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故事，是我们小时候趴在父兄的膝盖上听得心醉魂迷的英模报告；
这是一本小人书，是我们儿童时期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红色经典；
这是一首赞歌，是我们前辈转战抗争、血洒疆场的不朽音符。
在华北那座军营里当过兵，或跟随父母长大的孩子，没有人不知道安东卫连。在8.15前夕来翻看她的资料源于两点。第一：从新四军到东野，该连历任干部一批批牺牲在战场，长城爸爸是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至今他珍藏着安东卫连许多不为人知的事迹和秘密。第二：从安东卫鬼子的刺刀下唯一冲出来的二排长李宝贵，是长城爸爸的战友和好朋友。有一次，长城爸爸和李宝贵叔叔在首都北京饭店联合宴请王志甲伯伯。长城爸爸带上了我，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有着典型军人气质和略带杀气的脸庞的大英雄时，我情不自禁的躲到了长城爸爸的背后。
“我们从山东到东北，一直是搭档，也是最佳搭档”。他们相互亲密的说。
“你没去朝鲜，否则就你这冲劲不可能活着回来”。这是长城爸爸对李叔叔最贴切的评语。我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位曾参加那场打退一千多鬼子的十一次冲锋的安东卫的勇士，试图从他身上找到我课本中描述的英雄的影子，却突然发现他刚毅的嘴角上洋溢着柔和的笑容。
“小丫头，你爸爸年轻时可神气呢，黑墨镜、白衣领、文明棍，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他像《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李叔叔坐在长城爸爸的边上，继续说：“他和我一样命大”。
他们告诉我，1945年5月7日在突袭山东安东卫的日本鬼子的战斗中，二连几乎全军覆没，李叔叔是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名干部。后来八路军八旅23团在解放日照后，从各单位将最优秀的干部补充到了安东卫连。从二营将孙勤调去当连长；团宣传股长李世宣调去当指导员；唯一活下来的二排长李宝贵提升为副连长；长城爸爸因为在解放日照中，被评为城市政策模范而从8连1排长调去当了副指导员。然而，安东卫连毕竟是英雄连，她的干部也永远是冲锋陷阵的猛虎和尖刀。他们告诉我，在进入东北后，长城爸爸率领突击排与国民党王牌军作战，在一个排几乎全部牺牲的情况下，长城爸爸居然能带领通信员活了下来（后来我知道那次战斗叫兴隆岭首战新一军）。在攻打新站拉法的战斗前夕，长城爸爸被调到机炮连，他的职务由一名359旅的老红军接替，然而，这位老红军上任仅8个小时，就牺牲在新战拉法。长城爸爸严肃的说：“那次牺牲的本来应该是我”。
李叔叔走远了，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触摸到安东卫连将士的身躯，再也听不到他们厮杀日寇的呐喊。我试图在长城爸爸的相册和军史资料中寻找自戕殉国的钟家全指导员和连长的照片，但却一无所获。
“你没去朝鲜，否则就你这冲劲不可能活着回来”，我在心里默默反复播放着长城爸爸的这句话，在新四军军歌的旋律下，我打开了《军史旁编》，这是网友发送给我的，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整理和保存这些资料，也不介意在这“市场经济”“转变观念”的新形势下，这一举动会被视为一种意识的挣扎或病态的信念。我同样不知道在这茫茫人海和太平盛世的物质世界里，还会不会有人和我一样，面对这血染的姓名和燃烧的青春，会隐隐心痛和默默泣泪。
在8.15光复日的前夕，在抗日胜利65周年之际，我轻轻的唱起新四军进行曲，小心翼翼的走近他们，走近那群在烽火狼烟下挥笔血书的战士，走近与6个日本鬼子刺刀见红英勇殉国的张万新，负伤后饮弹自尽的钟家全，拉响手榴弹与5个鬼子同归于尽的刘德胜，与敌刺刀近战倒下的谢有山，还有……。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这是我们的海岸
