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科的内在建构路径是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学科形态，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问题研究是学科生长的初始条件，基本研究范畴是向学科挺进的关键性力量。推进学科内在建构过程的动力学机制来自人类社会对实现知识有序积累及有效应用的期许与需求，建构路径的每一次转换都加大了知识系统化的力度，最终目的是获得一种适合于进行知识生产的复杂知识系统。当学科确立之后，会同时按照知识逻辑和制度逻辑去运行，形成具有两种规范性力量的知识运行机制，藉此成为一种主宰性的知识系统。在学科知识范式居主导地位的今天，对其进行元研究有助于提高知识创造主体对学科本质及其规律的自觉程度，在充分利用它的同时扬长避短。
关键词：学科；内在建构路径；动力学机制；知识运行机制
学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最重要的一种复杂知识系统形态，当代科学界承认，学科划分是在知识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的人为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学科的形成是研究者随意而为的结果。学科的建构①过程交织着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两种力量——首先是遵从知识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体现学科的自然属性，完成知识的系统化使命），其次才是形诸于外在的社会建制（体现学科的社会属性，完成知识的制度化使命）。本文试图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既然学科建构首先是遵从知识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那么，一般而言，这一建构过程究竟遵循着什么样的演化路径和动力学机制？二是当学科完成建构以后，究竟以什么样的机制或体制来运行？前一个问题在相关领域算是个新的研究命题，后一个问题则与学科的制度化有关。虽然国外学术界对学科制度化问题早已进行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但是笔者仍希望寻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新观察角度，特别是借助与学科内在建构路径相衔接的分析视角，尝试建立一个整体描述框架。
一、学科的内在建构路径及动力学机制
“建构”是一个源自建筑学的术语，原指在建筑空间里建立起一种符合目的的架构。学科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一种规范性的复杂知识系统，它的“内在建构路径”是指这种复杂系统在知识空间里进行构造时所选择的进军路线，动力学机制则是有关它的推进动因与方式。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学科如果内在建制没有建立，那么这个学科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存在的。”[1]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以推见，学科的内在建构过程必然始于前学科时代。纵观人类科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前学科时代的知识演化形态大致可以用“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等知识由自发存在形式向自觉存在形式渐次过渡的不同科学活动阶段来代表。
（一）问题研究形态的知识建构
问题研究通常又称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或“基于问题的研究”，是指由研究者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问题研究在科学研究中是最原始、最常见、最大量发生的一种研究类型，问题既可以源于社会需求，亦可以源自学术需求，还可以纯粹起因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问题的类型既可能是实践性的，也可能是理论性的。总之，有价值的问题研究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问题研究是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最本能、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实践反应方式。从本质上说，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源头和初始条件，问题研究形态在科学研究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都普遍存在。本文将问题研究形态界定为知识演化过程中的自发存在阶段，并非指研究者在这类研究中是无目的或不自觉的，而是指其研究目的在致力于建构复杂知识系统方面是非自觉、非敏感、非主导的，其关注点、兴奋点通常聚焦于如何解释、回答、解决被提出来的问题。
问题研究形态由于其与实践空间的联系极为紧密，总是能够很好地回应具有无穷复杂性、无穷多样性、无穷差异性、无穷鲜活性的现实世界，因而非常有利于原创性研究的产生。可是，如果仅仅停留在问题研究阶段，人类将无法对已获得的知识进行广泛、有效、深入的应用。这是因为，虽然问题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但是这种研究形态却具有一些先天缺陷，如研究者的注意力相对弥散、研究对象因人因时而迥异、研究主题游弋不定、研究者获得的知识杂乱无章地充斥于研究空间等，因而不利于知识的有序积累；难以形成能够定向地、大规模地吸收知识能量并进行知识组织与管理的“科学黑洞”。
