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背溪遗址群的地理与时代分布
城背溪遗址群分布相当密集，都在围绕宜都县城几千米范围内，由北向南依次分别是城背溪、茶店子、鸡脑河、花庙堤、石板巷子、栗树窝、孙家河、王家渡、金子山、蒋家桥、青龙山、枝城北。长江以北只有青龙山遗址一个，其余都位于江南。虽然它们都离长江边不远，但真正位于长江岸边的遗址为城背溪、花庙堤、石板巷子、栗树窝、孙家河、蒋家桥、枝城北等七个。其余五个多少都与长江岸边有距离，其中最远的是王家渡，到今江边的直线距离大约为3千多米。但是，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除了位置的不同外，还分别具有不同性质。即使同在长江边，像城背溪、蒋家桥、枝城北等都是支流与长江的汇合口处，虽然今天可能地貌已经大为改观，很难看出当年的景况。而同处江边的花庙堤、石板巷子、栗树窝、孙家河则完全只是江边，并无其它支流的汇入口。还有茶店子、鸡脑河、王家渡实际上与长江没有直接关系，它们都是依南店溪、清江、渔洋河诸支流为生。另外还有金子山和青龙山分处长江南北，都在小山顶上，虽然金子山也在白水港河畔，但与河的关系不大，是江水把他们逼上了山。
宜都（长江南岸）城背溪、枝城北、金子山、孙家河、栗树窝、花庙堤和枝江青龙山等七处为城背溪文化遗址，但它们中的大部因江水冲刷或基本建设工程而被发现，并都尽可能地进行了发掘，除城背溪遗址局部还可能继续发掘外，其余六处遗址基本都不复存在。城背溪遗址的发现，将湖北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提早一二千年。石板巷子、茶店子、鸡脑河、王家渡和蒋家桥五处新石器遗址，已经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五处遗址集中了较多、较单纯而又富有区域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而又有别于鄂东和其他地区，因之被定名为石家河文化季家湖类型。在石家河文化之后，这些遗址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夏、商和少量西周、东周、汉、晋等时期的遗存，虽然表现稀薄，但却显示了文化的连续性。
从以上遗址的时空分布以及它们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不同的生存环境。最早他们生活在长江南岸地表径流的入江口处，但当时江水水位很低，有的比现今长江常年水位还要低，所以它们被江水冲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格局。那是当时的入江口，今天已经大为改观。后来长江水位抬升，他们已经不在河漫滩之下，而是到了江边的一级阶地。大约在距今7500年左右，由于持续大规模强降雨以及长江下游排水不畅，遗址周边陷入一片汪洋。于是没有来得及离开的人们就躲到了金子山和青龙山。大水退去以后，人们重新来到此地，首先还是出现在江边，因为长江主河道应该最早趋于稳定。最后随着相对干旱年代的到来，地表水逐步归槽，人们开始在各支流岸边安营扎寨。这就是为什么从7500年前一下子跳到石家河，中间出现了数千年的文化空档的原因所在。
所以，城背溪遗址群的发掘与研究不但把湖北的远古文化向前推了多少年，更重要的是可以研究长江一线从远古以来发生的重大气候与地理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整个长江流域中国远古文化发展的影响。如果能够准确标定这段气候变化的轨迹，也基本可以确定历史文化发展的轮廓，大半个中国，甚至整个中国的远古地理、文化的演变将会变得更为清淅。透过城背溪遗址文化现象的变化，也可以洞悉远古文化现象演变的规律。
二、各遗址的现象与特点
1、城背溪遗址
城背溪遗址位于宜都县（现枝城市）城关北约10.5公里处，西南与吴家岗相距约0.5公里，北与红花套大溪文化遣址距离约3.5公里。遗址东边为长江，西边相隔10至4米处为长江防护堤。城背溪遗址共有南北两个发掘区，北区有T1、2、10三个探方，南区有T3～9。南北两个发掘区相隔123.5米。位于江边一级阶地上的探方有T1、T2、T3、T4、T5、T8、T9等7个探方，T6、T7和T10等3个探方位于更靠近江边的江滩上。位于江滩的3个探方遇水大时会被淹没。据认，位于江滩的南北三个探方都已不是原始堆积。南区位于一级台地上的5个探方，地层堆积自西而东向长江倾斜，未见下滑现象，应为原生堆积。堆积层一般厚约1.5米。
南发掘区T9西壁地层堆积显示，城背溪文化时期地层主要受由西向东进入长江的地表水影响，形成东西向沟壑。G1是城背溪文化早期形成的冲沟。G1是来水集中，冲刷强烈的特征。4a、4b、3b三层都是西来较大洪水后的堆积。洪水规模大，冲刷范围也大。并有由南向北滚动堆积的趋势。说明城背溪时期本地大规模降雨为主，长江干流水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说明长江上游尚未发生大规模降雨。3a层褐色土，厚度仅0.1～0.3米，且只分布于T9南部，最厚处为0.4米。土质较硬，有少量城背溪文化内片和小石块。说明此时气候干旱，持续时间不长。最特别的是2b层，土色灰色，厚0.2～0.5米，但在T9内最厚处可达1.5米。沙质，含淡黄色土。出少量城背溪文化和夏商时期的陶片，还出土了白瓷片。首先说明T9中有一个陡降，它应该是长江古河道的一部分。城背溪人就在江水边生活，后来河道向东滚动，西岸堆积了厚厚的泥沙。其次，城背溪与夏商文化遗存同出现在2b层，但是，这两种文化之间确实相隔大约3～4000年，这漫长岁月的地层哪里去了？是因为江水的流动性使沉积物变少？还是重新成陆以后大部分为地表径流所带走？如果仔细对周边地层堆积进行研究，找出正确答案也不是不可能。
北区的T1、T2位于江边—级台地上，只有夏商文化层。T10位于T1、T2的东北方相距约25米的河漫滩上，主要出土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在北区江岸断面上暴露出厚约0.6米、宽约20米的夏商文化层。文化层距江岸地表约1.5米、距河漫滩约1米，距枯水季节的江面约34米，北端与T10西南角相距约18米。在北部发掘区，城背溪文化时代相对干旱，江水流量较小。到夏商文化时代，长江水位保持较高的水平，江岸南北的距离虽然比云梦泽时代窄，但与现代长江宽度相比，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天堑。从T2西壁地层剖面看比较单纯，只有4层。第3、4层为夏商文化层，地层厚薄稳定，出土遗物不丰富。第2层系晚期淤土层，深灰色土，厚1.35～1.4米。第1层为表土层。由于此处为长江的一个内湾处，容易形成泥沙堆积，自夏以来不断由西向东堆积扩展。这里没有出现城背溪文化遗存，除了发掘深度的原因外，可能与当时地表径流不流经此地有关。G1位于T9北部和T8东部，被第4b层所压，打破生土层，自西南向东北、由高而低倾向长江，斜度较大。沟两边壁不规整，西南端宽度约1米，东北端逐渐增宽至2米以上，沟面至沟底最深处约1米，暴露部分与底部高差约1米。此沟应为清江归槽前，地表径流横溢之一部分。城背溪人实际上当时是在这种地表径流江入长江处生活。因为一般江边获取食物的难度更大，而地表径流汇入长江的入口处往往是相对安全和食物更容易获得的地方。
下层遗物有较丰富的陶器和石器，共180件。石器共51件。主要集中于T8内，其中第4a层出7件，第4b层出22件，H1出11件。这些石器多为砾石打制或局部磨制而成，许多还保留石片的基本形状。打制石器所占比例较大，一般保留砾石自然面和打击脱落面，周边有较明显的琢制痕迹。磨制石器也以打制品为基本形状，通体磨平的较少，磨制重点在刃部，侧、顶、面之间多未磨出边线，器面残存一些打击疤痕。器形种类不很规范，尺寸大小也差别较大。主要器形有斧、锛、小锛、铲、刀、坠、弹丸、片、饼、棒、块等。其中斧有22件，其它以1、2件居多。陶器129件。其中釜24件，罐31件，瓮12件，钵22件。还有少量碟、盘、碗等。陶釜口径在16～28厘米之间，其中20～28厘米之间者居多。
