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马雪菲
父亲当时穿着一身单薄且破烂的青色棉布衣服，肩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帆布包里装着一双还没有破洞的毛布底鞋，这是奶奶生前一针一线缝的。平常他都舍不得穿，今天他很想穿却穿不上脚了。他脚上无奈地绑着一双破烂的草鞋。衣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就这样默默地走出老宅，走出狭窄昏暗的庭院。要去省城当工人了，离开时他几乎没有说话，只留给老宅一个单薄又孤寂的背影。
目送他的除了爷爷和大伯，还有永远沉默的老皂荚树。枝丫在微风中轻轻摇摆，这是它第二次送别老宅里的孩子。不同的是，上一次送别大爷爷是在深夜里，那是一个不宁静的夜晚，一个哀伤的夜晚。夜色墨透了天地穹苍，村庄里充满了诡异和扭曲。亲人的哀嚎声裹夹着村里的狗吠声，声音此起彼伏，孩子们一个个惊恐地瑟缩在墙角边啜泣着。他们或许还不明白，那时候亲人的离别意味着什么。
这次送别父亲是在清晨，村庄的上空弥漫着做饭时的袅袅炊烟，村里一片宁静祥和。大清早的，喜鹊在老皂荚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不停，爷爷说这是好兆头。
1932年到1942年期间，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大批量的到处“抓壮丁”。祖爷爷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刚好是适合“壮丁”的最佳年龄，老三还尚未成年，老三就是我的亲爷爷。他们一来就看中大爷爷。祖奶奶哭着跪下求他们，说老大家里还有个未过门的媳妇，让老二替他去。老二天生胆小懦弱，当场被吓得又是尿裤子，又是抽羊角风。带着抓人的领头说：就这货也想送去打仗，别弄去羞先人了。
祖爷爷几次恳求他们：等天亮再把人带走，要让大爷爷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先圆房，只希望给他留个种。打仗期间，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被抓去当兵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又有几个是四肢健全的回来？好多都是走着出去，抬着回来。有的甚至就地掩埋，尸骨一辈子都无法回归故土。祖爷爷只差说破嘴皮也没能让大爷爷圆房。来的人死活不卖这个人情，他们的理由是，这是最后一天的交差任务，要连夜赶路去县里交差。就这样，大爷爷被他们连夜带走了。这仅仅只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开始，后来的几年里，村里的青壮年陆陆续续的被抓去打仗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家都生活在拥挤狭窄的小四合院里。陪伴我们成长的还有矮墙边的那棵老皂荚树，以及爷爷和我们讲的老宅里那些陈年往事。皂荚挂满枝头时，就好像一条条长丝瓜，又像长长的弯刀，叁差着吊挂在枝丫上，风一吹就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摆。皂荚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享口福的季节。把白色透亮的皂荚肉放进嘴里咀嚼，那感觉就好像咀嚼口香糖一样好玩，又有点像咀嚼橡皮筋的感觉，咀嚼时，唇齿间却有一股香甜的回味。爷爷却说，他咀嚼回味的不是皂荚肉的味道，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坎坷生活。
大爷爷没能圆房的事，成了祖爷爷终生的悔恨和自责。祖爷爷临终时说，如果当时多给他们点钱，估计会答应让大爷爷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圆房，那样的话，或许能给大爷爷留个后。
小时候，我们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会没有后代，后来慢慢长大后才知道，大爷爷和爷爷奶奶，以及老宅里的那一代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抓壮丁的人挑中大爷爷，算他们“慧眼识珍珠”。虽然三兄弟都遗传了祖爷爷的大高个，大爷爷却是更加英挺出众，一米八几的身高，白净的皮肤，眉宇若剑似飞龙，鼻梁挺拔若奇峰，更重要的是他的睿智和果敢。