只有将知识进行有序积累并实现了对它们的组织与管理之后，才能够将孤立的、局部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经验之见进行系统的深化与提升，并有效地加以应用。建构复杂知识系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然途径。不过，要走出建构复杂知识系统的第一步，就必须突破单纯的问题研究形态，向一个能够有效驱动知识有序积累的更高阶段迈进。值得庆幸的是，问题研究形态并不缺乏能够提供这种演化路径和动力学机制的科学基因。在现实世界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新的问题，从而在知识空间截面上产生连续分布的“问题序列”。一旦这种连续分布的“问题”取得连锁反应式的突破，A问题专属知识与B、C、D等问题专属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就会被研究者捕捉到，继而，知识系统化（其实质乃是知识的有序积累）的可塑性秘密就会被发现。当接踵而至、环环相扣、层出不穷的问题将研究带入连续化和连锁反应式的求解过程中时，知识探究的“滚雪球效应”必然被激活，单纯的问题研究形态的突破也就水到渠成。
（二）研究领域形态的知识建构
由大量对同类问题或相近问题的研究结果有机集成的大块研究空间，就成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时常提及的另一个概念——研究领域。研究领域的形成起源于问题研究，但显然又超越了问题研究这样一种知识演化形态，是一种对于知识系统化需求已经具有一定科学自觉意识的研究形态。由问题研究形态的知识结构方式向研究领域形态的知识结构方式转换，标志着早期的系统化知识建构活动开始出现了，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已不满足于仅仅关注个体意义上的问题，开始有意识地去从整体关系上去认识和把握被包裹在无穷问题丛中的复杂世界。这样一来，就使得复杂知识系统的建构行动具备了认识论的思想指导基础。
与问题研究形态的知识沉淀结晶偏向于发散性结构不一样，研究领域形态的知识沉淀结晶偏向于聚敛性结构：每个研究领域都拥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对问题的关注范围按照确定的方向进行收敛和集中，并根据研究需要“孵化”为彼此关联着的一大堆研究命题，以此划定该研究领域的边界。聚敛性的知识沉淀结构显然比发散性的知识沉淀结构更有利于形成对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而研究命题除了包含着问题本身之外，还负载着研究角度、研究假设、研究的价值预设等其他重要信息，在科学性上比问题研究形态前进了一大步，因而成为在研究空间里构筑共同学术体系的更佳表达形式。同一个研究者或不同的研究者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地、反复地提取本领域的任何一个命题来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结果，同行间允许对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争论和质疑，只不过争辩的前提越来越需要建立在理论与方法的一致性之上。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知识有序积累的过程蕴含其中。
研究领域形态呈现出的这种新特征，标志着其知识存在方式超越了问题研究形态的局限性，突破了个别化、零碎化发展状态，走上了普遍化、系统化发展轨道。不过，尽管出现了如此意义深刻的转变，研究领域形态下的知识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表现出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们是同一类“问题研究者”试图在彼此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学术纽带关系的标志；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拒斥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串门”，甚至经常“欣然吸收相邻知识领域的概念和方法”[2]。故此，研究领域更像是一块集中了大量相关问题的“学术公地”，并不过分表现出知识排他性。
研究领域的形成多以社会实践需要为导向，在不同的时期，每个研究领域受关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会出现热门研究领域或冷门研究领域，有一些过于短暂的研究领域还会成为“知识星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各类研究领域渐次生成、相互碰撞、不断廓清自身的过程，正在为进一步建构复杂知识系统孕育下一步的演化路径。
（三）基本研究范畴形态的知识建构
从研究领域中提取基本研究范畴，是学科内在建构过程中必然要选择的演化路径和必然要经历的认知革命，能否跨出这一步极为关键。虽然一个基本研究范畴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作为不同的科学概念，基本研究范畴与研究领域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极为重要的差别。
由实质观之，基本研究范畴在知识结构方式上具有更加明确的科学自觉意识；由形式观之，基本研究范畴里布满了概念整理痕迹，可以看作浸透着原理化思维的研究领域。如果说研究领域与复杂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还多少给人以若即若离的感觉，那么基本研究范畴展示出的鲜明个性则让人深信不疑：它们完全是为了建构规范性的复杂知识系统而被提炼出的一种知识演化形态。
这种知识演化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概念化、原理化的命题体系。用知识解剖学的眼光来看，基本研究范畴的知识建构诉求是将研究领域里从经过理性深描的大量典型个案中提炼出来的那些命题——它们能够最本质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矛盾运动，它们的研究内容趋于稳定、逻辑结构趋于清晰、研究方法臻于成熟，②它们对于问题的概括已经达到理论高度，等等——按照其内在结构聚拢在一块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概念化运作将它们上升为原理。如果说研究领域形态的知识结构特质体现为“研究对象的特定化”，那么基本研究范畴形态的知识结构特质则体现为“原理的特定化”。
基本研究范畴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距离学科形态最近的知识存在形式，已经具备规范性和系统性。一旦提取到基本研究范畴，就意味着相关研究命题及其结论获得了理论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命题从此确立了典型问题与权威解答，成为所谓经典命题，即承载着经典原理的命题。在科学发展史上，不乏经典理论的诞生与基本研究范畴的确立如孪生胎儿一块呱呱坠地的例子：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与“物种起源”这一生物学的基本研究范畴的确立相伴随，标志着科学界对生物界演变规律的研究有了权威解答；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及其三大运动定律的创立，与近代物理学奠定其支柱性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的过程相伴随，意味着力学对处于均衡状态下（光速以下）物体运动的规律形成了经典结论，从而完成了对这一基本研究范畴的最终确认。