-----李宝贵
(一)
在山东黄海之滨,有一个不上千户的小镇子,名叫安东卫。它背向九佛山，位扼海（头）青（岛）路，面对连云港。是日伪的滨海重地。
1945年5月上旬，我滨海区23团2连，为了配合军区主力的全面反攻准备，在这个小小的集镇里与日寇千余之众，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
5月6日傍晚，我2连跑步来到安东卫西南两里之隔的李庄。这里地势平坦，视界开阔。远处，那茫茫的黄海，海雀似的蓬船；近处，那滨海鱼村、盐田、苇塘一一在目。
全庄有四、五十户人家，庄内瓦房草房夹杂，院墙环绕；庄外麦地葱蔚。我们赶到这里，已经是午夜两点了。指导员钟家全同志领着我们几个排长勘探了地形，区分了任务。鸡鸣拂晓，火红的太阳从空阔的海域里露出了半边脸来，指导员指着村北院墙外的一段水沟土坎对我说：“李宝贵，支部决定把你们排放在这里，怎么样？”
指导员是个很重视历史荣誉的人。他常对我们说：“咱二连是老红军，打过硬仗，走过苦路，刺刀见得红。我们要保持长征时的优良传统。”因此，连队战士都以自己是老红军连队的战士而感到骄傲。
“二排绝不会丢红二连的脸！”我说。指导员摇了摇头，面容严肃，良久无语。他走近我们排之间，象报告又象批评我：“同志，用丢脸不丢脸来接受党的任务，对一个党员来说，又怎么够呢？根据地的人民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才夺下来沿海几个要点，为我军在山东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语音顿止。他严肃地打量着我们，又指着空阔的晨空：“体面和光荣，功劳和荣誉，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次要的，昨天我已经在团首长面前下过决心：我们红二连是党的一颗钉子，钉在哪里，摇不动，拔不掉，折不断，要和每一个同志都讲清楚，为了全局，为了全区的全胜，我们个人的，全连的小集体的一切，都要拿出来对付敌人，守住安东卫，换取胜利！”指导员的话，激昂之中带着几分急迫、沉重、紧张和不安。我到排里时天已经大亮，战士们一边啃着干窝头，一边讲述着，让识字的“秀才”们给自己写决心书。全排没有一个躺下来休息的，也没有谁把饭吃完。我有点火沁沁地喊副排长：“怎么不叫各班歇歇？”副排长是一个浓眉粗壮、寡言少语的庄稼汉子，他没有答话。战士们一双双热灼灼的眼看着我，有的同志很严肃地擦枪和拧手榴弹盖。
我一切都明白了，便小声地对战士们说：“是好战士好同志，把窝窝头吃下去，然后闭上眼睛，歇一会。”说完，我自己也狼吞起来。
但是，时间已经晚了！西边枪声响了起来。
（二）
从安东卫涌出来的千余名鬼子，象一头头野牛，与我们拼杀了三个小时，交手九次，李庄依然屹立着。五月六日上午，我二连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恶战以后的李庄，已经面目皆非了。墙院、房屋塌倒歪斜着；错纵的沟渠被大炮掘起来，海水泛滥漫流；面前麦地被硝烟熏得焦萎枯黑，塘中的芦苇被弹雨削得根拔腰折；只有几株不祛的老槐，支着遍体的弹伤，和战士们一起傲然站立在李庄之上。
我们沿着沟坎走着，想劝劝那些伤员下去休息，顺便视察一下工事修复情况。我来到了六班，看到高大的付排长谢有山同志。他右臂负伤，还在埋头挖掩体，独手作业，显得有些吃力。他见我来了，便调过身子，把负伤的手遮掩起来。在我们的队伍中，这种“埋伏”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说：“鬼家伙，放下锹来。枪不响时，你的任务就是休息。”他怔了一下，朝我微笑着说：
“你让我在鬼子面前躺下来？那可不成！”谢有山同志是孤身和四个鬼子拼杀而被砍伤的。我不知道如何说服他。此刻，他的眼球全是红的，休息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同志，何尝只是他一个人呢？
六班的刘德胜，还是个刚参军的新战士，他腰伤红肿，剧痛不止。可是他仍然爬来爬去给机枪手送弹药、压弹夹。现在他微笑着看着我。这个地主的放牛娃，在第一次残酷的激战中，面无惧色、伤无呻吟。的确，到现在为止，全排还没有一个走下去和躺下去的。
