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全国人代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周恩来总理和陈望道先生坐在了一起。被病痛折磨的周总理，紧握着陈望道的手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啊！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两位世纪老人的一番对话，给后人带来了一段什么样的国家记忆？
1975年的春节刚过，北京城此时还处在滴水成冰、数九寒冬的隆冬之中，寒风无情地拍打着道路两旁早已光秃的行道树，人民大会堂前的道路两旁的行人，也都选择急匆匆地走过，以躲避这凛冽的寒风。
这时一些心细之人，发现了今日与以往的不同之处，曾经一度沉寂的人民大会堂，如今却突然间热闹了起来。
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里里外外地忙碌了起来。再仔细打量这座雄伟庄严的巨大建筑物，人们观察到，大会堂前的门外张灯结彩，很是喜庆。楼顶上也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此情此景，让人看了不免心潮澎湃。
这在岁暮天寒的冬日里，是难得一见的亮丽景色。
这是不因为有外宾要来访，才特意装扮的，而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听闻此消息的人们都颇感意外，大家都在感叹：原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件大事。
其实，这也不怪当时的人们。第三届全国人大是何时召开的？许多人可能已经记忆模糊了，人们在脑海里思索良久，才隐约记起：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只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原本每届五年、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到此时已经整整停开了十一年之久。
张劲智是人民大会堂一名普通的服务人员。四大会议开始前的一刻，他被叫到主席台一侧的四川厅。
张劲智本以为是领导有特殊任务要安排，但当他来到大厅以后，却被眼前的情景给心慌到了：只见空荡荡的大厅里，邓颖超大姐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呆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神情显得十分落寞。
张劲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服务员，多次参加过大规模会议的服务工作。他和邓大姐很熟悉，在此之前，两人就有过多次交往。
看到邓大姐后，张劲智赶忙上前打招呼，这一次，他明显感觉到了大姐和以往有所不同。
过去邓大姐见人总是笑脸相迎，为人十分亲和友善，这让身边的人和她相处起来都十分轻松。但张劲智明显感觉到邓大姐今天心事重重，凝重的表情，表明此刻她内心的慌乱。
看到张劲智走过来后，邓大姐强打着精神，同他招了个手，很快示意对方坐到自己身边来。张劲智看到大姐今天这样的状态，内心也是十分忐忑，他侧着身子，坐到了邓大姐旁边。
“小张，听说今天是你在主席台上服务？”邓大小姐上来就问道。
“是的。”张劲智小心地回答着。
“总理近来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今天只喝了半碗粥，一点干的主食都没吃。总理发完言后，你帮忙照看着点，不要让他晕倒了。”大姐说这番话的时候，一脸的悲戚之情。
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早年的合影
听完邓大姐的话，张劲智内心一阵难过：原来总理的病情变得如此严重了。也是到这时，他才明白邓大姐为何一改往日的神态。
其实，周总理早在3年前就已经生病了，还是患上了最为凶险的癌症。
1952年5月12日，这时距离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已经2个多月。这天，周总理的保健医师张佐良从总理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第二天，周总理的化验报告被送到了张佐良手里。张医生看到报告之后，他的心不由得一沉——4个红血球！·这是在显微镜下每个高倍镜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这是危险信号，医生赶忙为总理进行了第二次检查身体。后经各大专家共同会诊，最后大家根据总理的病理检验，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那一年，周总理74岁。
确诊重症之后，周总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依旧让自己整日处在过度操劳之中。过度的疲劳，加上一再延期治疗，总理的病情开始不受控制地朝着恶化方向发展。
尤其是他的膀胱里淤积大量的血液，整日尿血，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输血，才能勉强维持身体机能的运转。当身体内的血液凝结成块状以后，堵在尿道口，导致病人每次排尿都异常的痛苦，很多次，病情发作时，他都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后来，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房间里放了一张小床，这样去做，就是为了总理病发时，能够躺在床上休息会。
这一幕大家看在心里，痛在心里，恨不得能为总理分担些病痛。
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1974年6月1日，周总理被迫住院接受治疗，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接受大小手术13次，平均算下来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往往是新伤未愈合，便又要挨上一刀。
即使病得这样严重，作为大国总理，周总理手上还有忙不完的工作。他仍旧每天在病房批阅文件，频繁会客。
此时，病房俨然已经成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这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主持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盛大的招待会，以此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周总理不顾医生的强烈劝阻，拖着病躯艰难地参加了这次庆祝会。
这一次，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了。
那天，周总理和以往一样的身姿，一样的速度，快速走向宴会厅。
“周总理来了——”
这消息响起一声惊雷，激起全场数千人暴风雨般的掌声。
几个月了，大家久未见到周总理了。今天，大家日思夜想的总理出现了，在场的人都激动极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还庆幸地以为总理此时身体已经康复了过来，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宴会开始后，大家都争前恐后地给总理敬酒。那时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只要有人来敬酒，总理都是来者不拒。
此举可是急坏了一旁的医务人员，他们是最清楚周总理病情的人，过分地激动和劳累，对此时的周总理来讲，引起的后果都是不可想象的。
据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回忆，那天是久病缠身的周总理少有的快乐时光。
后来，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叮嘱下，周总理开始带有歉意地向临近的宾客们握手告别，提前退了场。在场的人看到总理就要走了，大家都围拢过来。大家都纷纷和总理说话，想要找点借口，让总理能够多停留会，哪怕只是多呆一分钟，大家也都十分满足。
很多人此时还不清楚，总理已经身患绝症2年之久了，他们只是以为总理只是操劳过多病了，休养一段时间就会痊愈，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最后一见。