上层为T3、T4、T5的第3层，T8、T9的第3a层和第3b层。南区上层遗物也是有石器和陶器两类，共78件。其中石器共35件。主要出土于T8探方的3b层内，计18件。T9内基本未见石器。上层石器的原料、制作方法和器形种类都与下层石器基本相同，特点是打制石器比较规整，磨制石器有所增加。主要器形有斧、小锛、铲、弹丸、片、板、条等。其中斧14件，小锛7件，铲3件，石板6件等。陶器43件，其中釜10件，罐6件，瓮2件，钵5件，盘4件，还有鼎足3件，纺轮1件等。陶釜口径较前期小，在14～24厘米之间，大口径陶釜不占多数，也未见大口釜和直口盆形釜。
T6、T7的遗物大部分属下层。石器共有标本43件，其中包括南区河漫潍上采集的石器29件，T7第3层出土的12件，T6第3层出土的2件。基本器形有斧、锛、铲、小石器、凿、刀、坠、弹丸、片、条等。斧23件，锛3件，铲1件，小石器1件，凿5件，刀1件，坠1件，弹丸1件，还有石片、石条、石核等。陶器出土数量也很多，从中选出标本160件，器形包括大量南区下层陶器和一部分南区上层陶器。这些器物出土时往往较集中，大块陶片和能复原的器物较多。许多器物表面不平整，整个器形歪斜不正。陶质松散，火候较低，胎内多羼炭、羼砂。所羼炭、砂数量多少不等。炊器羼粗砂较多，盛器羼炭、细砂较多。所羼的炭化物多为植物枝叶，有的像稻草、谷壳。陶胎多分表、里层。表层一般呈泥红色，较细腻，是陶器成型后修整时所刷的泥浆层，为早期的“红陶衣”。个别陶衣呈黄色或白色。里层颜色深、浅不同，多呈炭黑色，并有双层或三层相叠现象，是用泥片贴筑成型的痕迹。个别器物的颈、口部出现泥条盘筑现象。在一件圈足盘的底部保留着明显的手制痕迹，在盘与圈足之间用手安装捏压，再拍打加固、修整。主要纹饰为绳纹，有粗绳纹和细绳纹之分。陶器器类有釜、罐、瓮、钵、碟、盆、盘、碗、杯、折腹平底器、壶、支座等。其中釜30件，数量最多，器形多样。罐23件。瓮11件。钵34件。碟10件。盆7件。盘21件。碗4件。杯1件。折腹平底器1件。壶3件。支座14件。骨器及动物遗骸共有标本20件，主要有骨针、锥、铲、片、烧骨以及牛头骨、鹿角、贝壳、鳖甲、鱼骨、蚌器、蚌壳等。
出土文化遗存的位置、数量以及构成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的演变。显然早期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时期，气候状态相对稳定，降雨不算太强烈。人类一般以5人左右的小群体共同生活。文化的主要构成应属彭头山文化，但偶有江北鼎文化携带者渗入。由于遗址多集中于地表径流汇入长江的入口处，估计生业以捕鱼为主。早期即使长江南北交通还不太困难时，北方文化南进亦不明显，说明当时北方文化还为够强大，发展方向主要也不在南方。说明向南方发展面临着较多的困难。
2、金子山遗址
金子山遗址位于枝城镇白水港村，北距宜都县城约8千米，东南离枝城镇和枝城北遗址约1.5千米，东距长江约1.5千米。金子山为高出附近平地约20米的一座近圆形小山丘。其南面有一条自西向东流入长江的小溪—白水港河；西面和南面为断崖。这一带地形以白水港河为界，南部至枝城镇为一片面积不大的冲积平原；北部是与鄂西南山地相连的丘陵地带。现存遗址断续分布于金子山东面和北面的缓坡上，范围约300平方米。金子山表面为岩石风化物，山坡较陡，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现存遗址范围内所保留的文化层并不能连成一片，山坡两凹处的文化层较厚，并往往有冲积现象。未见重要遗迹，所出陶片比较丰富，但受雨水冲刷较严重，完整器少见。所发掘的文化层较薄，一般土质较纯净，草木灰、腐殖质和其他杂物均少见。
金子山遗址面积较小，文化堆积亦较薄，出土遗物只有石器和陶器，共121件。其中石器共14件，出于文化层和灰坑，有石斧、弹丸、片和核等。石斧占7件。制作较粗糙，磨制和琢制均不够精细，器形不规整。陶器共107件。大都成碎片，全部为手制。陶片表面粗糙，火候偏低，质地较松散。陶质分为夹粗砂陶、夹细砂陶、夹炭陶、夹蚌陶和泥质陶等五种。以夹粗砂陶最多，夹细砂陶次之，夹蚌陶和泥质陶较少。陶器色泽总的比较暗淡，其中以褐陶最多，红衣陶次之，红陶最少，黑陶是因夹炭而呈现黑色，数量也不多。陶器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刻划纹、镂孔和锥刺纹等五种，素面陶比例增大。纹饰中以粗绳纹最多，占出土陶片总数的49.78%；细绳纹占26.03%；锥刺纹、刻划纹和镂孔器所占比例都较小。绳纹一般纹痕较浅，不整齐。陶器器类主要有釜、罐、瓮、钵、碟、盆、盘、小杯、支座及器足等。釜11件，口径15～30厘米左右。似乎偏大的数量稍多。罐38件。瓮2件。钵18件。碟2件。盆4件。盘14件。小杯6件。支座9件。
从金子山遗址的上述现象观察，符合被洪水围困，在孤岛上艰辛度日的特征。山顶不会再有房屋等建筑，一是因为当时一般除灰坑外并无房屋类建筑，二是孤岛之上没有条件搞房屋建筑。古人逐水而居是常识，遗迹突然出现在山上定有原因。石器比较少，是因为实在没有用武之地。陶器器类还比较复杂，是文化发展的惯性所致。而陶器制作的精美程度和烧制火候，都显示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度困窘的环境。金子山本身比较陡峭，地表又少土，周围又为大水围困，制坯、凉干都不容易，燃料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所以陶质多来夹粗砂，陶器色泽暗淡，硬度不高。
陶器中多陶罐，说明生活中需要贮水。这不是因为干旱缺水，而是由于洪水的缘故，水质混浊，贮水是为了获得清净的饮用水。根据陶釜口径，可以推测刚开始可能有不止一个5人左右的小群体生活在这个高地，后来人口减少。最后，这些人可能都趁水位稍低时逃离。金子山遗址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标定了云梦泽的高水位期。
3、栗树窝遗址
栗树窝遗址位于宜都县姚店区花庙乡清圣庵村附近的长江南岸，东距孙家河遗址0.8千米，南距长江防护大堤（宜都至白洋公路）约50米，西距石板巷子遗址约0.5千米。栗树窝遗址的绝大部分已被江水冲毁。该遗址实际发掘面积为40平方米。这是一座紧靠长江岸边的遗址，但从地质上看基础深而坚固，长江至此从由北而南拐了个大弯，变成向东流。
地层堆积第5层出现文化层。褐色土，厚0.75～1.2米。质地坚硬，包含物有褐陶夹砂罐、钵和石斧等，属城背溪文化。此层也比较厚，从《报告》描述看不出遗物究竟出现在第5层的什么位置。如果是底部，第5层城背溪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地层。第4层灰褐色土，厚0.45～0.5米。土质较硬，含少量红烧土块和少量陶片。其中有罐、釜口沿和鼎足，属石家河文化。此层就薄很多，而且是成陆后的堆积。第3层浅褐色土，厚0.15～0.57米。土质松软，包含物有少量汉砖。此层更薄，说明到汉代之间2000多年间长江水量变化不大。第2层淤土层。黄褐色土，厚1.69～1.95米。土质松软，无包含物。汉代以后的堆积增加很多，此期间曾经出现过大洪水。第1层表土层。灰色沙质土，厚0.15～0.35米。
城背溪文化遗物很稀薄，仅有少量石器和陶器，共19件。石器仅有石斧2件。陶器仅出土少量陶片，能辨别器形的有釜、罐、钵、盆、盘和支座等共17件。其中釜3件，罐7件，钵3件，盆1件，盘1件，支座2件。
石家河文化遗物均为陶器，共有15件。主要器形有鼎、鼎足、釜、罐、瓮、钵、盆、盘、圈足、器盖和盖纽等。其中有鼎2件，鼎足2件，釜2件，罐1件，瓮1件，钵1件，盆1件，盘1件，圈足2件，器盖1件，盖纽1件。