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掏出小烟袋来，装了满满的一斗烟，送给副排长，他狠狠地吸了几口，拍着脑门，精神百倍振奋，嘿嘿的笑了起来。我们想利用这个空隙，开个班长、党小组长会议，合计一下尔后的打法。不料，西边“哒哒哒……”敌人机枪响了，响得单调、突然。
副排长站起身来，一拍胸，顿脚大骂：“娘的，毁了！敌人封锁西边的小桥了！”
阵地上所有的眼睛，齐刷刷的投向了小桥，心里都默默的念着，桥！桥！桥！
（三）
小桥是我二排和连主力的结合部，也是我往返通信、运送伤员和弹药的必经之地，现在为敌人火力控制，我排不得不在此与敌孤立奋战了。如果，鬼子直接占领小桥，则我全连的后路势必完全被敌人所切断，而成为三个鼓励的小块。
目前，最困难的是没有子弹了。那个受伤的新战士刘德胜在手心上数着五发子弹，拨过来拨过去，又拉开了枪栓，凝神了半天。返过头来探问我：“排长，子弹呢？子弹！”
我望着这位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战士，他还不懂得也不习惯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办法回答，顺手从脚下捡起一块石头塞给他说：“难道这个不是武器吗？”他眼巴巴的望着我。
敌人的机枪疯狂的啸叫着，同时，西边一排阵地上响起了炮声，滚滚浓烟腾空而起。我抓住副排长的手：“老谢，敌人向一排重点进攻了”。
我们蹲下来，研究对策。决定由我带四班打上去，控制小桥，打敌人的后尾，把进攻一排的敌人返下来。
四班长陈永胜同志很是高兴，转身带着八个战士，端起刺刀，拎起手榴弹，向小桥杀过去。
桥头是一帮伪军，见我们十把刺刀，一道道白光，雄赳赳地冲上来，吓得连机枪也扔掉就逃跑了。
我们控制了小桥，一排方向的敌人，遭到我们一阵猛打以后，终于退却了。因为这里不便隐蔽，我告诉四班长，赶紧撤回原地，准备战斗。
我们刚下桥头，迎面便碰到了指导员钟家全。战士们高兴极了，以为连首长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弹药。便七嘴八舌的问起来：“指导员，我们要子弹，一发也行！”
指导员摇了摇头，朝村子划了个圆圈，带着坚定、激昂的口气说：“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四面都是敌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向上级要东西，而是上级向我们要时间。时间就是胜利。”指导员告诉我们，营里派了三连同志给我们送弹药，但中途都牺牲了。现在的问题，要么是拿战友的血去换子弹，要么是拿自己的两只手去换取胜利。他说：“情况是严重的，可是海岸是我们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党员，一个战士，明明看到胜利就在眼前，自己要去流血流汗，甚至可能看不到这场恶战的胜利。怎么办？退缩？把困难推给上级？不！同志们，如果那样，任何宏伟的理想，灿烂的未来，庄严的口号，都只是幻想，也没有革命的今天和明天……。”
钟指导员的一席话，如同猛烈的炉火，在这样残酷的困战中，熊熊地熔炼着每一个人，使一块毛铁去掉杂物，在烈火中成为好钢。刚才嚷叫着要弹药的三个战士，带着自责难言的心情望着指导员，长久站立。战士们纷纷回到岗位上，有的去加修工事，擦拭武器，有的静静地跪在负伤战友的面前，为他们整理绷带，把剩下的一口窝头和壶里的一口水喂到伤员的嘴里。副排长则独着左手，捡起地上的残瓦和石块，送给战士们来当武器。
六班长小刘，这个还带着孩子气的班长，在一块石上卡卡地磨铁锹，并朝敌人的方向投去了决以死战的目光。
此刻，钟指导员和我们简略交谈后，正用铅笔在记什么。他是个足智多谋、党性坚定的指挥员。在以往的激战中，他曾代表支部接受过十几名最优秀的工农子弟入党。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指挥上言语上责任上，一旦有粗心之处，就会再三的检查，反复研究。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置于群众和组织的规范之中。刚才小桥一度被敌人控制，他对我说：“战斗打火了，指挥员就要沉着全面。小桥一旦被敌人占领，我是要负责任的。”他转过身去，走到刚才要弹药的那个战士面前，将自己携带的一颗手榴弹，塞在他怀里。战士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背过脸谁都没有说话。
