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上旬，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长周纯麟（左）、政委姚运良在彭雪枫将军追悼大会上。
最后的嘱托——忆姚运良同志
周纯麟
我和姚运良同志第一次相识，是1931年底打完豆腐店之后。豆腐店在河南省商城县境内，是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村镇，因该地盛产大豆，卖豆腐的多，故得名豆腐店。这一带地形复杂，多为丘陵，上坎下洼，道路崎岖，既能隐蔽，又好出击。豆腐店之战，我们红军以十个团的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二师等共十九个团对商城的增援，总计歼敌四千多人，缴枪两千余支，而且其中大量是日本造的大盖枪。这一仗，使刚刚投入鄂豫皖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逃。从而，大煞了敌人的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
但是，豆腐店一仗，也使我们师部通信排受到一些损失。由于战争的需要，师部通信排要进一步扩大成通信队。因此，师首长决定从三个团里，挑选出一些战士，到师部当通信员。条件有三个：一是要打仗勇敢，二是要机动灵活，三是要懂普通话，能及时准确地将师首长的指示传达下去，把团里的情况反映上来。当时，红军的通信，主要是靠通信员的口头传递。我和姚运良同志，就是这次分别从红军三十三团和三十二团被挑选到师部当通信员，才认识的。
周纯麟将军1979年国庆节前夕，我出国访问回来刚到北京，房间里的电话铃就清脆地响了起来。我拿起听筒：“喂，哪位？”“还不清楚，但医生要我开刀。你看，我开刀不开刀？”我很突然，略微停顿一会，问：“是什么病，清楚吗？”“现在还不清楚，我打电话找你，就是想问问你：我到底开刀不开刀，由你作主好吗？”我稍许思索了一会，又说：“我看，你还是听医生的话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姚运良将军我放下话筒之后，心里一思忖，感到情况严重，不然，医生不会不告诉他病情，他也不会从几千里以外，打电话来找我。本来，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但接了姚运良同志的电话后，我也无心去办了，立即买飞机票回上海。第二天一早，我又赶到上海华东医院，来到姚运良同志的病床前。他脸色憔悴，没有什么血色，眼睛紧闭着半躺在床上。见我来了，他喜出望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我按住他，不让他起来。他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声音颤抖而兴奋地说：“老周啊！盼煞我啦！今天可把你盼来了！”我从医生那里获悉，姚运良同志患的是食道癌，而且开刀有危险。一是因为他从1953年开始患的败血症，至今还没有完全治好；二是他两个肾脏上都有囊肿，随时有可能破裂，造成生命危险。另外，他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心脏能否经得住这么大的手术也未可知。而且，即使开刀，也是两种可能性：一是癌症还未扩散，开刀开好了；另一种是开刀后不能讲话，甚至下不了手术台。医生分析了姚运良的病情和开刀后的两种可能性之后，诚挚而又坚定地对我说：“作为医生，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刀开好！”与医生谈完之后，我又分别征求了姚运良同志及其爱人刘源和孩子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开刀。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医生，并对医生作了些鼓励和叮嘱以后，就赶回南京参加会议了。可是，由于当时姚运良同志正在发烧，不能开刀，又延误了半个多月到手术打开后，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只能照原样缝了起来。他开刀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看他。医生先把我拉到办公室，沉痛地说：“姚运良同志已经不行了，随时都有可能……”我眼眶里含满了泪水，痛苦地点了点头，医生又说：“最好让姚运良同志回到南京，或者合肥他家里，快点准备给他办后事吧！”我走出医务人员的办公室，慢慢地向姚运良同志的病房走去。平素，我是多么想见到他。而此刻，我又是多么渴望相见而又不愿见到他啊！哪怕是推迟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甚至一秒钟，也是好的！见了他，又该说什么呢？从医生办公室到他的病房，不过十几米远，然而我却走了二十分钟！真是一步三思啊！最后，我擦干泪水，强装笑脸，走进病房。可是，我一见到他，却为之一愣，因为他精神很好。他见到我，高兴地说：“开刀之后，我觉得好多了，特别是食欲增强了，很想吃东西。”这时候，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眼泪直往下掉。我老伴邓文秀带去了甲鱼和鲫鱼汤，他感到很合口味，喝了满满一小碗。