后来看着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医护人员劝阻大家，总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太过于操劳，大家还是把路让出来吧。
听了医生的话，大家极为不舍地为总理让出了一条路。
走出北京厅后，就是东大厅，总理没有选择立马走开，而是驻足停了下来，恋恋不舍地望向四周。这个宽敞明亮的大厅，过去他几乎是每天都要来这里主持会议、举行外事活动，对这里的建筑和工作人员，都十分熟悉，怀有深深地感情。
很快，就有在这工作的服务人员看到了周总理，大家围拢过来，向周总理问好。当大家看到昔日英俊潇洒的总理，如今消瘦般这样，眼眶都情不自禁地湿润了起来。
周总理安慰了大家，并和每个人交流了几句后。最终在医护人员的劝说下，总理带着不尽的回忆与深切的思念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回到了医院。
这一次，总理在公众面前又消失了很长时间。他再一次在众人面前出现，还是因为四届人大。
四届人大开幕前，当大家得知周总理届时也会参加会议，并做主要发言时，大家都兴奋极了。在当时，大家都知道总理身患重病，总理越是长时间不出现，说明病情越严重，只要老人家能出席活动，说明身体尚可，甚至还有痊愈的可能。
这是大家心底最美好的心愿。
张劲智也不例外。总理能来参加大会，让他也一度以为总理的病情已经好了。但当他听完邓大姐刚刚的一番话后，才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想到这里，之前的喜悦之情也顿时荡然无存，一份深深的责任感压在他的内心。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晚上8点，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切目光，已经77岁的周恩来总理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开始前，与会的代表们惊讶地发现，与昔日神采奕奕的形象相比，眼前的周总理简直是判若两人。他走路不再是之前的矫健步伐，取而代之的是步履蹒跚，已经到了要人搀扶的地步，那瘦削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声音里更是透露着疲惫。
在场的人看了无不感到心痛与惋惜。
谁又能想象到，周总理出席这次的四届人大，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政府报告本该由周总理主持起草，但鉴于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毛主席特地嘱咐最为熟悉周总理的邓小平代为组织起草，主席要求报告字数限制在3000字左右，以便此时已经极度虚弱的周总理能够顺利读下来。
当天，受到了邓大姐重托的张劲智，就站在主席台侧面隐蔽处，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刻观察着总理的状态。
张劲智注意到，周总理做完报告后，原本一直力挺着的腰这时完全塌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十分虚弱，整个人已经完全陷进了座位里。
总理右手伸向桌面，想要端起上面的茶杯，三指捏住把杯，却怎么也端不起来，他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迫不得已只得伸出左手，两手合力，才颤巍巍地端起了茶杯，艰难地递到了嘴边，由于手抖动地十分厉害，以至于茶水撒出来了很多，打湿了胸前的衣服。
这一幕，细心的张劲智都看在眼里，他的内心一阵悸动。周总理虚弱成这样，他却不能冲上前去帮忙，这样反而会打乱大会的节奏，换做平时，他早就冲上前去了。
如今他只能在那干看着，为此他急得直跺脚，汗水与泪水交织在一起，浸湿了他的衣衫。
人生晚年的周总理，除了需要处理繁重的国事，还要殚精竭虑地保护那些老干部，以减少动荡带来的损失。他时常拖着重病之躯，用他最后的精力，随时化解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这些已经耗尽了晚年周总理的大部分的心血。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的139天中，有9天连续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连续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19至23小时，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量，莫说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即使是身体健康的年轻小伙也熬不住。
周总理这是要在有限的晚年岁月里，竭尽可能地多做些事。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人民会永远爱戴他。这种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浓厚与深远。
自知来日无多的周总理，在本届人大代表会上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既要为今后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定调子，又要排除种种阻力，更重要的是全力举荐邓小平。
周总理深知邓小平的能力，只要把这万斤重担交给他，自己才能安心离去。
邓小平、叶剑英在四届人大上投票
周总理是个心思极为细腻之人。他一生做大事不耽搁，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同样也放不下。
这天会议停歇之际，周总理特地叫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到自己身边来。
不一会儿，走廊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嘴角略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这个老人就是陈望道，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的常委。当时，他已经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比周总理还年长个7岁。
周总理看到陈望道出现在门口后，艰难地站了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想要去搀扶，却被拒绝了。总理前倾着身体迎了上来。此刻，两位老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彼此都在打量着对方的身体。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一段时间不见，原本风度翩翩的周总理竟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总理的身体此刻单薄的就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六十一斤），这前后的对比，任凭谁看了都会感觉到心痛。尤其是总理原本柔软有力的双手，如今却变得软弱无力，双手瘦到已经能够明显地看到骨头的痕迹，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苍老、虚弱之态尽显。
陈望道晚年
陈望道看了哀伤不已，满脸的哀伤之情，他嘴唇梗动着，难过到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周总理看懂了他的心思，只是淡淡一笑，反而安慰对方说：“不碍事，这是血液不循环导致的。”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工作人员见状，赶忙给陈老泡上了一杯热茶，并盖上了杯盖。
周总理心很细，说话间还帮对方取下杯盖，示意对方先喝口热茶，润润嗓子。对方喝上一口茶后，周总理神情期待地问陈老：“怎么样，“首印本”找到了没有？”
熟悉此事的人知道，这已经不是总理第一次怎么问了。
看着满怀期待的周总理，陈老依然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还没有。”
周总理轻轻地叹了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看它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不能帮总理完成心愿喽。