基本研究范畴一旦提炼成功并经受住考验，与某个复杂知识系统就会结成极其牢固的终身关系，成为其认知基础与价值基础，其地位绝不会被轻易动摇或取代；而研究领域与复杂知识系统的关系则相对松散和暖昧，其地位并不十分稳定。基本研究范畴在规范性的复杂知识系统中好比是“铁打的营盘”，而研究领域好比是“流水的兵”。
假若一个知识系统给人的印象总是摆脱不了研究对象飘忽、关注领域泛化、逻辑结构含混、理论基础凌乱、研究群体驳杂的感觉，十之八九是它的基本研究范畴没有真正形成，人们在关于学科的基本问题上仍在争论不休，依然处于前学科状态。③
（四）学科形态的知识建构
学科是作为人类知识领域的专门化分支而被创造出来的巨型复杂知识系统，无论其是在学科门类的意义上存在，还是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抑或更细的分支学科意义上存在，它们都被看作人类为了便于自我认识世界而制度化地建构起来的知识分类体系及其规范。
如果建构者穷尽了N个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不间断交集关系的研究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所有相关命题的原理化运作，从而提取到结构清晰、数量足够的基本研究范畴，然后据此建立起一套内在联系紧密、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独到的规范性复杂知识系统，那么这个知识系统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为一个学科，而确保其“竣工”的关键“零部件”正是基本研究范畴——它们是学科内部拥有最大公约数的象征。
在由基本研究范畴形态向学科形态挺进的过程中，知识建构的重要使命是：从研究对象广泛的研究领域中筛选出那些命题既密切关联又严谨区分，但都具有相同逻辑起点的基本研究范畴，然后以共同的逻辑起点为经纬，将这些基本研究范畴“编织”成一个更加宏大的知识有机体。其具体环节包括：确定基本研究范畴的个体、总和及其分别对应的研究边界，统一核心概念体系，明确理论基础范围，建立抽象化逻辑结构，规范专业话语体系，整合专门研究方法，等等。一个学科的外延通常就是其基本研究范畴的总和，学科形态一旦宣告确立，即使将来某个命题或某些命题有必要加以修正，但由于其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命题之间的通约性便不会遭受破坏，整个知识系统的统一性、积累性也就不会丧失，而其科学原理体系的成熟度却能够不断提高。
举例来说，在经济研究领域，人类长达数个世纪的漫长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成熟的基本研究范畴，如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价格与成本机制、市场竞争与均衡状态等基本范畴（每个范畴内又包含着更细分的范畴），正是它们在微观经济学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各个范畴都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分别展开不同侧面的经济问题分析，当所有范畴汇集在一起时，则全面揭示波澜壮阔的经济活动的内幕。不管当代各种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有多么繁杂，也无论其编著者的学术思想与见解有多么不同，这些教科书的章节结构却总体上小异大同——很难逃出上述内容范围，原因就在于基于相同逻辑起点的基本研究范畴是无法杜撰或随意变更的。当然，相对于基本研究范畴，个别命题是可以修正的，比如纳什均衡理论就修正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但其并没有推翻作为这一命题以及整个微观经济学根基的“理性人假设”，而是深化了这一假设中涉及分工以及价格机制形成的博弈原理。
基本研究范畴是学科得以立足的命门，由基本研究范畴形态上升为学科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借助原理化成果而推进知识由普遍反射个别、由一般反射特殊、由抽象反射具体、由整体反射局部的理论指导功能的锻造过程。④借助这一过程，学科成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成熟、更加独立、更加自足的知识体系。由越来越精致的概念、命题、原理、定律等要素组成，不但建立起一套共同认可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规范和权威标准，而且形成了有关知识应用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甚至工作流程，足以实现知识组织、知识生产、知识导航、知识标识、知识检索等一系列强大功能。
二、学科的知识运行机制
当学科完成了自身在知识空间的系统化建构之后，还要形诸外在的社会建制，如按学科成立学会、收藏图书、出版期刊，特别是在大学里设置相关系科或学位授予点以进行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这一过程通常被视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学科制度化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建立学科的知识运行机制，藉以对本学科的知识领域和价值标准提出要求，从而对本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向、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施加影响。
（一）学科知识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决定力量
