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原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上海金源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跃进，因一起案值近3亿元的骗取贷款案，站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
检方指控，金源公司和浙江纵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纵横集团），通过虚假内贸、签订封闭循环购销合同的手法，骗取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上海分行近3亿元贷款。具体手法是：金源公司负责投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的国内贸易信用险；随后以此为贷款担保，以购买原材料需流动资金为名，向农行申请贷款；金源公司获取贷款后，以支付供应商货款为由，又将贷款转移给纵横集团。
现年52岁的周跃进，上海人氏，是近年来继张荣坤之后第二位涉案被查的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周旗下的金源公司主营进出口业务，被官方定为上海市实施“走出去”战略重点支持单位。周跃进曾拥有上海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等头衔。
当日上午的庭审，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有余。第二天上午控辩双方继续辩论，周跃进在庭审现场频频为自己辩白。
纵横设局融资
纵横集团是位于浙江绍兴的一家大型化纤民营企业，一度在全国制造企业500强中排名154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时，受巨额亏损、银行信贷收缩、民间融资不畅，以及经营不善等多种因素影响，纵横集团在当年10月爆发财务危机。
早在2008年初，大肆扩张的纵横集团已为资金紧张所困。“求钱心切、到处融资”的纵横集团董事长袁柏仁，找到周跃进商量，设计了一出借力金源的银行融资方案。
祖籍绍兴的周跃进和袁柏仁交往多年，两人自1996年就有业务合作。早期周跃进曾为袁柏仁代理进口化纤生产所需的大型成套设备，后来袁的产业越做越大，周的金源公司成立后亦长期为纵横集团代理生产原料PTA（精对苯甲酸）和MEG（乙二醇）的进口业务。
袁柏仁之所以要找周跃进协助融资，主要是看中了金源公司在中信保和银行的授信额度，以及周跃进在相关领域的人脉。
对袁来说，金源是其长期融资平台，过去主要是通过外贸信用证融资，现在则要把融资渠道扩展到通过内贸交易套取银行贷款。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相关调查结论，袁柏仁的这套融资模式即是通过虚假内贸和封闭循环购销合同，在骗取中信保担保的基础上，再骗得银行贷款，由此牵扯周跃进入案。
尽管周跃进在法庭上多番强调自己是为袁柏仁所蒙蔽，没看出合同有问题，但仍被检察机关指控为共谋骗取农行上海分行的贷款。
这一计划能够实施的关键，是周跃进顺利批得中信保的保单，此后再获得农行的贷款便顺理成章。
知情人士透露，周跃进早年曾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国有企业任职，从事外贸相关业务，后以此背景下海经商。因为这层职业背景，周跃进与中信保渊源甚深，合作始于1987年，为其首批客户之一，并与中信保相关高层相交甚笃。
前述融资计划，在金源公司和中信保、农行商谈数月后展开。起诉书显示，2008年6月，袁柏仁指使纵横集团国际贸易部经理梁炳樑，以浙江新洲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公司为“供应商”，与金源公司签订了11套价值3.35亿元的化工原料PTA、MEG销售合同。同时，金源公司再与纵横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这些合同均没有实物流转，只是相关文件单据来往，后被检方认定为虚假交易。
检方称，周跃进授意其下属刘永军，把这些交易作为投保对象，以金源公司和关联公司上海科利商务咨询公司（下称科利公司）的名义，向中信保投保5亿元的国内贸易险。
随后，金源公司再以此保单作为向农行上海分行贷款的担保。2008年7月16日，金源公司、科利公司、中信保上海分公司以及农行上海分行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并在协议条款中写明，纵横集团拖欠贷款或者破产时，中信保上海分公司将赔款，并直接全额支付给农行上海分行。
据此，在纵横资金链彻底断裂前的两个月，金源公司以虚假财务报表，分六次陆续从农行上海分行取得贷款2.93亿元。
先后落马
司法审计报告显示，上述2.93亿元贷款中，纵横集团获得2.5亿元，参与循环贸易的九家公司获得1025万元。另有3235万元被金源公司用于支付贷款利息及相关税费，并从中取得资金结余850万元。
但是，这笔资金对解决纵横集团的资金链问题不过是杯水车薪。