栗树窝遗址城背溪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两部分遗存都很单薄。说明这两个时期仅仅是曾经成陆，人们只是偶尔在此停留，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聚落。
4、枝城北遗址
枝城北遗址位于宜都县枝城镇北部的西湖乡白水港村。长江在枝城镇附近的流向基本为自北而南。遗址坐落在长江西岸边缘上，南距枝城镇北门约300米，西距长江防洪堤约55米。遗址处于长江堤防之外，常受江水冲刷，文化层已暴露于长江岸边的断面上，现存遗址分布范围仅长约20、宽约10米。遗址所在地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白水港河的冲积平原。平原的面积不大，周围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北面相距约300米处有蒋家桥遗址，在枝城北的西北方相距约2000米处还有金子山遗址。
这里的地层堆积显示，第4、5两层是城背溪文化，第3层为汉代至六朝时期的文化层。第5层黄褐色土，带有较多的棕色斑点，厚0.08～0.5米。土质结构紧密，相当坚硬。除局部夹有木炭末以外，一般杂物少见。其中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釜、罐、鼎、尊、钵、盘、盆和支座。第4层黄褐色土，带有少许浅棕色斑点，厚0.1～0.45米。土质较纯而坚硬。包含物有碎陶片、石器等。陶器器形主要有罐、钵和盘的口沿，还有少量罐耳和支座残片。石器中有少量石斧和打制石片。说明城背溪文化期间江水大体稳定，但也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洪水。主要堆积以附近山区泥土为主，所以土质纯而坚硬。第3层灰黑色土，并夹有少量黄褐色土，厚1.45～1.9米。土质结构较为疏松。包含物有汉代陶器，主要器形为宽沿盆，还有砖和六朝青瓷片。此层相当厚，并由西向东倾斜，即东部较薄，西部较厚。在此层下叠压着G1。此层下部是云梦泽时期的沉积层，上部汉代至六朝时期人类活动才再次涉足此地。第2层灰色土，厚1.35～1.5米。土质纯净，结构较为松软，也不见文化遗物。第1层表土层。呈灰黑色，属淤泥土，厚0.1～0.2米。含细砂多，较松软，不见文化遗物。上部两层都显示为冲积层，虽然白水港河现在看上去不大，在其水归槽前一直横溢入江，而且成河时间不久，所以白水港河冲积平原可能很晚才有人定居。
文化遗迹共发现沟1条和灰坑2个。沟G1开口于第3层之下，打破第4、5层和H1，同时还打破生土层。此沟很规整，整条沟宽窄一致，口宽底窄，沟壁光滑呈陡坡状，沟底平整。因江水冲刷而残断，残长5.75、口宽1.2、底宽0.68米。沟内填土纯净，比较坚硬，为淡黄色土，无杂物，也无灰烬或腐殖质，沟底无淤积现象。此沟从开口位置和沟内填土都应该属于城背溪时代，沟内出现少量汉代泥质灰陶盆怀疑属判断错误。尽管沟的形制规整，也不应该是人工有意开凿的壕沟，在城背溪时代不会出现人工工程。沟内填土纯净，只能说明冲出沟后很快又被填平，因为第3层土质、土色与沟内填土差别很大，在第3层出现前此沟已被填平。
遗址内的2个灰坑H1、H2，均为不规则的近圆形灰坑，都较浅。H1是一个大型灰坑。大部分在T2内，小部分在T1内。直径5～5.7米，最深0.55米。它打破生土层，坑口被第5层叠压，其南部被G1打破，东部被长江冲毁。H1北边和西边较直，南边和东边呈弧形，西北角也为弧形。坑底较平整，由北向南倾斜。在坑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宽约0.2～1米的平面上和平面内侧堆放着大量陶片和一部分石器。其中可复原的陶器有10余件，包括釜、罐、鼎、尊、钵、盘、壶、碟、支座等。石器有斧、锤和弹丸。坑内填土只有一层黄褐色土，带棕色斑点，与探方第5层土色近似，但土质较松软，棕色斑点较密。除陶器和石器以外，其他杂物极少。
H2位于T1与T2之间，东距H1约1.5米。它打破生土层，同时被第5层所压。H2的大部分在探方西壁外，其上为江堤，只清理了暴露的小部分。清理部分坑口为弧状，坑底呈锅底形，长0.9、宽0.35、深0.2米。填土也为带棕色斑点的黄褐土。出土有罐、鼎、盘、钵、盆等残片和1件残石斧。
此两灰坑H2比H1更早，但H2由于较大也不像是人工开挖，根据其位置推测可能也系洪水冲刷成坑，后被人类利用。然后其再次被毁于洪水可以证明。遗迹现象显示人们在利用中突发洪水，陶器多被留于原地，但被洪水冲至西北坑沿，其中还有不少可以复原。说明它们当即被置于水下、泥下，得到较好保存。
文化遗物主要发现子于H1内，包括石器和陶器，共200件。还有一些动物遗骸。其中石器共14件，其中一部分为采集品。器形有斧、弹丸、锤、饼、片和有孔器。这些石器大部分保留打制和细琢痕迹，刃部多经磨制。陶器共186件。陶质有泥质、夹炭、夹砂和夹蚌壳等四种。其中泥质陶胎内多含细砂。夹砂陶和夹蚌壳陶也夹有砂粒，夹蚌壳陶包括夹螺丝壳、贝壳等。夹炭陶包括夹草木灰等炭化物。夹炭陶数量较多，占全部出土陶片的59.45%。其次为泥质陶，占39.1%。夹砂陶和夹蚌壳陶占比很小。陶器纹饰有细绳纹、粗绳纹、戳印纹、刻划纹等，此外还有素面陶。其中细绳纹占31.06%，素面与粗绳纹分别占27.68%和21.06%，刻划纹和戳印纹仅占0.28%和1.22%。陶器器形有鼎、釜、罐、尊、钵、碟、盆、盘、杯、壶、器流、支座和网坠。鼎13件。鼎足17件。釜13件。鼎的口径相对较小，釜的口径较大，最大腹径多在30厘米以上。鼎的形状多属釜底加三足样，呈釜形鼎。罐48件，尊25件，钵8件，碟6件，盆11件，盘21件，杯6件，壶6件，器流1件，支座10件。
枝城北遗址出土的陶器显示，这里受到中原鼎文化的强烈影响。鼎的口径相对较小，釜的口径较大，说明本地用釜者一般群体生活，而用鼎者可能群体更小，甚至单人独立生活。可能说明用鼎者是直接来自江北，而不是釜文化受到了鼎文化影响。相反鼎多呈釜形，倒是受釜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在此坑釜鼎各出13件，说明在此出现的频度双方接近，当然总人数鼎文化拥有者少于釜文化人群。枝城一带是长江中最复杂的江段之一，弯多、滩多，两岸都有山，是枯水季节过江的最佳地段。南北方文化在此合流顺理成章。
5、青龙山遗址
青龙山遗址位于枝江县青岭乡青龙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小丘陵上，山丘约高出周围地面20多米。遗址西南面距枝城长江大桥约60米，南、西、北三面为枝（江）宜（都）公路环绕，南距长江边约0.5公里，并与宜都县枝城镇隔江相望。
青龙山遗址地层堆积共4层，3、4两层为城背溪文化，上面两层为现代地层。
文化遗迹仅有3个灰坑H1～H3。灰坑形状不太规则。H1大型灰坑，大部分在T3东南部，小部分在T3东南角外（已被破坏）。坑口被第3层所压，打破第4层和H2。灰坑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4.15、东西宽0.2～0.55、深0.15～0.3米。坑内填深褐色土，土质较硬。包含物主要有陶片和石器。陶器有釜、钵、盘、罐、筒形器等。石器有斧。H2大型灰坑，大部分在T3东部，小部分在T3东壁外（也已被破坏）。开口于第3层下，打破第4层，被H1打破。灰坑为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4.9～5.9、东西残宽2、深0.05～0.4米。坑内填褐色土，土质较硬并略有黏性。出土陶器有钵、碗、釜、罐、盘、支座等，石器有斧和弹丸。