人们早就发现，就像学科的形成不是研究者随意而为的结果一样，学科的知识运行也不是研究者可以随意而为的结果。早期，在学科的发源地欧洲，学科的知识运行至少须面对各种外部力量的干预，比如可能会受到教会干涉、君主敕令管制或政府审查。只要读一读康德的《学科之争》，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此种历史情形。这位哲学巨匠在书中开篇就不得不向国王表白：由于自己此前的论著中有被政府大臣指责为贬损基督教的内容，因而受到“不要失去最高恩宠”的警告，为此他将放弃对宗教事务发表言论的权利。同样是在这部书里，康德还看似怪诞地将学科划分为“高等学科”与“低等学科”。按照他的界说，“高等学科”是已被“托付”给官方照管的经学，而“低等学科”才属于那种仍坚持独立品格、不以上司命令为准绳、只观照科学利益的学科。
凡此情形，无疑是当时学科体制的真实写照。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学科知识运行机制并不涉足此类明目张胆干涉学术自由的体制问题，而是假定学科已处于学术自由的体制下，这时候它会以什么样的知识运行机制来运行？坦率地说，这是个严肃且不轻松的学术问题。康德是最早提出按照知识的划界去确立学科关系的人，自康德以来，如果以康德与福柯为代表来划界，学术界对学科的知识运行问题已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一种可以称为知识逻辑决定论，另一种可以称为制度逻辑决定论。
知识逻辑决定论的思想内核是，学科的知识运行完全是受其自身逻辑支配的。比如，在康德的语境里，“低等学科”才是学术自由意义上的学科，在这类学科里，理性代表着穷究宇宙根本和彻悟生命意义的智慧，知识作为理性思维的化身，其运行具有内在伦理性，不会被世俗利害关系因素所弯折。照此理解，人们探讨学科的知识运行机制问题显然应从这类学科出发，而不可以“高等学科”为镜。虽然康德从未直接使用过“学科的知识运行机制”这一概念，但是他的相关论述却是极其朴素、鲜明而坚定的。比如他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论断，比如他关于“理性是自由的，在‘真’的问题上它不承认任何外在的命令”[3]的强硬誓言，都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学科的一切都取决于真理性（这是一般学问的本质性和第一位的条件）”、学科“仅关心那门科学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仅关心‘真理’”[4]的坚毅信念，即使是今人在领悟这一信念的真谛时，也不存在多少时代隔阂或理解障碍。概言之，在康德的眼里，借助于理性的引导，“低等学科”的知识有其自决、自我证成的建构与运行轨迹，它们只听命于自身逻辑的召唤，因而“有朝一日终将成为头等的学科”[5]。这样一种知识逻辑决定论的认知与亚里士多德对学术本质的看法一脉相承，⑤为学术活动抹上了一层独立、神圣的色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知识界所熟知并深信不疑的理念。
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在学科制度领域的研究也与其他研究领域的情形一样，遭遇了席卷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思想观点在勃发的“祛魅”热情驱使下，无不开始受到“否思”和重新审视。这股汹涌而来的思潮所激发的研究在不少领域还真取得了突破和重大进展，其中一项重要突破就是研究者拒绝再像康德那样把知识（哪怕是“低等学科”的知识）看成“单纯之物”，他们由此而窥见了世间一个秘密：制度化状态下的学科知识运行过程具有强大的规训与控制功能，并不完全受控于知识逻辑本身。在这类研究者中，前期最有代表性的为福柯，后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华勒斯坦及其合作者。
身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之一的福柯敏锐地洞察到如下现象：“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6]这位“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由此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当今世界“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7]。在他看来，隐匿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推手不是别人，正是作为现代学术和专业知识化身而存在的学科，正是学科的存在“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地恢复了活动”[8]。了解福柯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他的批判性理论体系里，“话语”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分析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现代社会里无所不在的“细微权力”。福柯由此而揭开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学科制度化的影响远不止于知识范畴本身，它同时还代表着一种权力运作过程。
以创立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的华勒斯坦进一步强化了福柯的上述思想，使西方学术界对学科体制的研究达到了又一个高潮。无论是在华勒斯坦主编的《学科·知识·权力》一书里，还是在以他领衔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名义发表的《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中，华勒斯坦及其合作者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学科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社会控制与轨调（regulate）制度的一部分。”[9]他们将分析重心沿着“话语”这条线索从学科系统内部向学科系统外部展开，以探索学科作为一种操纵机制为什么如此厉害，并将所发现的结果昭告世人：原来“学科与规训是同一个语词”，学科不仅完全控制了学者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那就是，学科还控制了学者结束训练以后的职业样式”。[10]在知性并卓有成效地拓展福柯的分析视角之后，华勒斯坦及其合作者对“学科的形成、分化以及组织模式”毫不客气地给出了比福柯更为冷峻的评语：这是一种“通过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传递来影响他人、巩固权力或获取利益的运作过程”，并信誓旦旦地断言，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宏观层面的东西”。[11]