“收下，打鬼子。但是，打敌人的根本武器还不是这玩意。”说完，他迅速朝三排的阵地走去。
黄海的潮水撞击着海岸，鲁东的苍山良田农舍，在夕阳之下从容而无畏。在怒潮声中，时而夹杂着炒豆似的枪声。副排长喊我：“排长，快来，鬼子又上来了！”
（四）
黄昏的战斗达到了沸点，敌人集中了十几门小炮，对我排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阵地后面的民房着了火，火舌舔着壕沟，把我们烤得口干舌燥，如置身炉火中。在烟幕掩盖下，一百多鬼子突然窜入到我与三排之间结合部的一间小瓦房。那黑压压的钢盔蠕动着，向我们冲过来。敌人很近了，我想喊一声射击与投弹，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们根本没有弹药了。就连机枪手的弹夹里，也只有五发子弹。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束手等待，看着鬼子冲到战壕里来呀！副排长看着我痛苦的表情，凑过来说：“下命令吧，我们得赶快扑上去，用这个买卖解决。”他摇动着刺刀。
此时，烈火已遍及敌占领的小瓦房。敌人的视线恰好被大火隔断。我们趁机冲进浓烟烈火之中和敌人厮杀起来。鬼子朝屋里退去，六班的四名战士机动灵活，紧随敌人夺门夺窗而入，将敌人追杀到后院。烈火已经舔檐而起，房盖都烧着了，断砖碎瓦哗哗地从上坠落下来。鬼子嚷叫着，要破门突围。战士们用刺刀堵住门口，但是，敌人一个接一个的涌出来，刺刀怎么能解决问题！有的战士习惯性的拉起枪栓。眼看四个身体窜着火焰的鬼子，嚎叫着冲了出来，战士刘德胜拿起钟指导员送的手榴弹打开盖子，但是距离太近，根本没有拉弦待炸的时间。他情急之下，操起手榴弹，对准鬼子的头卡卡砸了起来。
屋内的鬼子进行了调整，把两个怕死的枪毙在了门口。随后，一阵乱叫，三十多把三八长刺从窗口门缝伸了出来。板壁房柱摇摇欲倒，走廊上火蛇突突，多数战士的衣服也冒着浓烟。我们的立足点处于劣势，歹毒的鬼子想把板壁推倒压住我们，我们干脆冲进去和敌人展开肉搏。为了保住阵地为友军争取时间，六班长谢有山率领七名同志，一手挡住敌人的刺刀，一手拿着燃烧着的木棒冲进屋内，没有弹药有没有弹药的打法，鬼子的枪支此时也使用不起来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的火棒在敌人群里旋转起来，满屋火星飞溅刺刀铿锵。有几个鬼子从烧穿了的后墙逃了出来，我命令机枪手射击。战士拉开枪栓两眼直瞪瞪的望着我。我望着屋内在烈火中和鬼子搅在一起的战友，心被灼痛着。天近黄昏，外面枪声大作，一匹战马穿火而来，一名手臂胸脯满是鲜血的战士滚了下来，将几个沉甸甸的子弹袋甩给了我，说：“团….团首长….送来的….., 命令你们坚持……坚持到天黑。”他顽强的将首长的命令传达完后牺牲了。这是营骑兵班李德林同志，和他一起送弹药的共四人，三人已经牺牲在了来的路上。……
我含着眼泪, 将这血染的六百发子弹分给了战士。大家默默的用颤抖的手将烈士的鲜血擦干。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敌人，屋内的鬼子逃不出来了。在火战半个多小时，房屋就要被烧塌了，那位新战士刘德胜已身负重伤，他将指导员给的手榴弹，将五名鬼子挤在了门洞上拉开了弦……。副排长谢有山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五）
晚七点多钟，三十多鬼子全部被歼灭，而我们全排也只剩七八个人。
激战后的夜晚，残火毕剥，天空交织着红绿弹道。我们活下来的七位同志，默默的拾起烈士的枪，在倒塌的房屋前，借着余火的微光挖着掩体。我命令一名战士，骑上刚才送弹药来的马，到营部去报告，感谢首长送来的子弹，并告诉首长，坚强的二排还在坚守着阵地！
我们和连部及一三排已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严峻的是，我正面的小桥及沟坎已完全被敌军占领。现在，我排唯一依托的就是跟前的断墙破壁和弹坑了。阵地大大的被缩小了，再往后退一步就是几座零落的房舍和一条直桶式的村路。从枪声里，我们判断连主力已被逼近了村舍，而且一定遭遇到了敌军主力的冲击。虽然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我二排已经完成了守备任务。可连里还没有下达转移命令，此时，谁要是后退一寸，就是对军队的和祖国的犯罪！
