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将军回忆在常熟“民抗”和六梯团部队的战斗经历
周建平将军
“民抗”和六梯团部队的点滴情况
周建平
我参加“民抗”是一九三八年,其时“民抗”成立还不久。我流亡回来时,常熟到处都有游击队,有好几个部队;我哥哥周嘉禄部队也是其中一个。“民抗”是以任天石的塘桥部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一般青年都不大愿意去“民抗”,有的人去了不久就离开了。因为“民抗”比较艰苦,强调群众纪律,管教亦严,别的游击队发薪饷,“民抗”只有饭吃。我开始在“民抗”政治处当政训员,“民抗”部队主要由杨浩庐、赵伯华带着。李建模是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虽不负责带部队,但经常到部队来。以后陈岳章到了“民抗”,了解了我过去的表现,介绍我入了党。不久决定我去二分队任政训员(在我之前,冯二郎<焦明、刘平若>可能任过二分队政训员),那时候,“民抗”还只有两个分队。一分队长赵云鹤,政训员陈岳章,二分队长李文魁。到了这一年冬天,“民抗”又建立了三分队,分队长潘发棠,政训员夏期发。“民抗”二分队原在塘南地区活动,由于部队日益发展扩大,给吃饭穿衣带来了新的矛盾,在我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和“二五”减租的政策指引下,被派到塘北何村一带收田亩捐。这样,既解决军费困难,又减轻农民负担和团结地主抗日。同时,做群众工作。何村地区过去“民抗”未去过,但有徐少川徒弟小陆星在那里活动,敲诈勒索,鱼肉乡民,农民痛恨之极。他也想收田亩捐,就与我们发生磨擦。我经常到吴家村(吴家段)茶馆去宣传发传单,小陆星得悉了便去报告鬼子。一次,我正在收田亩捐,常熟据点内来了一个鬼子。我们拿起三八枪准备打,老百姓不让我们打,说打了不得了,东洋人要来烧房子。为了不使村民遭映,我们没有去打。又有一次,我们遭到了小陆星的突然袭击。他带了十几个人一下子冲到我收田捐的办公地方。我对小陆星说:“我们都是徐大队长(徐少川)的部下,你要收田亩捐,我们收了也是交给徐大队长的,你收我收不都是一样吗!”他无话可说,又不敢打我。我请他们坐下来喝茶,讲了一通抗日道理。他们窃窃喳喳了一阵,小陆星煞有介事地站起来说:“这样吧!哪些人交过田亩捐的,把名单交一份我们,已交的,我可以不收。”说罢,他们走了。事后,我到大队部向杨浩庐、赵伯华作了汇报,他们决定派赵云鹤、陈岳章的一分队到塘北来。他们未来之前,我们又受到小陆星的一次夜间袭击。我们二分队是每天夜间移动的,白天在驻地的村上训练、上课,天黑之前部队就转移,但距离并不太远。小陆星不知道这个情况,还以为我们仍在前夜宿营的那个村子上,晚上九点钟光景就伏在村外打排枪袭击。我们听到枪声赶去,他们已走掉。一分队到塘北后,我们一、二两个分队便在一起活动,不久就在何村附近跟王兴、小陆星部队打了一仗,捉到一个俘虎,经大队部教育,给了些钱,放掉了。其时,“民抗”已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四十人。大队部带了三分队常在小陆泾一带活动。从此以后,小陆星感到靠自己的兵力已无法与“民抗”较量了,于是他联合赵培芝、赵培芳,以及常熟的日伪军,对我塘南、塘北地区进击和“扫荡”,终于发生了所谓“民抗”的“一・七”事件。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日伪军和土匪向我们“民抗”发动了一次进攻,气焰很嚣张。“民抗”虽然是党领导的部队,战士都是工人农民出身,很纯洁,武器装备也不差,指挥员赵伯华又是老红军。但我们的力量毕竟弱小。为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援,党组织决定扩大同外部的联系,要我到无锡梅村邓本殷部队做联络工作。当时梅村虽有强学曾部队,实际上主要是邓本殷部队。邓本殷在北伐时期是个军阀,海南岛琼崖的司令。北伐军把他搞跨了,他就跑到上海,同一个德国女子结了婚。