文化遗物集中于遗址的第3层和三个灰坑内。包括石器和陶器两类。共189件。石器共17件。大部分保留打制和琢制痕迹，刃部多磨制较细。器形有斧、弹丸和片。其中石斧15件。陶器共172件。陶质有泥质、夹砂夹炭、夹砂、夹炭等四种。其中泥质陶与夹炭陶的胎内也含有细砂，夹炭陶与夹砂夹炭陶内有较多的草木灰和黑色炭化物。在四种陶质中，以夹砂陶的数量最多，占全部陶片的82.6%；其次为夹砂夹炭陶与夹炭陶，分别占全部陶片的7.3%和7.24%；泥质陶最少，只占全部陶片的2.83%。器表的颜色有红、黄褐、灰白、灰褐、红褐、灰黑等色，其中以红褐色最多，黄褐色与灰褐色次之，红色较少，灰白色与灰黑色最少。陶器的纹饰有粗绳纹、中绳纹、细绳纹、刻划纹等四种，其中以粗绳纹的数量最多，占全部纹饰的60.29%；中绳纹次之，占34.95%；细绳纹占4.73%：刻划纹仅见2片，占0.02%。另外，素面陶也较多，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陶器的器形有釜、罐、瓮、钵、盆、盘、碗、筒形器、支座和鼎足等。釜的数量很大，共45件，为最常见的器物，口径稍小，约为20厘米左右。罐27件，瓮4件，钵39件，盆11件，盘28件，碗5件，筒形器3件，支座7件，鼎足2件。
青龙山遗址与金子山遗址一样都属长江高水位时期的遗迹。其主要特征与金子山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这里釜文化更突出，鼎只有2件鼎足出现，可能偶有鼎文化闪现。釜文化本来在江南是主流，但此时此刻它是这里的主流。这反映了南北交流是互现的，不分主次。在生活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群体不得不缩小。
6、孙家河遗址
孙家河遗址位于宜都县清圣庵村，西距宜都城关（陆城）约6.5千米。由于长江在此拐了一个大弯，流向由向南转为向东，遗址位于长江南岸，北与枝江县白洋镇隔江相望；东靠孙家河轮渡码头；南近宜（都）白（洋）公路；西距栗树窝遗址1千米、石板巷子遗址1.5千米。
遗址因被江水冲刷而暴露，遗址残长约80米，文化层厚约1米，上面覆盖的淤土层厚达3米。根据钻探，遗址南部的文化堆积越来越薄，并有中断现象。地层堆积为四大层，第1层耕土层。黄色沙质土，厚0.2～0.3米。第2层淤土层。分为两小层，2a层褐色淤沙层。厚2.65～2.95米，土质松软，含大量细沙，有许多平行的水淤层，出有近代砖块和青花瓷片。2b层黄褐色淤沙层。厚0.15～0.4米。土质较黏，含沙较少，含细泥较多，出有明代瓷片。第3层红烧土层。厚0.1～0.3米，T2东部最深处可达1.1米。土质较杂较硬，红褐色，局部带黑色，夹大量红烧土块和少量草木灰。出土较多的碎陶片和少量石器。大部分陶片为红陶或红褐陶，也有少量灰陶片和彩陶片，以素面陶最多。主要纹饰为绳纹。主要器形为支座、釜、钵、罐等。第4层褐色土层。厚0.3～0.6米，分布破碎，有的地方层次更多。该层土质坚硬，局部带红烧土块。主要遗物为陶片和石器。陶片也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火候较低，器形有釜、罐、钵等。第2层为明代，第3至4层均为城背溪文化层。
第4层地表不平，说明这一时期之前遗址一直没有受到较大洪水的影响，人们只生活在低洼之处。一场较大的洪水带来的冲积物抺平了这里的地面，城背溪人仍然出现在该地面之上。这一时期城背溪人非常活跃，留下了大量的红烧土和其它文化遗存。虽然本层最厚处也超过1米，但一般只有0.2米左右。其上的2b层也不厚，只有0.15～0.4米，但文化遗存已经到了明代。从城背溪到明代的时间跨度长达6000年，但是，这里的地层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堆积，甚至地形也没有较大的变化，说明此段长江河道超级稳定，历经水涨水退，只要回到相应水位，长江就会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
孙家河遗址的文化遗迹主要有红烧土块、灰坑、沟、路基等。红烧土块在第3层和第4层局部都夹有大量红烧土块。这些红烧土块与房屋建筑无关，因为那里城背溪时代还没有房子，但是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流行用火烘烤栖息处地面的习俗，此处的红烧土遗迹应该也是烘烤灰坑或栖息地地面的遗存。2个灰坑H1、H2均发现于T1第3层下，打破第4层和生土层。坑口都为不规则的椭圆形，两坑东西相距15～35厘米。H1坑口的东、西两边较直，东、西、北三壁向下缓收，南壁内凹，底较平。南北长1.7、东西宽1.6、深0.62、南壁内凹0.25米。坑内填土较疏松，以红烧土块为主，夹黑褐色土，并有烧焦的黑灰土块。出土陶器残片102块，其中红陶片62块、彩陶片4块，器形包括釜、罐等。H2在H1之东。坑口的东、西两边略内凹。坑璧不规整，坑中部下凹呈袋状，圜底。南北长1.44、东西宽0.94、深0.48米。坑内填土疏松，以红、灰色烧土块为主，夹黑褐色土。有的烧土块火候较高，并有烧成焦黑的土块。出土物中，有陶片12块，其中红陶片8块，可辨器有釜。另外还有蚌壳、鱼骨等物。沟G1发现于T1第2b层下，距地表约3.6米，南北向，穿过该方中部，发现长度4、宽1、深0.6米。时代为明代。石路基L1位于T1第2b层下，G1东铡。南北向，用小石块铺成，面宽0.56～0.6、厚0.07、暴露长2.3米。时代应为明代。
城背溪时代的灰坑应该都是在自然坑的基础上稍加修整，然后以红烧土块铺垫，以求避潮舒适。灰坑周边未见柱洞等相关辅助设施，推测为房屋不合适。根据流行的烘烤灰坑或栖息地的习俗，应该只是对灰坑的防潮处理。与明代出现的石铺路基相连的一端应该有房屋等建筑存在，可能不在发掘区范围内。
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共157件。除发掘出土的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系采集品。石器共37件。多利用天然砾石加工而成，存在不少较粗糙的打制品。在磨制石器中，形制已有初步规范，但大小尺寸差别还较大，磨制亦不够精细，器表往往残存砾石自然面和打制疤痕。主要器形有斧、小斧、锛、凿、铲、杵、片和条等。其中斧19件，小斧2件，锛5件，凿2件，铲4件，杵1件，石条2件。陶器共121件。主要出于各探方的第3层、第4层和灰坑中。陶器多为碎片，可复原的器物不多。据第4层和第3层出土陶片的陶质、陶色、纹饰统计，陶质主要有泥质、夹砂、夹炭、夹蚌螺壳或骨末，还有少量羼稻谷壳的。泥质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可能与小型器皿增加有关）；陶色以红色或红褐色为主，还有一部分灰褐色。部分红、红褐陶为红衣陶，红褐或灰褐陶多为器表颜色不一致的二色陶。素面陶所占比例很大，占66.86%。主要纹饰为绳纹，还有刻划纹、压印纹，并出现彩陶，第3层出土陶器增加了附加堆纹和弦纹。素面陶数量大可能说明江滩之上，遗址周边，植被发育不好，尤其缺少藤条类植物。绳纹较浅较细，表明周边可利用的多为细草。器形有釜、鼎、罐、瓮、钵、碟、盆、盘、碗、簋、壶、支座等。各种器形中以釜、罐、瓮、钵、支座数量最多，是为该遗址的基本器形。碗、置等小型圈足器逐渐增加。折沿、折腹器也明显增加。各种陶器的构成，釜29件，鼎4件，罐19件，瓮21件，钵12件，碟1件，盆5件，盘4件，碗9件，簋4件，壶5件，支座8件。
城背溪时代长江南北文化交流算不上活跃，但也绝不鲜见。遗址鼎的数量仅为釜的七分之一，说明北方鼎文化还是在合适的时候会过到江南。容器一类数量比较大，说明日常生活中贮水、汲水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捕鱼、狩猎可能都是当时重要生业，但采集可能一直都会是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主业不济之时。
7、花庙堤遗址