大爷爷是识字的，在战场上没呆几年，就被提拔成营长，后来就被整编到滇军里。
当时，当了营长的大爷爷回到家乡，也算是“衣锦还乡”。一身崭新的墨蓝色军官服，黑色的长筒马靴。勃朗克手枪神兜兜地斜挎在腰间，宽阔的双肩，配上他那挺拔笔直的高大身板，英姿飒爽。他身边还时常跟着一群警卫兵。
回到村里，刚得知自己未过门的媳妇被地主家的驼背儿子霸占了，马上派人把驼背男人吊起来打了一顿。最后，亲手把驼背男人枪毙了。听到枪声时，他那未过门的媳妇吓得晕过去。其实，嫁给驼背男人是她不情愿的，大爷爷被抓壮丁后，几年都没有任何音讯，就连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地主家用六升稻米换她做媳妇她和家人就点头了，重要一点是，成亲后驼背男人愿意拿出钱来给她娘治病。
老皂荚树下有个废弃的石磨，解放后，被碾米机和磨面机取代了石磨，爷爷用废砖头砌了个砖墩，把不用的石磨平放在砖墩上。吃过晚饭，爷爷经常会坐在皂荚树下乘凉喝茶，我们孙辈们就围在爷爷身边，缠着他给我们讲“老古典”、“大棒客进村”（就是土匪进村的意思）。爷爷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讲他和奶奶以及大爷爷之间的事，还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恩恩怨怨……
月色如碎银般从皂角树的枝丫缝里晃悠悠地撒漏下来，撒在院子里，撒满我们的全身。趁爷爷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几个熊孩子都会偷喝他瓷盅里的浓茶。那是他用火塘烤出来的香茶。抓一撮茶叶放进茶罐里，再把茶罐放在火塘上烤熟烤香，闻到茶的香味再往茶罐里倒入滚烫的涨开水，嗤啦一声响，茶罐里冒起一阵带着茶香的雾气，最后把滚烫浓酽的茶水倒入瓷盅里，然后慢慢享用。我们最多只偷喝一口，虽然香，但是太苦了。
驼背男人死后，大爷爷对他未过门的媳妇撂下一句话，把肚子里的野种给我弄掉，你还可以做我媳妇。冷冰冰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和怜悯。在当时，大爷爷根本不懂一个女人失去男人有多么的无助，一个女人的母爱又是何等的强大。这可是她的亲生骨肉，一个鲜活的生命，怎能说弄掉就弄掉呢？这件事，让她对大爷爷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其实，更多的是惊恐和害怕。她觉得大爷爷变了，变得冷血又残忍，不再是订婚时候的马仁贤了，她清楚地记得大爷爷被抓壮丁之前，每次见到她都会展露出一个爱慕又羞涩的微笑。
大爷爷未过门的媳妇成了村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寡妇。她那时候已经身怀六甲，孩子当然是驼背男人的。祖爷爷说，如果大爷爷被抓壮丁的当晚，让两个年轻人圆房，或许就不会有这桩“血案”。也不会有我爷爷后来的“赎罪”。
爷爷说，大爷爷所在的部队遭遇惨败后，就被整编了。驼背男人的孩子才能侥幸留下，后来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娃，取名双儿。大爷爷未过门的媳妇最终没有嫁给大爷爷，而是嫁给了大爷爷的三弟，也就是我的亲爷爷。当时，我爷爷不愿意娶她，是被祖爷爷逼着娶的。祖爷爷一直不让媒婆给我爷爷说媒，他的婚姻大事就这样拖着，一直到二十几岁还没有成家。用祖爷爷的话说，是咱家欠她的，就当是给你大哥赎罪。最终，拗不过祖爷爷，我爷爷还是娶了双儿的娘，她大我爷爷整整七岁。后来，她成了我的亲奶奶，双儿也成了我的姑妈。童年时，爷爷常说，双儿就是我们的亲姑妈，也是我们唯一的姑妈。
双儿姑妈长大后嫁在米米多村，中年因病去世，留下一双儿女。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的号角声犹如春风般吹遍中华大地。双儿的娘那时候还没有嫁给我爷爷，地主家的财产也被瓜分瓦解了，孤儿寡母的，在村里朝不保夕的生活着。
解放战争期间，家里的人都没有大爷爷的任何消息。后来，有小道消息说他逃去了台湾，其实他根本没有去台湾，而是在山里当了土匪头，后来在一个山沟里被解放军活捉。