无论福柯和华勒斯坦在枝节方面存在多少差异（譬如，福柯不承认权力必须或仅限于在社会建制形式中出现），他们在学科制度研究领域却无疑是最坚定的同盟者——他们俩都不相信在现实中存在着并非“刻意建构”出来而是能够自我证成的知识，都采取了“知识与权力互为一体”的分析立场，都认为学科不仅不是那种浑然天成的产物，相反倒“可能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12]，因而是一种按照人的意志、受到现实利害关系影响并且必须借助制度（或规则）的约束力向着受控制的方向去运行的知识运行机制。他们实质上是引入制度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知识具有“绝对客观性”或“绝对中立性”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从而由知识逻辑决定论转向制度逻辑决定论，最终与康德的立场分道扬镳。国外这类有影响的观点传入我国以后，立即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热情传播，我国有学者对上述观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学科一旦建立，它的“学术传统对于该学科的学者将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它通过学科规训指导学生，把学生罗致进那个认识世界的特定观点中，并又由他们来传播那个观点”[13]。
正是在福柯和华勒斯坦这种强有力的理论影响下，各种大同小异的有关学科制度的定义风靡一时。比如，将其定义为“学科体系中个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体系”[14]，或“学科组织中规训学科新人、控制学者学术职业样式的规范”[15]，等等。制度逻辑决定论由于其理论锋芒更为犀利、研究方法更为精致而迅速跃升为一种主导性的视界，它之所以能够挑战知识逻辑决定论并占得上风，关键在于它抓住了“学科能够浑然天成”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易遭攻击的“软肋”。对此，在新老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表述中可以得到高度一致的印证，在诺思、拉坦、康芒斯、斯科特等人关于制度的权威论述里，制度被刻画出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是人为的建构物，⑥且必定与建构主体的价值选择有关。因此，制度逻辑决定论带给知识界另一种感觉：跟学科有关的一切事物也许依旧称得上崇高，但也与人一样，它们并不完美。研究者要想继续依赖知识逻辑去解释清楚学科知识运行过程中的所有现象，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可是，在现实世界中，究竟存在着哪些实际指引着学科知识运行的规范性力量？难道真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情形吗？公允地说，知识逻辑决定论与制度逻辑决定论都有其合理可信的一面，但也都有其语境尴尬的一面：只承认知识逻辑而忽视制度逻辑的作用，或只强调制度逻辑而否定知识逻辑的作用，偏颇都已在其中。任何研究者都不应该由于生活需要纠正一种片面看法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既不明智，也得不偿失。客观地看，规范或制约学科运行过程的既有制度逻辑的作用，也有知识逻辑的作用；学科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科学研究中特定的行为准则体系，同样也受制于“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16]。这种“基础结构体系”不可能由基本研究范畴及其所涵盖的经典原理以外的非知识元素来担当，其发展轨迹与价值选择行为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因而不能够被贸然地划入制度范畴。在现实中，知性与利害关系都会对学科产生牵引作用，两者总是既矛盾又同在，想完全压倒对方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学科总是既按照知识的自然规定性，也按照知识的道德性境况及自由性境况而生长。这种对立统一状态下释放出的应力与张力，大致决定了学科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知识运行机制来起作用。
（二）学科知识运行机制的描述框架
笔者在本文开头即已申明，希望能够结合学科内在建构路径的分析视角，来尝试建立这个描述框架。因此，以下分析描述将略于勾勒制度逻辑约束下的运行机制，而详于刻画知识逻辑支配下的运行机制。
1.制度逻辑约束下的学科运行机制
制度逻辑约束下的学科运行机制，主要是借助于学科的社会建制而发生的，可以看作一种包含了利害关系的机制。客观而论，制度逻辑之所以能够在学科运行过程中起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学科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社会对知识学习和知识生产进行有组织管理的需要，因而其受控运行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在以学科为纽带的知识生产链中必然会形成巨大的利益空间，因而其受控运行也必定掺杂许多人为因素，说得“学术”一点，要受到知识建构主体的价值选择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切从事教学或科研的人都必然以学科为安身立命之地。不要说放纵无政府主义在学科领域里泛滥，就是容忍在这个领域里原理被随意挑战、经典被轻易废弃、知识被过快淘汰的任何举动，都足以在学界引发恐慌。知识一旦丧失应有的连贯性、稳定性与权威性，不但有可能断送学科有序运行的局面，而且也会吞噬学术精英们沉淀在学科里的人力资本，使这些虽然原本身价不菲，然而其资产专用性极强的学术人力资本，由于知识“半衰期”骤然缩短而横遭“洗牌”、身价大幅跳水。既然知识的“沉没成本”不可收回，为什么要让它们轻易贬值呢？在利害关系因素的引导下，作为一种虽显世俗却极其自然的反应方式，学科制度天然地倾向于对知识学习与知识生产设置严苛的规训要求，以降低在学科内部发生“知识地震”灾害的概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当然，也正是由于如此，其“双刃剑”效应便在所难免——学科制度在展现它的“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优势的同时，也就有了“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17]之虞。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也的确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向世人呈现这类由于“双刃剑”效应而酿成的悲剧性案例：利害关系有时候驱使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些事件中的当事人，在重大科学问题上违背知性，宁愿选择站在后来被证明是谬误的一边。