花庙堤遗址位于宜都县县城以东4千米，隶属于姚店区花庙乡花庙堤村。其东距石板巷遗址约1千米，再向东还有栗树窝和孙家河遗址，4个遗址一字摆开，坐江南而面向江北。
遗址附近地势平坦，近现代淤沙层很厚。地层堆积共分五大层。第5层城背溪文化层。褐色土，厚1～1.3米。包含物极少，有少量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饰绳纹，可辨器形仅有1件陶釜。第4层商周文化层。深褐色土，厚0.17～0.4米。土质较硬，包含物有罐、豆等。第3层东周文化层。黄褐色土，厚0.1～0.35米。第2层近现代淤积层。灰褐色淤沙土，厚2～2.35米。城背溪时代只是偶尔有人出现在这里。接着一下子就到了商周时代。近代有一次很厚的堆积。
城背溪文化遗物很少，主要有石器和陶器，共24件。石器共11件，主要有石斧、锛、凿、砍砸器等。其中斧5件，锛4件，凿与砍砸器各1件。陶器出土很少，大部分为1983年在江边采集，共13件。器形有釜、罐、钵、支座等。釜5件，罐2件，钵1件，支座5件。此外还有商、西周及东周遗物。另出一座晋墓。
遗迹现象所反映的是早期城背溪时代偶有人在此出现，然后从商周开始，多朝均有人在此活动，但并没有能吸引更多人在此生活。
8、鸡脑河遗址
鸡脑河遗址位于宜都县陆城镇三江村，坐落在清江北岸的江堤斜坡上，北距茶店子遗址约500米。遗址地处清江边，长期受洪水冲刷，绝大部分已被江水冲毁，仅在江边保留了一部分文化层。
鸡脑河遗址四周为冲积平原，地势基本平坦。文化层不厚，多呈水平状重叠，层间厚度也差不多，最深处为1.75米，共有五层。第5层石家河文化层。黄褐色土，厚0.05～0.27米。土质较硬，仅在T1中见到。出土鼎、釜、罐、瓮、钵、盆、甑、杯、鬶、豆、器盖、缸、纺轮和网坠等陶器。第4层石家河文化层。褐色土，厚0.05～0.2米。夹红烧土块，较黏。各探方均有分布，出土陶器有鼎、釜、罐、杯等。第3层近代堆积层。深褐色土，厚0.47～0.7米。土质较硬，分布较均匀。出土明清时期瓷片、砖瓦片等。第2层现代扰乱层。黄褐色土，厚0.12～0.62米。土质较软。分布范围较广。出土现代砖瓦、瓷片等遗物。第1层耕土层。青灰色土，厚0.12～0.45米。土质松软。
鸡脑河遗址仅见灰坑与水沟遗迹。水沟发现长度很短，其形状不详。灰坑3座H1～H3。均呈不规则椭圆形。H1位于T2北端。开口于第4层下，被G1打破。坑口呈长椭圆形，较浅，底较平。坑口东西长1.8、南北宽1.46、深0.2～0.25米。坑内填褐色土，土质较硬。出土有石镞、陶釜、罐、钵、擂钵、纺轮等。H2位于T1东南部。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生土层。坑口略呈宽椭圆形，坑较浅，底部南高北低。坑口南北长3.18、东西宽3.06、深0.1～0.2米。坑内填黑灰土，土质松软，夹少量草木灰。遗物较丰富，出土小石斧、陶鼎、釜、瓮、甑、钵、擂钵、缸、碗、豆、杯、器盖、网坠、纺轮等。
文化遗物共出土130件，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共29件，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狩猎用具，分别用硅质岩、石英岩、泥质岩等石料制成。绝大多数为磨制，少数经琢制后稍加磨制。大型器物制作较粗糙，小型器物磨制精细。器形有斧、小斧、斧坯、刻刀、刀坯、镞、弹丸等。其中斧7件，小斧4件，斧坯5件，刻刀1件，刀坯2件，镞4件，弹丸6件。陶器共102件，主要出自灰坑中。陶质有夹砂、泥质和夹炭三种，以夹砂陶为主，常见器形有鼎、釜、罐、瓮、钵、盆、擂钵、甑、杯、鬶、豆、器盖、缸、器底、纺轮、网坠等。泥质陶多为盆、豆、杯、纺轮等。夹炭陶一般羼入较多的稻谷壳，质地松疏，质轻，以釜、折沿瓮常见。陶色较杂，有褐、红褐、灰、黑、橙黄、红等色。以红褐陶最多，褐陶为次。素面陶比例减少，主要纹饰为绳纹，并以大量粗绳纹为特色，其他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网纹、弦纹、压印纹、绳索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点纹和镂孔。器形构成，鼎5件，鼎足4件，釜6件，罐6件，罐底1件，瓮8件，钵5件，盆2件，擂钵3件，甑2件，杯7件，鬶3件，豆9件，器盖1件，缸3件，器底2件，纺轮32件，网坠1件。
鸡脑河遗址虽然出现较晚，但意义重大。人们离开了长江岸边，说明清江已经不再四溢，正在逐步归槽，人们已经可以选择相对更安全、更适合生活的小型河流沿岸定居。由于没有发现房屋类建筑，说明人们的居所可能还很简陋。但是，贮水器数量不多，显示人们不必频繁贮水，而是直接从河、溪中汲水使用，河水已经不再混浊。釜、鼎数量相当，是同一文化的人同时使用不同的器物，还是不同文化的人都曾在此生活，不得而知。但显示两种文化都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大量出现的纺轮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否反映了人类对衣着的追求？
9、茶店子遗址
茶店子遗址位于宜都县红花套区后江沱村，东距长江约300米，南距清江约140米（估计《报告》上的数据是误多一个零，因为这里长江与清江并流，中间所隔一条陆地一般宽也只有600米左右）。南店溪从遗址东侧自西北向东南注入长江。茶店子遗址距鸡脑河遗址很近，两遗址大约仅距500米。
实际上茶店子遗址附近的地层堆积非常复杂。从地形地貌上观察，早在清江现今入江河道形成之前，它并没有一个主流入江水道，除了从北部高坝洲水库一线直接向东横溢入江外，在南部可能从上游直接与渔洋河沟通，沿现今渔洋河水道径直向东入江。所以在后江沱村以南仍留有一个巨大的入江水道遗迹，而流经遗址东侧的南店溪，也是由高坝洲水库一线外溢水道的残留，只是至今仍保留了原有功能。不同的是上游已经不是由清江直接供水，而是汇集清江以东的地表径流而已。
茶店子遗址西区T1北壁的地层堆积虽比较典型，但也不见第4、7、10、11、12层。综合茶店子遗址西区全部12层堆积的基本情况，第5层以下地表非常不平，以上逐步趋平。从第12层一直到第3层都是石家河文化堆积。这种情况表明，从石家河文化期开始这里被南店溪的早期强烈冲刷，河水由北向南流，人们生活在南店河西岸。第5层开始上游来水减少，石家河文化直到第3层结束，至此可能清江主河道贯通，人们会迁徙到清江主河道，或者渔洋河两岸生活。
文化遗迹有房基、灰坑、水沟等。但是《报告》对房基判断可能有误。F1位于T1东部南边，开口在第4c层下，周围未见墙基和柱洞。既没有墙，也不见柱洞的遗迹被视为房子不妥。而且，第2、3层也不会是后来修补时所填，应该是前人离去之后，后人重新利用时的再加工。第4层也未必是原始居住面，其下的许多层可能都是自然坑洼的自然堆积，不排除某个时候有人曾短暂逗留。但把此遗迹现象视为持续较久的不断利用的房子不准确。
F2位于T1西北角，开口在第9层下。把它看作台基式房子也是不正确的。所谓的填筑土分三层也不对。第1层，红烧土块层，厚10～22厘米。土质较硬并夹大量鹅卵石。第2层，黄褐色土，8～15厘米。含砂质，较细密。此层肯定是洪水冲积层无疑。第3层，灰褐色土，厚7～14厘米，夹较多红烧土块。此层曾有人栖息，但后来也是被洪水袭击。总地看，这里可能曾多次被人居住，但又多次被洪水冲击，而多被人逗留的地方土质相对坚硬，洪水冲击带走了周边较松软的土质，留下的部分像个台子。台基上未见墙壁，所发现2个柱洞实际上也不是柱洞，而是较小型的灰坑。直径50～60，深20厘米不可能成为柱洞。且坑底部有一块椭圜形鹅卵石，直径15～34厘米。四周填塞小鹅卵石和红烧土块，并经夯打等现象也是人类的栖息之所的特征。