我望着他一口一口地将鱼汤喝下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不得不艰难地启口，征求他的意见，说：“运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还有什么事要我办？我明天还要赶到南京参加会议，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和交待的事情吧。”我尽力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听着我的话，眼泪就止不住顺着脸庞淌下来。他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足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病房里真像死一样的寂静，一丝儿响声都没有。他心里好像早已知道自己不行了，精神上也有所准备，他慢慢松开我的双手，一边把身子向病床里边移动了一下，一边拉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挚而又恳切地说：“老周啊，我没有什么要求！我的病情你是知道的。你也不用瞒着我，医生虽然没有对我说，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知道自己是不治之症……“没有革命，没有党，没有上级，没有同志，就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俩的阶级情谊。”“可惜得很，全国刚胜利不久，我就得了败血病。二十多年了，我没有能为党、为人民做更多一点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很优厚的待遇，我姚运良要感谢党，感谢人民，哪能还有什么奢望，还能有什么要求呢？！”“老周，如果说我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有三条：一条是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衷心地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你也负过六次伤，而且开过刀，心脏也不是很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摧残，你的身体很弱。所以，你要为革命再尽一点力量，就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是我对你的第一条要求。“我的孩子们，平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刘源对他们的教育也抓得比较紧，现在他们的表现也还不错，我向你提出的第二条要求，就是我死了之后，希望你像对你的孩子那样，严格地要求我的孩子，使他们能够为党、为人民、为四化建设，多做一点工作，多作出一点贡献，补上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第三条，也是我死前最遗憾的一条，就是你、我和曾玉良一路当通信员时，曾经有过诺言：如果我们三个人中哪个先死了，后死者要把先死者的情况，告诉他的老家。这一点，我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没有打听到曾玉良老家的人，因此也没有能将他为革命牺牲的情况告诉他家里。现在我不能做了，不能完成他交给的使命，请你无论如何放在心上，为曾玉良办完这件事，把他牺牲的情况，告诉他的家里……”姚运良谈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俩早已都哭成泪人一般。可是，当我对他这三条要求都一一点头答应下来之后，他却什么也不肯谈了。他只是说：“今天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他恳求似地说：“不用了！你明天不要来了，你工作很忙，你先回南京去吧！这里对我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吧！我刀口拆了线之后，也就很快回合肥去了！刘源也同意我拆线后回合肥。”我流着眼泪离开病房。回到延安饭店，想了一夜，难以入睡。万万设想到，姚运良和我这一次谈话，竟成了我俩的最后一次话别！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领导合影。左起：姚运良、周纯麟、戴彪。一个人的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莫过于在他临死的时候，还想到党的利益，想到革命的事业，想到战友和同志的嘱托。姚运良就是一位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人。1980年3月30日7时30分，长时间被病魔缠绕的姚运良同志，终于不幸与我们永别了。中央领导同志陈云、李先念、韦国清等，以及许多同事、战友，都送来花圈，还有许多老同志从河南、北京等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这些年过花甲、古稀的领导干部、战友，为失去姚运良这样的好同志而痛哭失声，老泪纵横。