2008年10月3日晚上11点半，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周跃进苦等一晚后见到了匆匆赶来的袁柏仁。袁带来一句让周心存疑虑的空头承诺——“纵横集团没问题”。
然而，数天之后，该公司的资金问题即全面爆发。袁柏仁随后被采取强制措施。2009年上半年，他与下属梁炳樑等人，涉嫌虚假出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被绍兴警方逮捕。
因牵涉到纵横集团重组的微妙关系，有关刑事案件进展缓慢。目前，纵横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已进入实施阶段。审计结果显示，进入破产重整时，纵横集团的负债高达92亿元，而账面资产仅39亿元，属严重资不抵债。其中，近半数负债来自曾为纵横集团提供贷款的十几家银行，国内主要银行均列入纵横集团债权人名单。
2009年5月13日，周跃进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警方立案侦查。由于牵涉多地企业以及农行、中信保两个重要金融企业，此案规格颇高，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金融处督办，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具体负责侦办。
七天之后，周跃进及下属刘永军被刑拘，并于6月25日被批捕，后移送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最终被诉骗取贷款罪。
庭审首日，周跃进对上述罪名提出了异议，坚称对纵横集团封闭、循环、虚假交易的事实不知情。
中信保、农行拉锯
纵横集团资金问题爆发后，此笔贷款的偿付悬而未决。农行和中信保就谁该“埋单”的问题，互相推诿和指责。
根据合同，如果纵横集团和金源公司的交易为真实，这笔2.93亿元的损失，应由中信保赔付给农行上海分行。纵横集团事发后，中信保一度也做出理赔表态并展开相关工作，2008年底还将此笔保险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从2009年3月下旬起，中信保的态度急转直下，停止了与农行就理赔事宜沟通，甚至不接受农行的拜访。
中信保翻脸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审计署对中信保进行审计时，发现这笔贷款存在问题。亦有接近周跃进的人士指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信保一些领导岗位有微妙变化，影响了周跃进过去和中信保的和谐关系。
2009年7月，中信保向金源公司出具了一份索赔案处理意见函，称金源公司提供的索赔文件和相关单证无法证明贸易的合法真实性，且该公司无法提供相关仓单、入库单等单据，中信保因此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若中信保拒赔，这笔贷款损失将由农行承担。作为反击，农行方面紧急向有关司法部门提交材料，痛陈中信保在这起贷款中角色可疑。比如，金源公司和纵横集团的贸易流程框架一开始就为中信保书面认可；办理每单业务前，也都是依据中信保的要求，提供相关单据供其审核。
公安部就此案的一份报告称，“中信保在投保过程中，未要求投保人提供货物运输和存储的提单、仓单等证明材料，对虚假交易未及时发现，致使骗局图谋得以实现。”
中信保确实掌有审核货物交接的职能，但是中信保有关管理层人士在接受司法询问时强调，中信保审核的重点，是考察作为货物买方的纵横集团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并称同行都是如此操作。
农行方面的监管宽松也无法回避。该行内部材料承认，对金源公司资产变化情况关注不够。其所指是2008年，农行给金源公司放贷一事。当年，净资产不到3亿元的金源公司股票投资亏损超过1.6亿元，资产不断缩水并未在上报银行的月度财务报表上及时体现，银行也未及时引起注意。
此外，该材料中强调，农行一方过于依赖中信保的保单。一位涉及该案的农行经办人员，就曾在被司法部门问及放贷要求时表示，“主要是要有保单，其他没什么特别要求。”
一位接近案件的业内人士认为，这起骗贷案能够发生，主要是中信保和农行两方的各个环节，均审核过关。
对于两家金融机构不约而同的疏忽和失误，农行亦发函建议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彻查中信保和农行内部有无内外勾结情况，但未见实质性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周跃进罪名最终如何认定，将与中信保是否理赔直接相关——若认定周跃进骗取贷款，则中信保可逃脱理赔责任。在周的罪名最终认定之前，农行和中信保的“埋单”责任尚无定论。围绕此笔贷款，两方的“暗战”仍将继续下去。
其实，周跃进案并不复杂。问题在于，在周跃进等当事人面临法律拷问的同时，所涉金融机构只是互相推诿责任，寻求逃避承担贷款损失，而并未检讨自身规则设置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求亡羊补牢。如不能从此案中接受教训，这样的故事仍将不断重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