2.知识逻辑支配下的学科运行机制
所谓学科的知识逻辑，应该是指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的主观意志，与理性有关但与利害关系无关，从而摆脱私心的挟持，可以相对独立地对学科运行发生作用的知识内在趋势与张力，或者说，真理性是它的唯一价值关怀。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范式就是学科知识逻辑规范的一种硕果，但不能武断地说它仅仅是一种行为规则。作为行为规则，是不管你思考不思考、相信不相信、愿意不愿意，由于利害关系都必须服从的。而库恩明确表示范式“具有标准化的特征，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18]这实际上是在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众多从事科学研究的“实践者”在经过思考和比较之后纷纷自愿接受范式的缘故——他们主要是被知识逻辑的内在张力与科学分析的高效能所折服。库恩又清楚地指出，学科的成就“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19]。这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这种从众现象的原因。不可否认，范式具有一种科学魅力，毕竟，首先是诉诸知识逻辑，范式才能够获得它在科学上的正当性以及优势。总体上看，一批又一批学者对学科范式的紧紧追随是科学魅力使然，并非外力胁迫或利益诱惑的结果。
有了这样一种其他科学活动模式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科学的光环便越来越聚焦于学科。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悄然而生：在学科运行过程中，知识逻辑是如何向学科知识系统提供规范性的，其活动轨迹能否被观察到？
答案是可以被观察到。每个学科初具形态之后，都会对本知识系统的内在同一性进行反复确认，而这一过程能否被允许结束，笔者认为，其重要标志就是看学科与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之间是否已建立起足够清晰的领属关系。前文已阐述过，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和基本研究范畴形态都是学科在其内在建构过程中曾深深依赖过的生长基础和演化跳板，或者说哺育过它，按理说它本当对它们满怀感恩之情和谦卑之心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旦学科获得了广泛认可和权威地位，它会本能地对这些昔日“功臣”保持警觉，小心翼翼地加以监视，以防它们在知识逻辑上出现与自己貌合神离乃至背道而驰的情况。
首先看学科对基本研究范畴的态度。基本研究范畴是学科的命门，在扼守自己的命脉方面，学科通常会展现出铁腕的一面。当学科建立了自己的“江山”后，为了更好地“传宗接代”，会非常关心基本研究范畴的纯正性，一旦发现有“杂牌”、“奸细”混进这个队列，会毫不迟疑地清理门户，赶走这些不速之客，铲除知识系统内部基础结构不稳的隐患，确保后院不要起火。总之，它信奉一条真理：“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虽说学科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只有原则性，毫无灵活性和开放性，但是不到非得与旧的基本研究范畴决裂之际，不会轻易让自家的“篱笆墙”被撕开哪怕是小小的豁口。距今较近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物理学界对准晶体的发现。该发现挑战了理论物理学关于晶体内原子都以周期性重复对称方式排列的黄金法则，颠覆了固体物质结构只有晶体与非晶体之分的传统原理，其发现者谢赫特曼因此饱受非难，他的论文一度遭到被专业期刊“封杀”的命运，他本人因“执迷不悟”被所在课题组除名，一些科学界权威则讥讽他“根本没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这一切都是他直到20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前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新旧学说之间如此般水火不容，若仅仅用利害关系来解释谢赫特曼的悲剧性遭遇，恐怕很难有足够令人信服的力量。人们或许不能排除上述不肯容忍科学新发现的阻力有一些是来自利害关系，但肯定不全是如此，一定还有相当一部分阻力是来自虔诚的科学信条和必要的科学谨慎。换言之，是偏见而未必完全是利益主导了这类阻力。发生在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论战是更加著名的例子，其焦点也是论战的一方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不容挑战，而另一方却认为对方“过分信赖以往所熟悉的原理”，因而必须挑战某个基本研究范畴。⑦这说明，任何挑战基本研究范畴的行为必然引起学科最激烈的反应。
在约束研究领域形态方面，学科也是表现得作风硬朗而刚健。凡是被整合进学科的研究领域，都必须在知识选择上表现出对学科的忠诚性、依赖性和从属性，明确拒绝其他领域知识的诱惑，同时与各种边界性的知识状况保持恰当距离；那些在学科化发展方向上不积极、态度暧昧、“流寇”习性难改的研究领域，休想入得学科的法眼。任何先验的、虚妄的、“八卦”的知识，注定要被学科嗤之以鼻；而对于被认定是“异己分子”的研究领域，则坚决驱逐出境。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总是比学科之内的常规研究存在着更大的难度和阻力（因为这对于学科的知识逻辑约束来说是一种逆向选择），因而较难推进；而一旦这种交叉研究获得成果并有力量发展成为某个独立的学科时，它同样会变成一个相对自足和封闭的知识体系。