追悼会后的一天傍晚，我来到合肥市区北干休所，积雪把楼前的雪松装扮成玉树琼枝，放射着素净的、洁白的光彩。这积雪，仿佛与我此刻的心境一样，虽然一言未发、默默无声，然而却在深深地怀念着刚刚离开这楼房的主人、我敬爱的战友和同志——姚运良。我迈着沉重的步履，踏上楼梯的台阶。上楼进门之后，向左拐弯，径直朝运良同志生前的卧室走去。屋里的床、桌、椅、凳依然如故，与半年前我来看运良时一模一样，十分简朴。只是右边墙壁上那凹进去的扇形壁柜里，原先的书籍搬走了，换上了运良同志的遗像。望着遗像上慈祥的面容，便想起了运良同志勤俭节约的美德。他一生中，不仅没有一双皮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且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这遗像还是我的大孩子在他上海住院前给他照的。我当时还对孩子说：“伯伯马上就要住院了，哪有心思照相呢！”想不到，这照片，今天竟成了他唯一能拿得出来的遗像。在他的遗像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紫红色的骨灰盒。我在他的遗像和骨灰盒前，默默地站了约摸一刻钟。他的大儿子姚崇国拿着一个信封来到我的身边，从信封里倒出一粒子弹头，哭泣着说：“周叔叔，这是从我爸爸骨灰里拣出来的子弹！”“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解地问了一句。孩子虽然语调很低，但我的耳鼓却像雷鸣一样，满身的热血直往上涌，脑子“嗡”的一声，差一点昏了过去。待我恢复了平静之后，从孩子手中接过了弹头，一看便知道是颗“七九”式尖头子弹。我再仔细一看，发现子弹里面的锡都已烧化了，同时，子弹头外面的一层铜也已经变得粗糙了。可是，这敌人的子弹，又是什么时候进入他体内的呢？我望着子弹，回想起那遥远的年代，回想起他一生七次负伤的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他最后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负的伤，慢慢地六次都被我排除掉了。最后，我的记忆在1937年2月的那次负伤时停住了，眼前浮现出他在碉堡旁舍生救我的情景。我望着子弹，心里像刀搅一样，顿时泪如泉涌，说不出话来。我内疚、难过，无情地责怪着自己：为什么不在运良同志活着的时候，帮助他把子弹从体内取出来？！我双手捧着子弹，向着运良同志的遗像和骨灰，深深地鞠了三次躬，以表示自己对他的歉意，和换得他对自己的批评、责备与宽恕。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曾在新四军第四师的三位开国将军战友在一起。左起：姚运良、周纯麟、饶子健。当我捧着骨灰里的子弹，在他的遗像前肃立、鞠躬的时候，我的耳边又仿佛响起了他诚挚的话语：“请你无论如何放在心上，为曾玉良完成这件事，把牺牲的情况，告诉他家里……”曾玉良是我们两人的同志、战友。起先，我并不知道曾玉良同志已经牺牲。后来华北骑兵团南下，与我们会师于曹市集时，我打听团长是谁，才知道了曾玉良牺牲的消息。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打鬼子时，牺牲在山东省曹县的，当时，曹县人民为纪念曾玉良同志，曾一度把县名改为“玉良县”！解放以后，我曾多次写信到曾玉良同志的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打听询间曾玉良同志家庭的具体地址和情况。然而，都是查无下落，现在，姚运良同志临死之前，再次托付于我，无论如何，在我古稀之人有生年，一定千方百计，打听曾玉良同志家庭的确实情况，完成两位成友和同志的重托！可惜啊，可惜，当年我没有向面曾玉良同志多问一句，……十年来，我也一直为此事内疚和遗憾！人死了，是不能再复生了；但是，我作为还活着的人，一定要尽力完成死者的重托！对于这一点，我在姚运良同志的遗像前默默作了保证，请他在九泉之下放心！打这以后，我更加抓紧打听曾玉良同志家庭的信息，写过很多信，问了许多人，终于在1982年6月20日收到了河南省固始县民政局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曾玉良烈士系我县祖师公社杨松大队人。自幼母亡，家庭贫困，九岁就给别人放牛谋生，洗衣补裳由姐姐照料，十七岁时参加红军。“曾玉良烈士于1930年8月参军后，在他的带动下，他父亲曾成杰，大哥曾玉贵，三弟曾玉保，四弟曾玉宽，五弟曾玉中和姐夫都先后加入赤卫队、少宣队、童子团、农协等革命组织。他父亲在抗日时期去世，姐姐在1981年病故，现在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各自分居。他有个未婚妻，称呼叫'妹妹’，在1933年前后死去。“曾玉良烈士，在1980年已编入烈士英名录光辉史册。”读完了这封信，我悲喜交加，老泪纵横，悬在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选自自周纯麟将军著《教诲与怀念》中的《我俩比亲兄弟还要亲——忆姚运良同志》，编辑时编入了文章的引言和第七节。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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