抗战开始,他就组织游击队,利用他在琼崖当司令的旧影响、势力,收集了一些广东军队的败兵,以无锡鸿山为主要据点,在梅村、鸿山、大墙门一带活动。他的部队有战斗力,里边有我们党的同志做工作。第一次去邓本殷部队,是杨浩庐带我去的,跟在邓部的一个党员叫陈达取得联系。杨浩庐告诉我陈是上海党派下来的。第一次见到邓本殷,他住在一个地主宅里,很阔气。专门有几个女人服侍他。早上吃牛乳、鸡蛋等营养品,生活奢多,怎能打游击!以后就由我一个人去邓部联系,有时邓要驳壳枪子弹,我也送一些去。一次,我带一同学去梅村,因鬼子来“扫荡”邓部不久,邓的部队散在农村,寻找不到他们,在茶馆里休息。我问茶馆老板:“邓军长的部队到哪儿去啦!”引起了在茶馆里的邓部一个侦察员怀疑。我们走出茶馆后,就被盯住了。走到一条桥上,我正准备跟他拼斗,他却掏出了驳壳枪逼着我们跟他走到了鸿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他们二大队的驻地,把我们当成汉奸关在小屋里。后来,邓的二大队大队长知道我们是从常熟来的,有关系的,便把我们送到邓部收税的一个卡子上,邓本殷在那里等我。记得这天正好是旧历年的大除夕,邓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我们曾经要邓本殷部队到常熟来,邓本殷也准备来,但后来终于没有来。以后传说,“江抗”到了无锡梅村时,也委了邓本殷什么职务,但不知何故邓跑掉了,跑到了国民党三战区,发表了一个反共宣言,暴露了叶飞和新四军六团的真实面目。那时候,我们同胡肇汉也有联系。我到过胡肇汉部队,只知那里有党的同志宫岳,但未见过面。我与胡部的副司令陆步青本来很熟悉。陆原来是党员,后来失去了联系,宫岳就是经过陆步青的关系到胡肇汉部队的。记得有一次,不是第一次,我去胡部,乘一小船从太平桥回来,航行了一二里,碰上曹长金的第十一梯团部队去进攻胡肇汉部队,实际上去太平桥抢劫。曹长金部的尖兵班看到我坐的船,喝令靠岸叫我上去。那些尖兵拿着“关公式”的大刀,大嚷:“坏人坏人,把他杀掉。”我心想,不是死得太冤枉了。真无计可施,十分着急,突然走出一个“程咬金”,他们的尖兵班长原是我家乡陆巷铁铺子打铁的,见到了我,忙说:“他是周嘉禄、周副官长的弟弟”。他们才把我放掉了,终于化险为夷。我乘船沿阳澄湖边航行,见到了陆步青,告诉他曹长金的部队来了,他要我快走。他们的部队也就转移离开太平桥。周嘉禄也就在这个时候,与“民抗”有了联系。以后为了加强六梯团的领导力量,组织上决定我到六梯团去工作,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份。我由杨浩庐带着到六梯团去,走在半路上,杨浩庐建议我换个名字,我想了想,把原名周嘉善改为周建平。我去六梯团后,任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并不是集训中队。三大队名义上有三个中队,实际上只有两个中队,一中队和三中队。三大队大队长赵石屏,但我没有跟他见过面,我初去印象较深的,是一次陈震寰、吴善述、周文在检阅部队的事。那时候我到六梯团还不久,这天轮到我值星,把一、三两个中队一百多人集中了起来,我发口令,向团长作报告,还指挥了阅兵式。陈震寰见我挺有精神,夸赞说:“民抗来的都是好的。”我们中队中有徐庆、唐大,和金恒熙三个排长(分队长)。后来王志平来当我们中队指导员。我记得六梯团三大队一中队奉命离开徐市地区到东塘市时,徐庆、唐大等一些骨干都不愿意去,他们说我们拉部队是保护家乡的,走掉后,附近的土部队要来捣蛋怎么办?有的还哭鼻子。为此,任天石专门来做他们思想工作。我开始懂得,由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教育过程。我们部队由赵伯华、周文在带着,以东塘市为中心活动了一个时期。其时曹长金部已被日寇“扫荡”搞垮。像“民抗”样,我们到了东塘市地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由于季节关系,不好收田亩捐。赵伯华参加过广西百色武装起义,曾任红军团长,有股冲劲。一次,我们去石牌捉拿坏人,部队在岸上走,赵伯华乘小船走水路,部队走到离石牌里把路,听到石牌方向传来快慢机声。