灰坑31座，有圆形、椭圆形、束腰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5种。其中圆形最多，有16座，椭圆形仅1座，束腰形4座，长方形3座，不规则形7座。圆形最多，应该是一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无论从审美，还是实用和节约劳动力，它都是最佳选择。椭圆形和长方形最少，可见没有这样的传统。束腰形灰坑应该是本地的传统，但数量也不多，可见发展使人们放弃了这一传统。不规则形比较多，估计此类灰坑可能临时利用的情况比较多，应该多属对自然坑洼稍加修整的产物。但是，所有灰坑都是人们的栖息之所。
有沟3条G1～G3。由于《报告》提供信息不足，无法讨论。但此处正是由冲沟最终变成稳定的河道的，所以有沟也属自然冲沟类，不会再有其它。
石器共27件。器形有斧、小斧、锛、凿、镞等。其中斧10件，小斧7件，凿2件，锛5件，镞2件，网坠1件。陶器共有标本114件。器形有鼎、釜、罐、瓮、钵、盆、播钵、甑、盘、碗、杯、鬶、豆、器盖、缸、纺轮、珠和陶塑等，其中以鼎、釜为基本炊器，以釜、C型罐、盘出土数量最多。具体构成，鼎4件，鼎足4件，釜12件，罐7件，瓮8件，钵11件，盆2件，擂体3件，甑5件，盘8件，碗1件，杯6件，鬶1件，器盖5件，缸片2件，纺轮23件，珠、龟各1件，鸟2件，器耳2件。
炊器中釜占比例很大，鼎也不算太稀少。容器类数量也不少。餐具类比较多。纺轮的数量依然突出。如果与鸡脑河遗址相比，大部分器类都差不多，只是餐具类比鸡脑河遗址更多。在鸡脑河鼎的口径比较大，在25～35厘米之间，釜的口径相对小些，最小的10厘米多一点，大的在25厘米左右。在茶店子，鼎的口径最小的11厘米，一般为20厘米左右。釜的口径一般在20～30厘米之间，小口径釜也不少，有4个口径在10厘米左右。根据炊具的口径判断，鸡脑河遗址鼎文化群体规模比釜文化群体规模大，而在茶店子遗址，釜文化群体规模大于鼎文化群体规模。但釜文化者单人独立生活的情况也不少。但是，遗址出现的陶制珠、龟、鸟等塑品，反映了茶店子遗址期间出现了完整的家庭，而且生活还比较从容。出现此类陶塑一般都是女性制陶期间带儿童一同烧制。
10、蒋家桥遗址
蒋家桥遗址位于宜都县枝城镇西湖乡白水港村，坐落在长江西岸的一级台地上，南距枝城北遗址约2500米，西距江堤30余米。
蒋家桥遗址地处长江边，自然要受到长江洪水的水冲刷，但其地层堆积强烈地表现出呈水平状相叠，这种堆积形态不可能是受江水冲刷的再生堆积，而是受地表径流冲刷的堆积。遗址区正处于白水港河与九道河汇合处的入江口，显然此两河在历史上曾经对遗址及遗址周边地貌产生重大影响。整个白水港村都处在此两河的冲积区。从《报告》提供的T3北壁地层剖面图可以看出，最早的G1正是这两条河的原始冲沟，而其上的堆积也显示早期人们就生活在冲沟附近，后来来水量太大，冲积物太多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于是遗迹就此消失。具体表现为，第7层西部被G4、东部被H1打破。出土缸、擂钵等陶片，为石家河文化层。第6层出土较多的篮纹、绳纹、方格纹陶片，主要器形有鼎、罐、瓮、钵、小壶、豆等。还出土了石锛、凿等生产工具。为石家河文化层。第5层仅含少量篮纹陶片，器形有甑、器盖、纺轮等。仍为石家河文化层。第4层东部堆积较厚，系西部堆积物堆积的同时又受到东部江水的挤压，所以东部更厚。出土明清青瓷片和砖瓦片说明已经进入明清时代。第3层系巨厚的淤土层，最厚处达1.6米。属近代大暴雨对地表强力冲刷的结果，因为该地层出土的是近代瓷片和砖瓦片。
文化堆迹仅有沟、灰坑。灰坑仅1座H1，位于T3东北角。开口于第6层下，打破第7层和生土，被G4打破。灰坑平面呈圆形，坑壁呈斜坡状，底部不规则。坑口南北长1.9、东西宽1.66、深0.76米。坑内堆积夹少量红烧土块，土质软松软。出有篮纹、绳纹陶片。器形有鼎、罐、瓮和钵等。
沟4条G1～G4。其中晚期沟3条，早期沟仅G4。G4位于T3中部，开口在第6层下，打破H1和第7层，由西北向东南延伸。平面略呈弧形，沟壁和底都不规刚。沟口宽1.55、深0.4米。沟内堆积为灰黑色土，出有篮纹、绳纹、方格纹陶片，器形有鼎、釜、罐、瓮、甑、钵、盘，豆和器盏等。
蒋家桥遗址出土遗物不多，以陶器为主，石器较少。共59件。石器共8件。器形有斧、小锛、弹丸等。陶器共51件。绝大多数为器物残片，可复原的仅3件。大部分出于沟和灰坑内，地层中出土较少。器形有鼎、釜、瓮、罐、钵、擂钵、甑、盘、小壶、豆、器盖、缸片及纺轮等。其中鼎3件，此遗址只有B型鼎与C型鼎，未见A型鼎。鼎足5件，釜2件，瓮6件，罐6件，钵5件，擂钵2件，甑1件，盘3件，小壶1件，豆6件，器盖4件，圈足2件，器柄2件，器耳1件，缸片1件，纺轮1件。
蒋家桥遗址出现人类活动以后才出现G4，从其后的地层堆积看冲积厚度越来越厚，这标志着在石家河时期，这里出现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对地表冲刷强烈。石家河文化在此的活动由于降雨过于强烈而终止。曾经出现在蒋家桥的人不多，群体规模也不大，逗留时间也不长。
11、王家渡遗址
王家渡遗址位于宜都县姚店区汉洋坪乡王家渡村，坐落在渔洋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 渔洋河为清江南支流，由西南向东北流，在距长江不远处与清江汇合。渔洋河西岸为丘陵，大部高出渔洋河河床约10米；东岸为平原。遗址实际距今天渔洋河还有些距离，而离西部丘陵更近，说明当时这里的水面可能还很宽阔，人们只生活在山边。
地层堆积也具有近小山水岸的特征，由于丘陵不高，汇水面积不大，对地表的冲刷也不强。而渔洋河上游来水却比较大，也带来较多的冲积物，所以地层堆积很少显现出南北向的冲沟，河道顺流的东西方向总是会被洪水随时抺平。
遗址所在地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共有六层。第6层厚0.05～0.15米，纯黄土层，土质较硬，仅有局部分布，未发现文化遗物。为早期洪水带来的冲积，人类尚未出现于此。第5层灰色土，厚0.1～0.25米。含砂，土质松软。这里已经形成水流相对缓慢的、较宽的河面。出土石锛和陶釜等残片，属石家河文化层。此后第3、4层都是石家河文化，河道持续积水。直到第2层土色变成黄褐色土，河道可能向南漂移，石家河文化势微，进入近代。
文化遗迹有房基、灰坑、水沟。房基F1位于T1东南部和T2东北部，开口在第4层下，打破第5层和生土层。F1为方形半地穴式房基，坐东朝西。东边略宽，西边较窄。西边为直边直角，东边（房后面）为弧边圆角。东边宽2.8、西边宽2.4、进深2.6米。坑壁较规整，坑口略大于穴底。坑壁残高0.36米。西壁中部开挖斜坡状门道，东西长0.2、南北宽0.32米。坑内填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夹有少量陶片。
灰坑共有4座H1～H4。H4位于T2东南角。开口在第4层下，坑口略呈圆形，坑壁呈斜坡状，底较平。坑口南北长2.15、深0.2米。坑内仅出少量篮纹陶片。H2位于T1北隔梁东北角，开口在第3层下，坑口不甚规则，东西长2.2、南北宽1.6、深0.36米。坑壁西边较陡，东面呈缓坡状，底较平。坑内包含物仅见较零碎的绳纹、篮纹陶片，器形有罐、鬶和纺轮等。看起来都是短暂逗留。
水沟3条(G1～G3)。出土有完整陶釜、陶罐，以及钵、擂钵、豆、盘等残片和纺轮。
本遗址文化遗物不多，主要为石器、蚌器和陶器等，共62件。石器和蚌器共22件。石器磨制比较精细，器形比较规整。所见器形有斧、小斧、斧坯、锛、凿、刀、刻刀、镞等。具体构成，斧2件，小斧2件，斧坯4件，锛6件，凿2件，刀2件，刻刀1件，镞1件，水晶石1件，蚌镞1件。出土陶器共40件。能复原的更少。器形主要有鼎、釜、罐、钵、擂钵、盘、鬻、豆、器盖、纺轮和陶塑人形及杯底等。具体构成，鼎2件，均残缺，仅有鼎足。釜2件，罐3件，罐口沿3件，钵1件，擂钵1件，盘3件，鬶2件，豆4件，器盖1件，纺轮16件，抱物人塑1件，杯底1件。
王家渡遗址发掘面积较小，文化层也较薄，出土文化遗存也很单薄，但发现了一座较为规整的半地穴式房屋，尤其是出土了一件陶塑抱物（鱼）偶，此偶与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邓家湾遗址的陶塑抱物偶造型几乎完全相同，不太可能出之偶然。至少显示天门一带的石家河文化在食物压力之下南渡长江是一条发展的必然之路。
