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菜救了我的命

小时候生了场大病，矿上的职工医院束手无策，就转到省城医院儿科病房住了半年。

医生所有招数都用尽了，我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终于，在又一次病危通知书下达后的一个多星期，医生不容拒绝地要求爸妈，把孩子带回家吧，只能听天由命了。

被医生多次要求做好思想准备的我爸妈，表现很镇定。久病的好处就在这里，死神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一来二去的，就和全家人都熟起来，没那么害怕了。当然那时的我还是个小孩子，不知道死的可怕，不懂得害怕死亡。

回家后，爸爸隔两三天，就去山上挖一堆白茅根、车前草和蒲公英，洗干净加水煮了给我喝，白茅根水甜，喝得最多。

野菜水喝了两个月后，我能和爸妈一起上山看他们挖野菜了；喝了五个月后，我就挥拍在乒乓球台边了，妈妈会送野菜水送到球台边；半年后，我背起书包上学堂了，妈妈继续会在课间操时，送野菜水给我喝。

再过半年，爸爸的锄头和妈妈的水杯，就都歇息了。

对于我的奇迹痊愈，锄头都挖坏了几把的爸爸，学问和逻辑都很好的爸爸，科学又谦虚。他说我的病就是该好了，吃不吃野菜都是好了。吃野菜，病好了，只是一个偶合事件，不是因果关系；当然也感谢医院大夫，“撵”我们出院，终止了只见副作用的医院治疗；同时也归功于那时家里的积蓄，就只够买锄头挖野菜的了。

我对这几样野菜的感情，算不得深厚，该是被爸妈科学淡然的态度弱化了。没有救命恩人的感恩戴德，但有小伙伴的熟悉亲切。白茅根直接嚼着就甜丝丝的，车前草还可以连根一起，就当鸡毛毽踢。

从贵州来北京前，好多年没动锄头的爸爸，上山去挖了好多野菜晾在屋里。干透了的一大包野菜陪着我搬过两回家，都泡来喝掉了。

刚来京时，对看不到山的京城野菜，是不敢有什么期待的。后来找到北京的山之后，发现山不在高，有山就有绿，野菜远比我以为的多，只是比南方绿得晚一些。低头能挖苦菜、荠菜、苦蒜和蒲公英，抬头可采香椿、榆钱儿、柳芽和杏叶，和云贵高原一样热闹得很。还发现，美国费城的超市里，蒲公英叶子当菜卖呢。

野菜的美和好，于小小的我，算患难之交。于现在的我，算实验材料，算药食兼用的研究对象。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把对野菜的一往情深藏得密不透风的，摆出科学理性的冷冰冰样子，教育和我一样爱野菜的人，三思而后采。

在哪里采的，这是说，野菜不能在污染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采的是什么，这是说拿不准不熟悉的也才不要采，采到毒野菜悔之晚矣；采来后还要继续思，采回来怎么吃，这是说安全的野菜，用水焯一下再吃，以及悠着吃，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