至于如何来驯化问题研究形态这匹“野马”并使其乖乖就范，学科使出的招数更是堪称一绝：虽然研究者在学科框架内继续享有观察和研究各种问题的机会，但已不知不觉被佩戴上一副“有色眼镜”，诸如学科的研究范式、惯例与方法。绝大多数学者在经年累月地享用这种“专业主义利器”之后，已经对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在研究中时刻难离这样一副“眼镜”。这固然减少了研究者瞎折腾、走弯路的风险，但也不免会对那些喜爱“剑走偏锋”或独辟蹊径，宁愿以好奇心、独特性、创新性为导向来驱动问题研究并需承担较大科学风险的研究取向产生较大压抑。在学科的知识逻辑导向下，学者发表学术成果的价值取向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发表虽然新颖、独特但不免不入主流的个性化研究成果，那些能够不断促进学科有序积累的系统化知识更受青睐。
3.基本结论与整体描述框架
综上所述，现将全文的基本结论归纳如下：（1）学科的内在建构路径是从问题研究形态演进为研究领域形态，再从研究领域形态演进为基本研究范畴形态，最后从基本研究范畴形态跃升为学科形态，在这个持续转换过程中，问题研究形态是学科生长的初始条件，而基本研究范畴形态的确立是向学科形态挺进的关键性力量；（2）人类社会对实现知识有序积累以付诸应用的不竭需求，造就了学科内在建构过程中的动力学机制，这一机制使得知识从杂乱无章变得有条有理，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推进路径的转换都加大了知识系统化的力度，使知识有序积累的水平不断登上新的台阶，最终获得一种适用于知识生产的规范性复杂知识系统，即学科形态；（3）当学科确立其形态后，会按照知识与制度的双重逻辑去运行，分别形成内在机制和外在制度两种旨在确保学科“同一性”的规范性力量——两者既不完全兼容，也不完全背离，这是学科通常具有较强保守性的根源，同时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学科领域中有时候会出现若干个相互竞争的范式的原因；（4）在知识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双重支配下，学科成为一种指引性的知识存在形态，即使是对其转换过程中曾经柄息过并深受哺育之恩的各种知识结构形态，也会假“自我确证”之手来确立对它们的羁束关系，以使它们与整个学科架构及其核心观念保持一致。
由以上各项结论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一个整体性描述框架，试用下图来简化地示意（图略）。
从总体来看，在知识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双重约束之下，学科的个性是偏于保守的，朝秦暮楚或狂飙突进都不是它的风格。在学科之内，允许门派林立，但别指望它对自己把握不住的知识丝毫不怀戒心；至于那些执意要离经叛道甚至“图谋不轨”的知识发展苗头，更别奢望得到它的姑息占在学科固有的知识运行机制之下，一个学者能否恪守本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研究范式和知识标准去研究问题，越来越成为衡量其研究视野、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甚至研究成果能否“人主流”的重要标准。
三、本文的推论与联想
除以上基本结论之外，笔者还产生若干推论与联想，愿与读者一起分享。
推论与联想之一：
一个知识体系是否具有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是感受和衡量一个学科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志。而完整严密的学科理论体系不可能是由所谓的职业建构者“思维地”建构出来的，那不过是一种最没有想象力的空想。
实际上，人类建构像学科这样严密的复杂知识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征程，是以问题研究为起点一步步地积累演化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研究是学科生长的源头和初始条件，是科学之母，是科学研究的第一生命，它与其他各种知识结构形态之间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肉关系。即使在学科体制奠定了“巨无霸”般的理论帝国大厦之后，问题研究的知识基因仍会顽强地潜伏在学科形态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将本学科的知识发现披上普遍真理的外衣，几乎是所有学科的本能。然而，大千世界永远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理论总有自己的死角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不可能成为一张无所不罩的罗网；只有问题研究的触角永远是最清新、最敏锐、最接地气的，因为它必须从现象和事实入手，因而能够永葆青春活力并不断推动理论的前进。丧失了问题意识及研究能力的人，即使拿整个学科作他的后盾，也别指望其取得任何有原创意义和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
推论与联想之二：
研究领域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研究领域有可能最终发展为学科，也有可能不向学科化方向发展，这取决于该领域知识是否企图以及是否有能力向命题体系原理化方向发展。换言之，学科化有可能并不是研究领域的唯一宿命。⑧判断某个研究空间究竟是属于研究领域形态，还是已经处于学科形态之中，最重要的标志是看其有无提炼出严谨的、足够的、相互支撑的基本研究范畴。确立基本研究范畴是推动研究领域向学科化方向迈进的关键性力量所在，无论是学科的话语空间建构及其拓展，还是趋于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的脱颖而出，都只有在形成了基本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才能够顺利进行。
在实现由研究领域形态到基本研究范畴形态的知识飞迁过程中，不仅建构者的理性思维能力至关重要，建构者是否穷尽了相关领域的所有基本问题并达到“烂熟于胸”的程度，以及研究者是否掌握了既严谨又成熟的研究方法，同样至关重要。
推论与联想之三：
基本研究范畴在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层次：从下往上看，一组完整的基本研究范畴构成一个学科；从上往下看，每个学科的分支学科其实就相当于它的基本研究范畴。