于是，我们继续坚守原地。重伤员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无一呻吟；轻伤的战士则紧楼着枪支警惕的随时准备继续战斗。我走到三次负伤的轻机枪手老宋的跟前说：“你应该休息一下，枪由我来操纵。”他没有吭声，从绷带下露出鼓鼓的大腿，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并将枪紧紧的抱在怀里，似乎在宣誓：谁都别想从我这里把枪拿走。我无乃的摇摇头，这是我们的士兵，是守卫祖国海岸的不屈勇士！
八点左右，敌人又趁炮击和夜色的遮盖，向我们开始了羊群围攻。我们还来不及判断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黑压压的日本鬼子已经与我们短兵相接。由于我们的地形的优势，又世事的补充了几百发子弹，就和敌军交上了火。冲上来的十几个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正在这时，去连部送信的通讯员回来了，他一下马就冲着我喊：“二排长，指导员叫你撤！” “撤？”我脑子嗡的一声，暴火怒发。我指着眼前的鬼子，狠狠的反问：“你胡来，传错一个字，我立刻枪毙你！”
这位战士对我的横暴大为震惊，痛苦的擦着脸上的汗水认真而困难的重复着首长的命令：“不错呀排长。指导员说我们的守备任务已经完成，一排和三排已经撤了，指导员说，他带领四个同志在村南的坟地里掩护我们撤退。”
“指导员掩护我们？”我们知道在众多的敌军面前，着意味着什么。指导员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自己去面对死亡的威胁。战士们不愿意走，他们已经杀红了眼。我说：“服从命令，难道我们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不是报仇和泄私恨的时候，起来，听党的话，撤！”战士们爬起身，仇恨的看着敌人的方向，搀扶着伤员，转步进村，向南转移。
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和钟指导员会合了。他带着连部的三个勤杂人员，扼守着几个坟包，以火力掩护我们。我向他汇报情况并让全排占领此地，好让他们撤离。但是，很显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撤离的意图，他们已经紧逼上来，子弹在嗖嗖横飞。指导员回过头叫道：“李宝贵，快走！误了时间，影响了战斗，我要执行纪律了！”
“不！指导员，你带领连部的同志先走！”我几乎哭着请求。
指导员顿脚踢在一块碑基上，厉声叫道：“李宝贵！”
“有！”
“撤！”他顿然一字，然后手持驳壳枪，目朝敌方不再看我。我，强忍着夺眶涌出的泪水，拖步离开坟地，迈着此生最沉重的脚步向南转移。我听到身后的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激烈。那小小的坟地，火星飞溅，敌人在嚎叫……! 我们的指导员……!
我们转过一堵围墙,视线被遮断了。枪声慢慢地稀疏起来, 然后逐逐停止,万物静寂。我们良久默立，互不言语。燃烧的火光和激战后的寂静，对于一名老战士的我，一切都清楚了。
由于二连堵住了敌人，胜利的完成了守备任务，使我主力部队一举解放了安东卫。
第二天，一位伤员归来，带来了钟指导员悲壮的最一刻的情况：为了迟滞敌人前进，掩护全连转移，四次负伤的他在拼杀了两个鬼子后，知道自己已经走不出去了，将最后一颗子弹流给了自己。他身边的四个同志，除卫生员唐光宝外也全部壮烈牺牲！
辽阔的黄海在咆哮，日夜为勇士歌唱，海岸永远是我们的，是不屈不饶的中国人民的！
编后：1945年5月7日在山东安东卫保卫战中，338团一营二连打退了一千余名鬼子的十一次冲锋，毙伤俘敌包括日本指挥官中田俊郎在内的360余敌军。《解放日报》在1945年6月10日报道了该连的英雄事迹，7月7日滨海军区颁布命令，授名二连为“安东卫连”，追认该连指导员钟家全为战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