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东方哲学的代表。
具有超常威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就是先进。
百年来，那些沉浮于历史里的商业传奇终于被西方社会的坚船利炮所湮没，而饱含东方智慧和文明的“儒商”精神则沉沦百年。如今，市场经济的大潮涌起，当资本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世界各国都在殚精竭虑研究中国商业智慧的时候，蓦然回首，原来中国独有的儒家精神和仁义道德竟然是商业的最高境界，虽然历史曾和国学智慧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商业的振兴、发展和回归却有赖于“儒家精神”和“商业道德”。
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伏尔泰早就启示人们：“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英国学者罗伯特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英国《独立报》在新年发表文章说：“别提西方，是中国塑造了这个千年。”
德物理学博士彼德洛伦兹盛赞：“老子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也十分恰当，不必要改动便可借用，一部著作的永久性给予它一个伟大的、不寻常的形象；文章给后人留下各种理解的可能性也使我赞叹不已！”
尽管中国是一个缺少伟大企业家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不缺伟大的商人。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以全部身家换来了秦国，可谓商人的最高段位，到后世的邓通、沈万三，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近代的胡雪岩，更被誉为红顶商人的楷模，受到无数商人的膜拜。
国学中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濡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乃至于形成了“儒商传统”。传说商代祖
国学智慧传承千年的理念是“道”和“术”的统一，“知”与“行”的结合。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指出：西方“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也可能毁灭人类。”
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和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钱学森则早就开出了药方：当代危机迫使我们考虑整个社会、整个全球，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局部。需要新的东方式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去考虑解决问题。
日本学者梅原勇感慨道：“西方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要摆脱这些困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到东方文化宝库中去寻找智慧。”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说：“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对高新技术的认同，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
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就指出：“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魔盒）？我再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罗素的话更是令人振聋发聩，他说：“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慧，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使人类的彻底灭亡。”
所以在“面向21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博士的结论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西方文化的特征是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个人主义，命运交给上帝、生存依赖物质、崇尚个人至上。东方文化的特征是人本主义、民本主义、集体主义，命运交给自己，“我命在我不在天”，以人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社会为重，圣人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天人合一”，生存依赖天与人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身和心、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发展。
国学伦理传统精神资源是现代社群整合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项。当代企业家同样可以从千年文明中吸取营养，培育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为参与全球化竞争奠定基础。
国学智慧在21世纪将再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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