周总理听后轻轻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脸上露出了十分可惜的神情。
旁人听了不知道周总理这是要找什么，但陈望道是十分清楚的，总理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的下落。
而眼前的陈望道，正是这个版本的译者。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在非常年代里，尤其是生命临终之际，周总理念念不忘最早的中文版本《共产党宣言》，意义格外深远。
临别时，周总理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我想，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不会想到，137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然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难以忘怀。当然，让他们更加难以想到的是，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翻开我党历史，你会神奇地发现，在那些开疆扩土的早期领导人身上，都留有《共产党宣言》的深深烙印。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的秋季。
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开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出于安全起见，学校对外宣称是“外国语学校”。
当时年仅22岁的刘少奇和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农、17岁的萧敬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习的教材，就是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更巧合的是，授课老师正是该书的译者陈望道先生。
青年刘少奇
那时的刘少奇还只是一个社会青年，对于是否入党，还处于观望状态。在听了陈望道的讲课后，再加上反复诵读《共产党宣言》，使他真正读懂了共产党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是怎样一个党。也是从时起，刘少奇坚定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蒋光慈等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急迫心情，来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习，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
在刘少奇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这本书对刘少奇走上革命道路的改变，不可谓不深远。
1922年9月朱德远赴欧洲，在这里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也是在这里，周恩来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还送给他了一本珍贵的礼物——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此之前，朱德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还处于启蒙阶段，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到如此新鲜而又深奥的革命真理。他像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孩子，不知道翻阅多少次，反反复复诵读了不知道多少遍，犹如醍醐灌顶。
在柏林支部，朱德常和同志们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那场景，令朱德永生难忘。
《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前进的方向。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热血青年，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南京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飘然落地。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当晚，邓小平和陈毅拂去身上的硝烟尘土，信步走进总统府图书室。
蒋介石狼狈逃窜到了孤岛台湾，败逃之前，他带走了大量的黄金珠宝，这些书籍不知是看不上，还是来不及带走，竟全都被抛弃在了这里。望着不计其数的书籍，真可谓是汗牛充栋。
两个四川老乡算是大开眼界，两人一边翻阅，一边用浓重的家乡口音交谈。
邓小平激动地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一直想着静下心来多读点书，可惜一直不得空。真的想在这图书室里不走喽。”
陈毅打趣道：我说同志哥，这可要不得噢！中山先生不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陈毅的一句话让邓小平一时间陷入了美好的憧憬当中：是的是的，赶走了老蒋，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一定要办许多学校，努力搞好教育。我们自己的学业被耽误了，可不能再耽误娃儿们的学业了。
陈毅赞许道：对头，对头，最好多给娃儿们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让他们也到国外去增长下见识。当年，我们不都是旅欧勤工俭学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嘛。
陈毅与邓小平
陈毅一边说，一边从书架的角落里抽出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小32开大小，封面是蓝色的。当他看见封面上的之后，兴奋地对一旁的邓小平说：“快看，我发现宝贝了！”
邓小平闻声赶忙凑了过去，也十分惊奇：怎么，是《共产党宣言》？
陈毅大笑过后：老蒋怎么也藏着这本禁书？难道说，他也改变信仰了？
邓小平嘲讽道：他肯定是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凭着小米加步枪，就能把他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呀，是想从这本书里找答案呢！
陈毅问：你第一次读这本书是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在法国的时候，当时是人从国内带过去的。当年我正是看了这本书，才认准了要走共产主义这条道路的。”
陈毅一听，异常惊喜，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当年，他说：“哦呦，还能怎么巧？我当年在法国，也是读了它，混乱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不单单是我，我们身边那些人，也都是受了《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才下定决心走共产主义革命这条路的。”
邓小平一拍陈毅肩膀：什么叫殊途同归？这就是啰！
两位战友听后都哈哈大笑。这段时间以来战事所带来的的疲倦感，也都在这笑声中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陈望道深知，这本《共产党宣言》对周总理来讲，意味也更加深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周总理算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批读者之一了。
1919年，21岁的周恩来，在他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那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偶然间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看到了该书。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完全沉迷于其中。
