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故事④
李兆建/文
1942年，台属党组织派特派员许少春北上向华中局汇报的同时，与中共浙东区委接上了关系。此时，华中局决定将台属党组织划归浙东区党委领导。1942年9月，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专程去浙东四明山向谭启龙汇报了台属党组织的情况。谭启龙考虑到台属党组织还有不断遭受破坏的可能，经请示华中局同意，台属没有暴露的个别党员骨干因工作需要留下外，将其余干部全部撤退至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
为了把干部安全撤至浙东根据地，台属共产党组织又迅速建立了一条通往四明山的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分别从临海、三门出发，经宁海、奉化，再到达浙东根据地。台属党组织派党员应为民在宁海县城杏树脚建立交通联络站，另派人在前童栅下和桑州的“同康商店”“温台大旅社”等处设立交通站，负责接待和转送干部。中共浙东区党委指派吕炳奎到奉化指导工作，在奉化尚田畈村开设了一间小杂货店作为交通联络站，并调台属交通员陆汉贤来此负责。台属各县北撤的党员干部先集中到宁海县，再装扮成小贩，由应为民分批陪送至奉化尚田畈村与奉化党组织联系，然后将北撤的人员送往四明山根据地。后来，台属党组织又派党员毛晓凤另外开辟了一条从宁海直接经宁波市区，再进入游击根据地的路线。
1942年底开始，台属的党员骨干奉命陆续秘密转移至四明山浙东根据地，先后有刘清扬、郑嘉治、王槐秋等台属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及各县的党员骨干80余人。至1943年3月，台属党组织的撤退任务基本完成。
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对台属共产党组织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獗。3月，中共仙居特派员项加兴、联络员陈洪正被捕，先后自首叛变，仙居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由于项加兴曾在临海任过职，临海的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鉴于台属地区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受中共台属特委的委派，台属总特派员秘书林尧在护送丁魁梅北上的同时，还负有向上级汇报台属党组织工作的任务。林尧到达上海，与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员谭启龙、杨斌联系上后，经谭、杨两人介绍，前往华中局所在的苏北地区。因苏北正遭日寇的扫荡，交通中断，林尧先到达苏中，在苏中区党委的帮助下，向苏北的华中局发电报，简要汇报了中共浙江省委遭破坏的情况，并请示今后如何建立浙江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关系等问题。华中局电复指示：今后浙江党组织下属各特委各自独立斗争，各特委之间切断联系，并直接与华中局联系；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并责成台属党组织将这一紧急指示转达给浙江其他特委。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还向林尧口头传达了党中央最新政治形势报告。林尧返回台州时经过新四军一师司令部驻地，受到粟裕的接见。粟裕除了解浙江党组织的情况外，还托林尧给台属党组织带回了一笔活动经费。1942年7月，林尧返回台州。
由于形势恶化，台属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已决定将党的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将台属特委划分为南北两线，采取单线联系。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负责联系临海、三门、天台、宁海、象山等地党组织，驻地三门海游，杨若谷任政治交通员。杨炎宾负责联络临海、三门并兼任三门县特派员。1942年7月林尧带着华中局的指示回到三门县海游后，台属特委研究，准备召集台属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来三门听林尧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集中的地点安排在三门海游的坝头村，会议的时间为7月19日。
7月18日傍晚，已经陆续到达三门、原定参加会议的林尧、杨炎宾、临海特派员吴瑛、宁波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应钧在坝头村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搜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等待转移去苏北的党员郏国森、陈依法、杨道彬等共7人。
此时，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和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正在坝头村对面的洋庄旁边一位秘密党员家中商讨明天会议问题。当他们听到了坝头村那边林尧住处附近传来的枪声与喊叫声，知道敌人正在进行搜捕，两位领导同志迅速转移。出于谨慎，林尧带回来的粟裕同志批转给台州地下党的一大笔经费，没有直接带到台州而是存放在上海，因此也没有落到敌人手中。