12、石板巷子遗址
石板巷子遗址位于宜都县姚店区清圣庵村，西距宜都县城关约5公里，北临长江，南距宜（都）白（洋）公路约50米。遗址处于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地的缓冲地带，坐落于长江的一级台地上，断续分布于长约300米、宽约15米的范围内，实际残存面积约500平方米。由此向西1000米有花庙堤遗址，向东500米是栗树窝遗址，再向东800米是孙家河遗址，在这段2000多米长的段上分布着4个遗址。
现今遗址地面平坦，但从发掘情况看，人类出现时西部并不平坦，还多有冲沟。东、西部探方的堆积形式并不相同。原因在于基础地层的差异，在西部直到深入江面400到500米范围内均为地势较高的浅滩，到东部浅滩结束，可能水下进入深水区的缘故。历次洪水，尤其是清江上游带来的泥土首先从西部向东堆积，然后长江干流更大的洪水再把它们不同程度地削去一部分，久而久之成了目前的地面样貌。遗址周边的地貌是从石家河时期以后才被大幅度改变，在石家河时期，西侧陆地与长江河道落差更明显，陆地更加高低不平，虽然没有更大的汇水面积，一遇暴雨仍会形成地表径流入江，对江岸形成切割。东部在石家河时期就是平坦的堆积，这里是长江河道此弯的顶端，水下又没有更复杂的地形。西侧文化堆积的跨度是石家河到东周，东侧的文化跨度为石家河到明代，可见后期东部成陆的时间更晚。
文化遗迹仅发现灰坑和水沟两类遗迹。灰坑共11个，其中西区2个，H10、H11；东区9个，H1～H9。
西区的H10和H11都比较早，东区的灰坑晚于西区，与成陆时间相吻合。形状有四种：口大底小呈锅形的6个；口底相当呈圆形的1个；口大底小呈圆角长方形的3个；不规则形的1个。坑口最大的口径2米，最小的口径0.4米，最深的0.7米，最浅的0.15米。坑内填土多数比较杂乱，夹有较多的陶片。有的内含较多的草木灰和红烧土块，有的坑内填土较纯净，并出土完整的陶器。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被洪水所带来的泥土掩埋时的状态，后者可能是正在使用中仓促逃离，许多物件只能原封不动弃之，随即被洪水吞没。前者则是主人主动放弃，然后又很久没有洪水。与垃圾坑无关。另外，局部有古红烧土块较多、较坚硬的土层，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支撑，也不宜轻易理解为房基的残存遗迹。
水沟2条G2、G3，另有G1为东周水沟，均位于西区。G3发现于西区第4层下，沟内填褐色土，内夹少量石家河文化陶片。G2位于西区第6层下，打破生土层，沟内填黑色土，内含较多的陶片和斧、锛等三件石器。陶器主要有钵、罐、鼎口沿、擂钵、豆柄、盂流和簋形器碎片等。看来，早期地形相对稳定，人们在此还可相对长时间定居，后期人们只能在此短暂停留。
文化遗物有石器和陶器两类，共202件。其中石器29件。包括斧、锛、小锛、凿、钺、刀和锥形器等。构成为，斧8件，锛2件，小锛4件，凿7件，钺4件，刀1件，锥形器1件，石条2件。陶器共173件，以东区为多；西区除T11外，其他各方出土陶片较少，能复原的器形更少。器形主要有鼎、釜、罐、瓮、钵、碟、盆、擂钵、甑、盘、碗、杯、盉、豆、器盖、器座、纺轮、陶塑动物等。其中，鼎12件，此遗址只有B型鼎，未见A型与C型鼎。12件鼎的形制均为侈口，束颈，鼓腹，圜底，三角形素面扁足。鼎足12件，釜4件，罐27件，瓮15件，钵2件，碟1件，盆2件，瓮底1件，擂钵6件，甑2件，盘9件，碗6，杯8，盉3，豆23，豆盘9件，豆柄14，器盖8，器座1，纺轮28，小动物2件。这里鼎的数量比较大，很可能是北岸人渡江后即在此生活一段时间。这里地处长江大弯，由北岸南渡最容易，且由对岸沙坝湾下水，正好抵达这里。相反，本地人却很少到此谋生。
石板巷子左右的遗址可能多具北岸南渡的落脚点功能。
三、城背溪遗址群的意义
《报告》把宜都城背溪文化遗址分成两类：第一类分布于江边一级台地上，有城背溪、枝城北、孙家河、栗树窝和花庙堤。这些遗址地势甚低，一般都低于现代村舍，雨季常被洪水淹没。遗址文化层多被堙于厚2～3米的淤土层之下，因江岸崩塌才暴露出来。第二类有金子山和青龙山。此类遗址位于临近长江的矮山岗上，约高出长江一级台地30米左右，一般不受长江洪水的威胁。金子山、青龙山两遗址，文化层因雨水冲刷而暴露于地表。因两遗址保存面积都很小，文化堆积多集中于坑、沟内，文化层所夹灰烬和陶片少，土色和陶片颜色与生土比较接近。第一类靠江边遗址，经较大面积的发掘，均未见房屋遗迹，推测当时居民平时生活在江边的沟壑、沱湾旁（枝城北H1就可能属此类居址），便于从事渔业活动；涨水季节则移往地势较高的地方。
《报告》也注意到第二类遗址是为了涨水季节移往地势较高的地方。如果这一高度仅是一般情况下江水达不到的高度，这种看法也算合理。但是这里的高差达20～30米！这种高差就不能算作一种常态，而是重大自然、历史变故。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在新石器时代可能也就发生过这一次。否则也不会是只有很薄一层城背溪文化遗存。《报告》却把金子山遗址第2层和第3层与栗树窝遗址第5层遗存同列为城背溪文化第二期，把青龙山遗址第3层和第4层(包括H1～H3)遗存与城背溪遗址南区上层遗存（包括南区T6、T7第3层的部分遗物）、城背溪遗址北区T10第3层遗存列入城背溪文化第四期。这样做可能主要是依据陶器器型的差异，但是却忽略了更重大的差异在于此两遗址的地势差。
城背溪T9的2b层可是同时出现城背溪文化和夏商时期的陶片的地层。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从城背溪文化到夏商文化期间，这里的地层没有形成可辨认的堆积。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类似情况还有，花庙堤第5层为城背溪文化，第4层为商周文化；孙家河第3至4层为城背溪文化，第2层为明代文化；枝城北第4、5两层是城背溪文化，第3层为汉代至六朝时期的文化；栗树窝第5层属城背溪文化，第4层为石家河文化。这说明两点，一是地层堆积缺失，二是中间文化时代缺失。说明这期间发生了既不能承载文化，甚至连同时代的地层也不能存在的重大历史事件。
《报告》认定城背溪遗址出土的兽骨和夹炭陶片，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8000多年至7000多年。城背溪文化的相对年代，上限不超过公元前6500年，下限为公元前5000年。再到当阳季家湖类型的遗址鸡脑河、茶店子和石板巷子等在距今4000年到3800年前后出现，中间长达3000多年甚至更长的跨度，这里再没有人类活动出现。金子山、青龙山表土为岩石风化而成，山坡较陡，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只有山坡低凹处的文化层较厚。象这样的地方本不适宜人类活动，在鄂西自然条件如此好的地方反而在金子山、青龙山等环境恶劣的地方定居不符合正常逻辑。所以，在这里定居只有一种逻辑，那就是被逼无奈。
这些现象都指向7500年前这里出现了大洪水，虽然水位未必会高达20米，但至少在一般平地是无法生存。这次持续大洪水把城背溪文化绝大部分淹没在了水下，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他们多逃到西南平地与丘陵的过渡地带，水退以后人类再度出现在这一带，已经是夏、商时代以后的人了。
