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的合宜性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全国放假一天，举国同庆。按情感逻辑，全国人民都应当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欢庆，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这既是人民大众的意志，也是国家的意志。同样，按照这种情感逻辑，谁要不这么做，就该担上不爱国的罪名。

歌手范某，因9月3日在微博上晒娃，而没有分享阅兵的信息，遭到大量网友的攻击、谩骂。随后，范某在微博上致歉，“真是对不起，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的照片，让大家不高兴了”。范某的疏忽应该是被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盯住了，由此，挑起无知而又好管闲事的网民们掀起一场舆论骂战，并快速演变为“谁还在爱国？”、“怎么才算爱国？”、“如何更好的爱国？”等公共议题。范某本人致歉后已经释怀了，网民却站成两派，争论仍在继续。其后，被骂的还有赵某，也是因为没有“秀国家”，而是秀自己的产业。多年前，她还因为穿日本和服走秀而被“粉丝”砸。

这厢争论还没停止，9月6日，一些中国游客在泰国廊曼机场因航班延误进行抗议，并高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来看，网民并没有为游客们的此举点赞、呐喊。难能可贵的是，看到了他们打着国家旗号的矫饰，以爱国之名，行一己之私，将私人的蝇头小利过于放大，以模糊自身作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国内，遇到这样的情况，在行动的本质上，他们还会这么做。“顾客就是上帝”、商家非奸即无理的观念早已成为集体潜意识，而无论事故发生时，是否有客观原因或小概率的失误存在。

范某、赵某有没有错？因飞机延误而高唱国歌的游客们的行为值不值得赞赏？认为范某、赵某错了的和赞赏高唱国歌的游客们的行为者，无形中，都陷入了泛爱国主义的误区。爱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国家的利益受到破坏时主动用言行来进行维护的行为。爱国既包括激情行为，也包括高度理性行为。如何爱国？如何区分何谓爱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批评别人的不爱国行为？

在和平年代，爱国不再是冲动的、非理性行为，爱国更加凸显为一种已是否“合宜性”为考量的行为。

“合宜性”由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合宜性”根据的是“同情论”。斯密认为，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只有以别人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是否一致作为评判是否合宜的方式。“同情”就是把自己和别人等同起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包括人的本性中明显存在着的某种关心别人的命运和幸福的情感，也包括人们看到或想像到别人的不幸时所产生的同理的感情。斯密认为：“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并不相适应。”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社会伦理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

以“一致性的评估”来考量，范某、赵某的行为显然是不合宜的，但她们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不道德的呢？进而，理应被公众讨伐？依我看，未免小题大做了。公众真正不满的，可能还是基于这样的心理：设身处地发现他们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这些感情在个体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并不相适应。并且，因为她们是公众人物，给公众的不相适应感更为强烈。

两位明星的行为在情感上没有获得公众的“社会赞同”，高唱国歌的游客的行为获得了“自我赞同”，也没有获得“社会赞同”。这都是因为，爱国有着强烈的“合宜性”，爱国既是情感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关键时刻，更是政治问题，有着负责的从个体性到公共性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