国民党军警在杨炎宾的住处搜到了一批党的文件，于是当夜就刑审了杨炎宾、林尧、吴瑛等人。杨炎宾因房子是以他名义租住的，为了保护其他同志，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拒绝回答其他逼问。林尧、吴瑛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并没有放弃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脱险后没有离开三门，而是隐蔽在下洋村的地下交通站郑永椿家，他召集了党员杨若谷、许少春、叶信亥、谢田夫等研究营救办法。经过章夏渠的努力，党组织打通关系与狱中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将信件和慰问品送入狱中，并且不断地将狱中消息传递出来。当杨炎宾等人被转移到珠岙时，党组织曾通过珠岙的地下党员陈泽元去策反看守，进行营救，但没有成功。后来，又通过地方绅士出面保释，但因杨炎宾等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保释未成。
杨炎宾等入狱后，与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敌人得知杨炎宾是三门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的真实身份后，进行了严刑拷打，逼迫杨炎宾招出其上级与下级，杨炎宾回答：“我的上级是朱德、毛泽东，下级是三门的老百姓。”面对敌人的酷刑，杨炎宾始终不屈服。
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就以三门本地人杨道彬为突破口进行劝诱。杨道彬经受不住考验，通过亲属向国民党三门县党部自首，供出一批共产党员名单。国民党中统特务杨煎坤又亲自提审陈依法，陈经不起拷打，秘密自首，供出了其他人的身份。国民党特务机关欣喜若狂，将此案列为大案，准备严加查办。11月，杨炎宾等人被押往临海的国民党专员公署。
当党组织得知林尧、杨炎宾等被押送至临海的消息后，立即着手准备在押送途中进行劫回。但是由于地下党缺少武器，力量不足，而敌人是由全副武装的军警押送，途中劫持计划难以实施。
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三门当局立即在海游、亭旁等共产党活动区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三门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党员被敌人残酷杀害。章夏渠的身份也已暴露，她只得迅速离开三门躲避到云和县，不幸染病去世。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摧残，1943年1月杨炎宾牺牲于狱中，年仅22岁。
由于坝头事件导致了台属党组织的重大破坏，台属特委指派许少春前往苏北，直接向华中局汇报。许少春先到宁波，在宁波交通站帮助下，乘船到达上海，通过台属上海交通站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在上海党组织的帮助下，许少春在江苏南通、如皋交界处找到苏中区党委，苏中区党委将他转送至苏北。许少春在苏北向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详细汇报了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和台属党组织林尧等人被捕的情况。曾山指示：台属党组织与上级党的关系，就近找苏中区的粟裕联系。许少春南返途中，在江苏如皋见到了粟裕。在粟裕那里，许少春了解到，中共浙东区党委已成立，华中局已决定将台属党组织划归浙东区党委直接领导。因此，许少春在返回台州前，途经浙东根据地，向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思一汇报了台属党组织情况及去苏北的经过。
台属党组织在浙江省委遭到破坏后，及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精神，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针与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台属党员干部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的信心。
1943年，台属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北撤苏北和浙东根据地以后，仍有少数党员留在台州坚持斗争。中共浙东区党委指派仇康阜、许少春分别负责台属南片与北片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许少春在宁海前童白岭根村以教书为掩护，联络台属北片党组织。台属党组织采用单线联络的方式，联络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党员。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台属地区只剩下宁海县前童、桑州、沙柳，三门县金鉴，天台县藤桥、迭石下，临海县东乡老厂基，黄岩县桐树坑等党支部坚持秘密活动。
1944年1月，浙东区党委指定许少春为联络员，负责整个台属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并指定应为民协助许少春工作。党组织采取灵活的方式，在敌顽力量相对集中的乡镇秘密发展党员，如黄岩县金清、温岭县新河、临海县大石等地，都有党支部的活动。
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台州的地下党组织犹如岩缝中的青松巍然挺立。在白色恐怖如暴风疾雨的袭打下，台州党的地下交通站仍然艰难地坚守着。三门县原有的党组织地下交通联络点，仍有金鉴村的金贤益家、下洋村的郑永椿家，发挥着交通联络作用，继续为党传递信息。
抗战后期，共产党在台州的活动虽然处于低潮，但各地党员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发展组织，为迎接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作积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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