义的决策，这会使得集体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例如为了拯救轨道下游的工人，他们将那位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的意愿更加强烈。
理智VS情感
为何VMPFC受损的患者更加偏爱实用主义的选择呢？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一特点可能归咎于一种通常所说的情感钝化（emotional blunting），这种特质常见于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当中。钝化的情感可能会使这些病人更加倾向于理智的实用主义。但是早先由Koenigs和Daniel Tranel（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开展的、有VMPFC受损患者参与的一项研究却另有见解。在这项研究中，患者们参与的测试项目是“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
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玩家会得到一笔钱。其中玩家A向玩家B提出分配这笔钱的方案。如果玩家B拒绝了分配方案，两个玩家一毛钱也得不到。对于玩家B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决策就是接受任何来自玩家A的方案，即使他或她只能得到其中的百分之一，因为拒绝即意味着一无所获。但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过于不公平的方案，因为这样的方案对自己内心的公平感是一种冒犯。在这项研究中，相对于对照组，VMPFC受损的玩家在游戏中拒绝不公平方案的几率更高。显而易见，由于这一虽不公平但却有利可图的方案对他们产生的侮辱感压过了实用主义选择，占据了上风，因此他们并未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并摒弃了那些方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完全的情感钝化及理性的实用主义似乎无法解释VMPFC受损患者的所作所为。
一篇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进展》的论文对此做了一个谨慎的解释，他们的假说认为理智与情感共同导致了道德感的产生。对于亲社会（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情感而言，VMPFC区域尤为重要。这类情感包括内疚（guilt）、怜悯（compassion）及移情（empathy，指个体把自身的情感或情绪投射到其他人或物之中，并感受其结果）等。悲伤或亲和（affiliation）等状态与其他一些机制（由VMPFC前端区域负责调节）相整合，可以促使这类情感的产生，例如重大后果的前瞻性评估。另外还发现这类情感均源自边缘系统（limbic areas，位于大脑半球腹内侧的一些皮质区以及在功能和结构上与这些皮质区关系密切的皮质下结构的总称）。功能性影像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设想。我们在2007年《社会神经学（Social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及此前的研究曾提及，VMPFC不仅在人们进行直接的道德判断时发挥作用，当人们被动地暴露于可唤起亲社会道德感的刺激因素（比如一名饥肠辘辘的儿童）中时，亦有VMPFC发挥作用。我们在2006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文章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当志愿者做出向慈善事业捐献钱财的选择（这是一个既有实用主义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的决定）时，VMPFC前部区域会牵涉其中。
虽然亲社会情感缺失（腹内侧或下侧前额叶皮质受损所致），但仍保留了体验某些与愤怒、沮丧相关的负面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更多的依赖于前额叶皮质的后部区域及皮质下连接（subcortical connection）]的能力，这些或可解释Koenigs所进行的两项结论彼此矛盾的研究。例如，参与最后通牒游戏的VMPFC受损玩家被愤怒或轻蔑等情绪所操控，做出了非实用主义的决策，拒绝了那些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然而，当面临相当困难的道德两难情境时，VMPFC患者更多的会做出实用主义的选择，原因是这些患者的前额叶皮质的腹内侧部分受损，导致他们的亲社会情感衰减缺失，这时在决策过程中，非实用主义相对于冰冷的理智便具有了优势。
道德决策并不简单
这一解释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爱因斯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前。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推动了美国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威力惊人的炸弹使数十万人送掉了性命，同时拜这些炸弹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爱因斯坦的理性认知压倒了情感因素，做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这是一种冷血的行为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爱因斯坦的理智与情感似乎在其中完美地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反映了思维、情感、移情、远见、苦闷及矛盾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复杂的道德决策所必需的。
扩展阅读：
◆Opinion: 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 J. Moll, R. Zahn, R. de Oliveira-Souza, F. Krueger and J. Grafman i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Vol. 6, No. 10, pages 799–809; October 2005.