大洪水以后的人类活动，充分地体现了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和人类在不同时期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大体上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人们多居住江边，因为内陆洪水四溢，没有适合定居的地方。在长江岸边，洪水入江时反而会汇成河，所以这时都是地表径流入江口处适合定居、谋生。第二阶段是陆地靠近长江岸边的地方开始被洪水切割出河道，虽然这些河道还不稳定，但还是比其它地方更适合定居。第三阶段是河水基本归槽，比较大的河流基本形成，人类开始在这些地方定居。
在文化表现上，无论城背溪时期，还是其后的各个历史阶段，这里的文化面貌均未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说明这一带人口稀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很有限，文化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制陶领域。
四、对制陶工艺的认识
关于早期贴片式筑陶方法，我国考古学界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错误的理解。其中包括陶坯的制做工艺和陶器表面纹饰的施加工艺。在此只是借本《报告》讨论制陶工艺之机，探讨史前早期制陶和纹饰的工艺。
《报告》对制陶和纹饰施加方法的猜测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此类错误不是仅出现本报告之中，而是整个考古学界的普遍错误。不知道这一错误由何时、何人、在何种场合下首先提出，但迄今为止考古学界还在广泛采用这种说法。
实际上提出和赞同上述方法的人不但自己没有亲手做过，许多人可能还缺少农村生活经历。一手托着，无论泥片大小，另一手都不可能去持河卵石拍打器物内壁，更不可能在手上将几块泥片拼成想像中的器物。这种工艺事实上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尤其是他们那个年代基本上还都是使用“自然泥”，没有现代陶泥的“力道”。
考古学家们研究远古陶器，都要关注陶质究竟是夹沙陶、夹炭陶还是泥陶，陶色是黑、红还是彩陶。除了它们可以成为不同年代的标志外，其中还隐藏着更多的信息。陶质的变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陶技术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标志的尺度在不同时代却是不同的。主要是越到后期标志性越明显，而早期在一般情况下却不尽然。早期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陶质的变化人为的因素并不多，主要还是自然因素。当地的土壤成分是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土壤中含有较多的沙，制出的陶器就是夹沙陶，如果土壤中含有较多的有机物，所制陶器就是夹炭陶。同一地区同一文化不同时期陶质变化还可能标志着这一地区土壤成分的自然变化。可能由于大气降尘，也可能由于降雨、洪水等原因，造成土壤成分的重大变化，进而引起陶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人类的主观目的性和制陶技术没有关系。
早期应该都是自己为自己制陶。早在无意识自由群时代虽然形式上是群体共同生活，因为个人的自我意识尚没有觉醒，而表面上的共同行为只是下意识模仿，所以不会产生有意识地为他人的行为。自由群解体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开始意识到要与他人共处，但在认识到共处的必要和意义之前，还是以个人为中心。所以人们只有在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件陶器时，才会着手制作一件陶器。陶器的最早被创造出自人类对泥土变化的理解，可能从单纯的好奇开始，经过无目的漫捏，才逐步发展到有目的制做成器。制陶技艺的传承则主要是靠每个人的观察和模仿。
由于上述早期陶器的制作机制，决定了陶器中多种掺合物基本上都是制陶者手边泥的成分所决定，有时偶尔会有目的的主动掺入部分异物，主要也是为了实现泥的“易和性”以及增强坯泥的“力道”。但是，现实中也有很大差异。
人们往往也把陶色的比较作为不同文化或不同时代的判断依据。这对于早期陶器研究意义有限。因为陶色的不同由温度决定，温度不但取决于技术，也由燃料的燃值决定。早期制陶，大家都用平地堆烧的方法，燃料就具有决定性作用。有些时代，有些遗址周围，可能就没有燃值高的燃料，而且由于环境的缘故干燥的燃料都很少，他也只能烧出有黑、褐、灰、红褐、橙黄等杂色器物。不应该仅依此就认定某遗址陶文化比较落后。在此场合应该不限于只简单地观察陶器本身，或研究陶器制做的工艺水平，更应该作为判断遗址形成时代的自然环境的重要抓手。
虽然考古学家们都不断地想在早期遗址中寻找到制陶工具，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很轻易地放过了制陶曾经使用“范”的证据―纹饰。早期的各种绳纹陶器的制做工艺中都是使用“范”的。那各种纹饰并不是人们在成坯或成器以后才施划、压印、拍印、刻划、滚印上去，而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范”而留下的痕迹。
在陶器上纹饰表现出极复杂的多样性。按照考古学家的描述，陶器上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网纹、刻划纹、压印纹、戳印纹、弦纹、绳索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陶器上的这些纹饰，例如绳纹、绳索纹，它是人们在制陶时先把草拧成绳，然后用绳再编成陶釜、陶鼎的形状，尔后再把陶泥塗在里面，等陶泥晾干，就成了陶坯。篮纹、方格纹、网纹、压印纹、戳印纹等，是人们用不同植物的茎条先编织成陶器的形状，然后再把陶泥涂抹在编织成的“范”里制成陶坯。刻划纹、弦纹等是用茎细长的草做成“范”，然后才制成各种陶器。附加堆纹可能会复杂一些，有些确属人们有意识地贴上去，不过这些行为未必是为了美观。只有镂孔更难判断，估计最早也不是有意识镂孔的，到有意识镂孔也需要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象方格纹的陶罐，总体看上去造型优美，壁薄，但个别陶罐显得扭歪，都表现出在草编袋状“范”中制坯的影子。罐坯在尚未被晾干时没有扶正，晾干后又不忍毁弃，扭歪的罐坯也被烧制成器。还有，方格纹和篮纹往往同时在一件器物上出现。方格纹多呈斜行，并与网纹相近似。刻划纹中有叶脉纹。镂孔较简单，多为少量圆孔。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虽然用的是条编“范”，但在同一“范”上使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用条密疏和排列不同，叶脉纹显然是在过疏的地方真的垫上了植物的叶子。
根据这些陶器纹饰的复杂和精巧的程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相当一部分人群，他们几乎可以达到人人都会条编或草编，而编织品会被作为日常用具被广泛使用。被用作“陶范”，可能仅仅是众多用途其中之一。只是因为这些编织品易腐朽，不易保存的缘故，远古遗存没有实物被保留下来。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有些编织“陶范”可能是一次性的，如果陶坯不易完整取出，它有可能与陶坯一同烧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