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借调的多重“算计”

一般人认为，长期的“借而不调”，让大多数借调人员苦不堪言。但在某些地方，一些人却借此为幌子，进行腐败的勾当。乔立志是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茂才的司机。张茂才通过违规借调等方式，让乔立志连续为其开了19年的车。最终在2019年底，乔立志因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以及各地一轮又一轮违规借调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一些背离借调“临时性”“特殊性”需求的违规借调行为逐渐浮出水面、现出原形，更暴露出违规人员的多重“算计”。

算计一：违规成本较低

2011年，人社部下发《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新录用公务员应当安排在录用职位工作，一般不调整岗位，不得借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不得参加规定以外的离职学习。”2012年以后，一些地方市县开始探索如何更加规范借调行为。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次年，多地大规模清退省直部门违规借调人员，湖南省、山西省等地清退人员达上千人。

2014年以后，各地清退违规借调人员下沉到地方市直部门、区县一级。例如，2017年，云南德宏州共清理清退违规借调人员608人。2019年，广西平果县将91名违规抽借调干部全部清退回原单位工作。2020年，湖南湘潭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共清退违规借调人员665人，5个县市区合计清退违规借调人员559人。

专家认为，通过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各地在规范借调行为的探索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由于违规成本低，几乎不涉及违纪。近年来，一些地方的违规借调现象又有所抬头。

2019年7月，西藏自治区常委会明确各单位非特殊情况原则上不从基层抽调干部。2020年，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再次下发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从严控制向县乡基层借调干部，严禁以“跟班学习”等方式规避借调手续，短期借用基层干部。

但自治区某地一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却向上级反映，当前70多个领域的事务需要分到18个人头上，干部队伍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我单位现况为例，现共有干部51名，其中领导班子11名，驻村脱岗12名，借调、跟班8名，驻寺脱岗2名，剩余在岗干部18名，每个村安排1名包村干部。”对于基层的诉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中心回应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杜绝把关不严随意借调等现象。

“一部分人员确实是工作需要进行借调，去县直机关帮忙了，但有一部分人员却是由于个人原因主动借调的。这部分人为了借调到县直机关，肯定要找领导，找领导就得送礼。”某地一乡镇领导表示。由此可见，有些地区违规借调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违规借调大量发生的背后，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呼之欲出。

值得注意的是，除非违规借调的当事人涉及贪污腐败等违纪违法情况会受到重处，违规借调的单位最多不过被要求清退借调人员，可见违规成本较低。

算计二：妄图躲避监管

借调本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实用性的人事应急补充机制，却被个别别有用心者变为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在“吃空饷”的诸多形式当中，依靠违规借调占用编制十分普遍，也是近年来各地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关注现象。

天津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张瑞林向人“打招呼”将其妻马某从天津机电工艺学院借调到市教委职教中心技能大赛办公室帮助工作。但马某实际却在借调期间赴国外照顾孩子，根本未在借调单位上班。2019年8月，天津市委对张瑞林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利用工作便利为妻子马某安排借调工作构成“吃空饷”问题进行严肃问责。张瑞林被免职，降为二级调研员，有关违纪问题线索移送市纪委监委办理。市委教育工委给予市教委职教中心主任孟某某免职处理、执行六级职员待遇。

有些人为了以“借调”为跳板“晋升”，开始贿赂巴结手握借调权的领导。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于2020年11月30日因受贿罪获刑十二年六个月。2012年至2013年，赵长青曾应李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借调至中国书协工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李某以此为跳板，担任了有关公司负责人。2013年8月，李某向赵长青贿送现金20万美元。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

借调也成为部分人躲避监督的重要手段。2012年4月，湖南湘潭岳塘区发布干部任前公示显示，一位名为“王茜”的21岁女生将被提拔为该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并将“上派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科员，跟班学习”。消息一出就广受公众质疑。根据媒体挖掘，王茜实际根本没有考试入编，其父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原主任王达武通过操作，让她在邵阳城步县发改局摇身变为在职公务员，再被城步县当地人事部门登记为参公管理人员。如此她只要被调往行政单位就可成为公务员。可实际上王茜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根本没有出现在城步县发改局。

湘潭市一名熟悉情况的干部认为，王茜被派往上级机关跟班学习，实际上是通过借调的方式，躲避当地干部群众的议论和监督。最终王达武等8人被调查，目前已被免职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当不少被借调者在借调单位辛勤工作时，个别领导却让借调沦为弄权敛财的手段。这类违规借调不仅是对行政资源的浪费，还容易破坏当地体制内人事任用的公正公平。

算计三：构建贪腐“圈子”

一些落马干部调任、升迁过程中，往往通过借调安排亲信到较好的机关部门“占位”。

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勇在落马后被曝出在单位大搞家长制，其中涉及违规借调任用干部。2016年6月，刘勇在双河口街道任职时的一名班子成员因违纪受到纪律处分，同年9月，刘勇调任万州区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在未报经区委组织部同意的情况下，他擅自将这名受处分不久的区管干部借调到下属国有公司任职，主抓环保项目。在多个单位任一把手期间，刘勇专横霸道、贪婪无度。2020年12月，万州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勇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另一些腐败分子通过“借”实现了“调”，把“自己人”带到身边，构建贪腐“圈子”。湖南衡阳原市委书记李亿龙就是通过借调方式提携他的司机、联络员粟炯。粟炯的人事关系本来在怀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但他未经正规文件任命，仅凭李亿龙一句话，就从怀化市借调到衡阳市，成为李亿龙的联络员。

粟炯陪伴李亿龙左右，为其报私账、搞贪污，他本人还利用李亿龙换车之机，瞒天过海私吞11万元购车款。最终，粟炯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2018年6月，李亿龙获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百五十万元。

2019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初核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案时，发现郴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周江在郴州工作期间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09年2月，时任郴州市市长的向力力特意将周江从长沙借调至郴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任常务副主任。在长达5年的借调期内，周江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4万余元，港币10万元。2020年2月，周江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违规借调的大量发生，无疑增加了行政成本。如今，各地都在出台更完善的政策来规范借调，不让违规借调有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