◆Human Fronto-mesolimbic Networks Guide Decisions about Charitable Donation. J. Moll, F. Krueger, R. Zahn, M. Pardini, R. de Oliveira-Souza and J. Grafman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Vol. 103, No. 42, pages 15623–15628; October 17, 2006. ◆ 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 Michael Shermer. Times Books, 2006.
◆The Self as a Moral Agent: Linking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Agency and Moral Sensitivity. J. Moll, R. de Oliveira-Souza, G. J. Garrido, I. E. Bramati, E.M.A. Caparelli-Daquer, M.L.M.F. Paiva, R. Zahn and J. Grafman in Social Neuroscience, Vol. 2, Nos. 3–4, pages 336–352; January 2007.
◆Irrat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fter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Damage: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Michael Koenigs and Daniel Tranel i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Vol. 27, No. 4, pages 951–956; January 24, 2007. Available athttp://tinyurl.com/2uzjy3
◆Kill One to Save Many? Brain Damage Makes Decision Easier. Nikhil Swaminathan on www.SciAm.com, March 21, 2007. Available at http://tinyurl.com/27bhme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M. Koenigs, L. Young, R. Adolphs, D. Tranel, F. Cushman, M. Hauser and A. Damasio in Nature, Vol. 446, pages 908–911; April 19, 2007.
作者简介：JORGE MOLL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一个研究所中担任认知与行为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一职。RICARDO DE OLIVEIRA-SOUZA是该实验室的研究者。在这里，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利他及反社会行为的神经学基础。
道德藏身何处？
1.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在我们挣扎于道德伦理决策的漩涡中时，大脑中发生了些什么。
2.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成果。科学家们比较了神经系统正常的人与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受损的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有何不同，目前已知该区域的激活与道德感的产生相关。
3.研究发现VMPFC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道德两难困境时，更有可能做出倾向于实用主义的选择，也就是说把集体利益置于少数个人利益之上。
4.例如，为了拯救位于铁轨下游的5名工人的性命，需要将一个人推倒在飞驰而来的火车的前方。对于这种行为，VPPFC受损患者通常持赞同态度。
5.在最近的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反应表明VMPFC在亲社会情感（如内疚、怜悯及移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情感的缺失使得人们更易做出实用主义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相当令人厌恶的。
误入歧途的美德
撰文：David Pizarro
…实用主义者的愿望是充满理智的，并以实用主义为践行原则。他们的某些判断结论应当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摒弃…
——Henry Sidgwick
《伦理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1884）
理智使得我们成为有道德感的生物，这一度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与一些低等动物不同，我们把自己的做事方式上升为一系列道德准则，有时甚至会不折不扣的遵循。然而一些见解深刻的思想家，如18世纪的哲学家David Hume和Adam Smith，他们认为是一些温暖的情感——同情和怜悯——而非冰冷的逻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感。