历史地看，在由基本研究范畴形态向成熟的学科形态推进过程中，除了有赖于“命题体系原理化”顺利进行之外，的确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条件，如出现一些集大成的学者，由他们来最终敲定学科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形式。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承认学科建构的英雄史观，即最终是在这些“集大成者”手里，达到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境界，正式宣告了某个学科一的降生。
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忘记，学科真正的先驱是无数在其形成过程中探索具体问题的研究者，特别是那些研究了对学科来说是既重要又独特的实际问题的“探险者”。“集大成者”不过是站在这些“探险者”的肩膀上，在恰当的时机，做了使相关知识“从不同的圆心角向同一圆心汇聚”[20]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学科的内在建构是一个“滴水穿石”的过程，靠的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推论与联想之四：
人类因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才发展出像学科这样的规范性复杂知识系统。学科的出现对于人类彻底脱离蒙昧、跨入科学时代功不可没。学科不是知识狂欢的舞会，而是理性思维的圣地，它因此而推动了科学进步，最终实现了知识从杂乱无章变得有条有理的科学目标，大大提高了知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学科思维方式也就深深扎根、大行其道，成为一种主宰科学界的思维方式，即便是那些贴上了“跨学科研究”标签的科学活动也不能幸免。
不过，在学科光环下眩目闪耀的是否都是金子？在学科阴影里黯然失色的是否皆是粪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是否只能由学科的标尺来丈量？在知识学科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确实出现过种种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去学科化、反学科化的尝试，学科无所不能的神话也不时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然而，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亲眼看到过能够取代学科的知识系统。这类声音的真实意义未必在于撼动学科的存在价值——这多半是做不到的，而在于提醒人们在科研教学中不要将学科范式蜕变为学究范式，而忘掉研究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创新的源泉又在哪里。
作为人类知识矿藏的组成部分，学科与学科之间既有通道，也有壁垒。学科既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开明，但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从终极意义看，任何一门学科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都并不在于它为“行内人”提供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工具价值，而在于它能够担当起对本知识领域的现实世界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的职责。越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学科，越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反之，则难以摆脱衰落或边缘化的命运。
注释：
①本文是在一般意义上，而不是在建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建构”一词。
②在早期的问题研究形态和研究领域形态阶段，很多研究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来完成的，而一旦到达基本研究范畴形态阶段，对研究对象采取观察、测量、实验、实证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③比如，高等教育学界内部就一直在争论自己到底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其基本研究范畴没有真正形成并得到公认。相似情形在不少“准学科”里都存在。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准学科”来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提炼基本研究范畴方面多下点工夫。
④即从“已知的普遍”推理到“未知的个别”、从“已知的一般”推理到“未知的特殊”、从“已知的抽象”推理到“未知的具体”、从“已知的整体”推理到“未知的局部”。
⑤亚里士多德在表达对学术本质的看法时说：“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l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
⑥具体可参读以下文献。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拉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比如，生物学界今天已经认识到，除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必要条件外，概率性的存在和时间对称的打破，也是生物进化成功的必要条件。
⑧比如神学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它虽有号称“十大界域”的研究范围（如圣经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性论、罪论、教会论、来世论），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基本研究范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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