那时他还只是个初读者，对书中内容理解还十分有限。
留日时期的周恩来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在那里他有幸继续与蔡和森等人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也是在那段岁月里，周恩来领悟了其中的要领与精髓，更加坚定了要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人的决心。
1921年2月，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七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刊物，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23岁的周恩来在刊物《少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文章。周恩来在文章中激情地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6年，周恩来在他撰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文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后来的中文译文不少人耳熟能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不管时局多么艰难，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总是不离不弃，里面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要有一段闲暇时间，他都会拿出此书反复诵读，不断咀嚼消化。
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作为《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第一人，陈望道自然也受到了周总理的格外关注。每次一见到陈望道，周总理都会情不自禁地提起《共产党宣言》。
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总理郑重地向代表们介绍陈望道，还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望道连连摆手，站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对周恩来说：言重了，言重了，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且食古不化，不像您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陈望道在大会上发言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又提起了《共产党宣言》，还特意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周总理还与他交换了对翻译的一些见解。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周总理心目中的地位。
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公报》定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也接到邀请，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尼克松。
当天清晨，陈老就早早来到机场等候了。由于两年前中过风，加上毕竟已经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步伐变得十分迟缓，只能依靠拐杖勉强行走。陈望道刚站定后不久，周总理就出现了。
原来，他早就先一步等候在这里了。
周总理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他疾步走上前，静静地握住对方的手，关心他的身体近来如何，还嘱咐他出门时多穿点衣服，然后扭头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望道同志年纪大了，到机场路远，很累，
以后这种来机场迎送国宾的事，就不要他参加了，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周总理与尼克松在上海机场
陈望道听了很受感动，连忙摇着手，谢绝了总理的好意说：“不碍事，不碍事的，我身体还好，没那么娇贵！”
简单寒暄后，周总理转身就要离开之时，忽然又想起来了什么，转头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我一直惦记着它。”
此时，陈望道有点不好意思，惭愧地说：“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
周总理轻轻拍拍陈望道的胳膊：还要继续找，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陈望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上海此时正处在春寒料峭之中，室外的空气十分寒冷，人们口中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交融在一起，顷刻间就幻化成白雾。这让身处寒风中的陈望道，听了周总理的话却倍感温暖，仿佛置身于暖春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到茁壮成长，再到当家做主，经历了28个春秋。这沧海桑田的28年，《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发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经典作品。它同时被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被广泛传播。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的践行，才得以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如此绚烂的花朵。
继陈望道的中译版本问世以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了不同的译本。
但论社会影响力，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论文物史料价值，其他版本都无法与陈望道版本相比。
也正是此等原因，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念兹在兹，周总理才一辈子铭心镂骨。
这是山东省广饶县保存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全译本
1975年的秋天，陈望道译的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省广饶县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总理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时常陷入昏迷之中的他，再也无力翻阅这本促使他树立一生信仰的书了。
几个月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又过了一年多，1977年10月29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在上海病逝。
两位老共产党人，都未能再重新目睹《共产党宣言》的首印版本。
就是这册被两位老共产党人心心念念牵挂不已的中文首译版本《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在历史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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