心理学摆脱襁褓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进入了实验室阶段。目前有关道德根源的争论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眼球。Jorge Moll与Ricardo de Oliveira-Souza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关注这一领域发展的研究者大多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另一篇由Michael Koenigs，Liane Young及其同事撰写并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为这场道德源泉的长期争论添加了一点有趣的小波澜。作者的研究表明VMPFC受损的患者在进行道德决策时一以贯之的践行实用主义原则。在测试中，这些人心肠似乎十分冷酷，仅凭逻辑理性来决定他人的生死。他们的决策与其他正常受试者所做出的非实用主义决策不同，反而与一些具有反社会人格者的反应相似。
什么才是应该的选择？
Moll和de Oliveira-Souza提到，这些发现阐明了理智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相应贡献。这些结果还牵扯出一个有着更多争议的问题：在这些情境中，我们的道德判断本应是什么？在Koenigs的研究中，那些正常受试者常常由于情感因素，压抑并摒弃了实用主义选择，这是正确的决策吗？这一连串的质疑常常被充耳不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实证研究的发现在解决伦理问题上并没有发言权。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与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之间的界限是一条禁忌之线。如果反社会人格者与大脑受损患者做出的判断被普通人在道德上所厌恶，这难道不是证明普通人选择正确的最佳证据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非实用主义倾向而自豪吗？
如果不是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些并非反社会人格者，亦非大脑受损者仍然顽固地坚持实用主义选择，这样的结论似乎还站得住脚。许多既没有反社会人格，大脑也很健康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接纳了实用主义选择。对他们而言，驱使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去做善事的那些情感会使我们变得懦弱，这些情感根本不应该在道德判断中占有一席之地。
能与实用主义者为友吗？
因此这么说吧，与选择一个球队作为心中的梦之队不同，我们很难像一名球队拥趸那样，确定自己是否支持实用主义。那么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心理学面对这场争论毫无用武之地呢？
设想一下，你正从零开始，负责培育一种新的、似人的物种。你是否会剥夺这一新物种的某些大脑区域和情感反应，以使之不具有非实用主义倾向，从而确保这类物种会无条件地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正如Sidgwick在书中举例说明的那样，甚至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面对这样的选择仍有很多棘手之处。我的一位经济学家同事指出，如果你认识某人，他可以把另一人从桥上推下（即使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眼不眨心不跳。我可以跟你打赌，他绝对不会赢得“年度好父亲”的荣誉，也不会向慈善事业捐赠，更不会忠实于自己喜爱的球队。
最终，实用主义或许才是正确的道德理论。但我们希望实用主义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并非因为情感钝化（如反社会人格者或大脑受损患者），而是由于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他们不得不把那些温暖、柔弱的情感放在一边。或许有些人具备这种调控细微情感的能力，但是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尽管那些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做一名好的实用主义者需要对情感有所牺牲，这使得我们看起来像一个混蛋。
David Pizarro就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心理学助理教授一职。
众说纷纭
与大多数的博客一样，Mind Matters欢迎读者评论并提问。以下内容摘录自读者对Moll和de Oliveira-Souza及Pizarro发表的博文的跟帖。
Carol Hatcher：不，我不会为了拯救轨道下游的那5个人而将那个胖子推倒在飞驰而来的火车前。为什么呢？就物理学原理而言，在我们这个绿色地球上，试图用一个重量在200——300磅的人阻挡一列重达数千吨，并以每小时30英里速度疾驰而来的火车，那是蚍蜉撼大树。小学生都应该了解这一点，有什么人不知道的话，建议他到学校回回炉。即使抛开物理学原理不谈，我依然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如果我能利用人的身体使在铁轨上疾驰的火车停下来，那这可就不是简单的停止，而是火车失事。火车失事才是一件真正的麻烦事。火车上及火车周边的人可能受伤或丢到性命，人数要比铁轨下游的5名工人及旁观者多很多。退一步说，假设我们可以利用人体来使火车停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站台上的那个陌生的胖子，为什么不能选择铁轨上其中一名工人来做同样的事？毕竟在这个假设中存在的火车不会在同时撞上他们所有的人。最靠近火车的工人被用来使火车停止，余下的人便可获救。这是那些选择了危险职业的人与一个别无选择的人之间的对决。