赵伯华恼火地冲着我:“你们为什么不跑步前进,敌人已经打枪啦!”我们进了石牌镇,战士又不会搜索,只抓到一个两面派镇长。要他出钱,他不肯,被杀了。这种政策不久就纠正了。我的通讯员原在曹长金部队,到我们部队后,发了他一支三八枪。那知过了二三个星期,小家伙拖枪跑掉了,那时三八枪是最好的枪,丢失了还了得!当即由唐大去寻找,结果在芦花塘里抓到了。虽然我争论再三,治军极严的赵伯华,还是毫不容情的把小家伙斩了,记得小家伙颈颈里缠着围巾,天气还有寒意。我们与“江抗”(六团一营)会师的经过,我记得很清楚。由杨浩庐布置我带部队到渭泾塘附近,交给我一张呼口号的单子。“江抗”由王(王萱椿)营长带领从梅村经过大墙门来到渭泾塘时,我就组织部队呼欢迎口号。待“江抗”部队通过州塘、苏常公路封锁线,向太平桥方向进发以后,我们部队才回太平桥。我们到达驻地,天已挑晓。“江抗”的战士已呼呼入睡。大家都讲:“主力部队厉害,跑得那么快!”我们平时夜行军一般走三四里路,还没有一下子走过几十里路的,而且走得很慢。通过这次行军,我们部队加强了夜行军的锻炼。我们在太平桥会师以后,就和“江抗”一起回到小陆泾、塘桥一带,打梅李等地伪军和土匪武装了。老六梯团应该说是一支抗日的部队,团长陈震寰有抽鸦片的嗜好,但民族意识还是有的。他是抗日的,只是他斗不过熊剑东,部队被熊控制了。胡肇汉起初与我们关系比较好。陆步青没有死,宫岳还在时,我黄埭乡师的好几个同学都在胡肇汉部队。胡部与我们关系是很好的。“民抗”“一・七”事件后不久,胡亲自带部队配合“民抗”进攻土匪吴文信部。以后,我们把他部队带走,好比抄了他家,挖了他的老根,怀恨在心。再一个,我们有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上也可能有些问题,对他争取工作没有做好,加上敌人的挑拨,结果他变坏了,抓到“江抗”(新四军)人员就要杀。周嘉禄,是我胞兄,读过八九年私垫,后来到东塘市一家小布店做学徒。一二年后,因受不了师母虐待,加之他有肺病,吐了血,中途跑了回来。以后参加了壮丁训练,投到吴县保安队当“帖写”(帮上士文书写写东西的),属上等兵待遇,后来又考上吴县保安队班长训练班,几个月毕业后,在吴县保安队当中队的文书。“八・一三”沪战爆发,周嘉禄到洞庭西山找到我。我们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员,还有地方上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流亡到苏北。他到了扬州,举目无亲,进了难民收容所,巧遇吴县保安队的一个同事,介绍他进了当地国民党地方部队当连队文书。至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份,他向部队请了长假,回到陆巷,在陆巷组织游击队。这个游击队有二三十人,绝大部分是农民。那时候曹长金部队势力很大,号称拥有千人(曹长金原来是个贩私盐的海霸),实际武装七八百人,大鱼吃小鱼。周嘉禄的部队不久编入了曹部,因他有些军事知识,曹长金要他当副官长。以后曹部遭到鬼子几次“扫荡”,他们一下子就散啦。周嘉禄便带了自己的小部队回到陆巷、肖泾地区继续活动,其时已增至几十人,后来又有进步青年参加了他的部队。如张肇圻、我的同学朱家茂,还有上海来的一些青年等。他的活动区域很小,主要在横泾南部,陆巷北边,肖泾以西,常熟与吴县交界的一些地区。他那里有个副官经常跟我联系。“江抗”东进,他的部队就编入“江抗”五路三支队,周嘉禄任支队长。“江抗”东进到青浦,他没有去。西进时,我在行军路上见到他一次,后来听说他肺病咳血,没有跟部队走,又带了少数人回来了。(黄绳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选自常熟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辑存·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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