没错儿，我有点儿跑题，但是道德两难困境已呈现在我的面前，需要我思考、评估并做出反应。我这么做了。如果你对周遭的物理世界一无所知的话，你有怎么能质疑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面临这一困境时所做出的选择呢？
Munish Ratanpal：我倒是很有兴趣问那些VMPFC受损患者一个问题，为了拯救铁轨下游的5名工人，他们能否以一己之力扑倒在铁轨上呢？他们富含理智的实用主义是否能强大到克服其生存本能？如果不仅仅是5名而是100名工人卷入这场生死危机中，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为了更多人能活下来，他们做出了将一名陌生人推到在疾驰而来的火车前这么酷的事情，逻辑上讲，他们自己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Mind Matters编辑David Dobbs：我来回应一下Hatcher先生提出的有关物理学的一些疑问。首先，我要澄清的是一个胖子怎样能使一列火车停下来。我相信在这个假设的伦理问题中，并非是用人的躯体来阻挡火车，而是将他推倒在铁轨上以便提醒火车司机刹车。这样一来铁轨下游的工人在不知不觉间即可获救。此外这个问题还预设你不会因为把那个陌生人推倒在铁轨上而被控谋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虚构问题，用意在于提供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而非实际问题。
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回帖时，这篇文章的其中一位作者与我在电话交流中提到了一个相似的伦理情境（只是这一情境更加棘手）：如果你和一群人正在被杀手所追杀（假设这些杀手会杀死你们中的每一个），为了保护你们这群人不被杀手发现，需要捂死一名正在哭泣的婴儿，这名婴儿与你并无任何关系，此前也并不认识，这样做是否道德呢？在真实生活中，躲避种族灭绝部队的难民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在很多例子中，父母为了拯救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杀掉或抛弃婴儿。我曾经读过——抱歉，我不记得在哪里读过了——一些人会选择丢弃那些吵闹或抚养成本高昂的婴儿以保护大家庭，另一些人则不会这么做。这说明实用主义者的选择有无限的可能，他们所面临的棘手情况也各不相同。
作为一个假设的情境，哭泣婴儿情境与站台情境略微有所不同：前者中的婴儿或早或晚都要死去（不是被你捂死就是被杀手发现后杀死），而站台上的那位陌生的胖子，如果你不推他倒在铁轨上，他会一直活着。但是哭泣婴儿情境可以让受试者面临一些与站台情境同样的困境，此外还消除了物理学问题的干扰。
Ratanpal先生想要问那些患者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一个自然且无法回避的问题。答案虽显而易见（当然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情境处理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却也非常含糊（但是为什么这一情境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对于实用主义者也是这样？）。我认为我们都已意识到在很多方面，牺牲自我与牺牲他人是不同的。我敢打赌自我牺牲的预期所激发出的不同情感及复杂运算牵涉了额外的大脑区域，这些区域与牺牲他人情境中涉及到的大脑区域有所不同。就我而言，对移情（或移情的缺失）的关注是一个由差异性引发的有趣问题。VMPFC受损患者对他人会更少的发生移情作用吗？移情是否依赖于亲社会情感，或亲社会情感由移情作用产生？抑或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尽管很多研究者在孜孜以求，试图揭开道德决策的神秘面纱，但这些情境仍然相当棘手，这些问题也很难回答。
Vivek Viswanathan：我认为这其中或许有些误解。实用主义者最有可能做的事情是投身于慈善事业，比如到非洲分发蚊帐，因为拯救生命这种善事远胜于花费金钱去享受（假设他相对比较富有）。培养一名道德完善、心智健康的孩子对人类而言是件善莫大焉的事情，如果一名父亲认识到了这一点，相信他会顺利荣膺“年度好父亲”的称号。当一个人意识到情感的好处时，他的心中或许会充满亲情、友情和爱情。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行动机械，它仅仅意味着一个人试图从现在到无限远的未来使各种情感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最大化。
而且，所有的道德都是基于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正确”的伦理系统。但是实用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构建融合了估量快乐（valuing happiness）和无限移情（infinite empathy）的观念。另外实用主义并非缺乏移情，而是充满了移情。
David Boshell：所谓道德就是永远不要站在一名实用主义者和一列火车之间。
Mind Matters是SciAmMind网站（www.SciAmMind.com）上一个由专家撰写的研讨会形式的博客。精神与大脑领域的研究者在这里讨论这些学科最瞩目的新发现。在本期，Jorge Moll与Ricardo de Oliveira-Souza一起讨论了理智与道德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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