大爷爷因手上有命案，罪孽深重，被关押调查。双儿的娘被带去指证大爷爷的“血案”。她实话实说，在判决书上亲自签字画押。其实，她对大爷爷除了恨还有怕，她亲眼目睹大爷爷亲手枪杀了她的男人。大爷爷已经不再是订婚时她爱慕的那个男人，在她心里，大爷爷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她怕大爷爷出来再折磨她，更害怕他出来伤害到双儿。白纸黑字，双儿的娘大红手印一摁上去，大爷爷杀人的罪证就铁证如山。
后来，大爷爷被执行枪决，他是老宅里唯一一个没有后代的人。
大爷爷被枪毙的消息传到村里时，祖爷爷当场吐血，后就一直在病痛中煎熬地活着，一直拖到爷爷把双儿的娘娶进家门才撒手西去。临终时，他对爷爷千叮嘱万嘱托：风水先生说了，咱家老宅是出人头的（能当官有出息），不能跟人家换，也不能卖，更不能拆，一定要好好保存着。祖爷爷还说：大爷爷天生资质聪慧，只因为生不逢时，阴差阳错走叉了道，只可惜没给他留个后。
我爷爷娶了双儿的娘，祖爷爷算是了了心愿，临走时，脸上是安详的，至少在他的脸上感觉不到痛苦。祖爷爷去世没多久，祖奶奶也跟着归真了。爷爷说他们是忧伤过度才去世的。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很帅气的，嘴唇上留着稀疏的八字胡，白净的皮肤，高挺的鼻梁，伟岸挺拔的大个子，到老了，腰杆都是笔直的。爷爷说，奶奶也是很漂亮的，中等身材，黑如墨菊的的眼眸笑起来像一对好看的新月，饱满丰盈的嘴唇，小麦色的肌肤。爷爷还说奶奶的力气很大，单手可以拎起一扇大石磨。年轻的时候经常背着孩子在皂荚树下娴熟地推石磨，一大家子的口粮都是奶奶一个人搞定。生活中的奶奶节俭又勤快，做事情利索又能干，把一大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奶奶嫁给爷爷是幸福的，对生活也是满足的。爷爷对双儿好，对奶奶也好。奶奶嫁给爷爷后又生了大伯和父亲。她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伺候着一家老小的起居生活，精打细算地过着贫穷又朴实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宅也迎来了它的噩梦。这个时候，双儿姑妈都出嫁几年了。当年的大爷爷因为当了国民党的营长，后期又做了土匪。人都死了好多年了，还被拿来念“经箍咒”，死人不痛苦，活人来受罪。最倒霉的还是我爷爷，娶了地主的遗孀，还养大地主的孩子，奶奶还跟国民党的营长订过婚。爷爷和奶奶天天被拉出去批斗，头上顶个尖尖帽，胸口挂个“招牌”。最严重的一次身上被泼了粪水，头上撒了烂菜叶。爷爷说，要是没有奶奶的支撑和陪伴，好几次他真的快扛不住了，想寻短见。
二爷爷家怕被牵连，直接提出分家。三间老宅是祖爷爷留下的，土木结构，面墙是厚重的木板壁，侧墙和后墙是粘土垒砌的。青灰色的瓦顶，核桃木的大门，雕花的格子窗户，没有玻璃，格子窗户完全裸露，门和窗户被多年的火烟熏得早已面目全非。从门缝间还可以看到点点斑驳的红色油漆。
三间老宅一分为二，一家一间半，中间的正屋用泥土基平衡地砌出一堵墙。后半间是二爷爷家的，后分给堂大伯一家住。前半间分给爷爷，后来爷爷又分给我父亲，这是父亲唯一的半间房子。在我的童年里，我们一大家子就在这半间房子里生活。
不知道是谁散播出去的谣言，说祖爷爷留下的三间老宅是风水宝宅，还能出人头。他们一大帮人连夜来“抄家”，还说老宅里藏了“马营长皆土匪”当年剥削搜刮掠夺来的黄金首饰。这时候，二爷爷一家子都站出来“指证”，说祖爷爷临终前只有爷爷一个人守在床边，黄金首饰他们完全不知情，也没见过。二爷爷一家子把祸事撇得干干净净。抄家的人把矛头指向爷爷，让我爷爷必须交出黄金首饰来，说要早点割去“资本主义尾巴”。
他们在堂屋里和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辛苦大半夜，什么也没捞到，气没处撒就把爷爷带走了。当夜，爷爷遭到毒打，被他们严刑逼供，还说再不交代就把老宅的房梁给拆了。奶奶害怕他们没完没了的折磨爷爷，后半夜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上吊自杀了。奶奶是想用她的命来平息这场风波。爷爷后来说，其实奶奶的死不完全是因为他，大爷爷被枪毙的事，在奶奶内心里一直是有着亏欠和内疚的。
奶奶上吊后，爷爷第二天就被他们从黑屋子里放出来了，同时也保住了老宅。爷爷回到家里，抱着早已僵硬的奶奶，哭得肝肠寸断。父亲说，从那以后，爷爷的话就很少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皂荚树下，一呆就是一整天 。也只有老皂荚树见证了爷爷流了多少伤心的泪水。
奶奶去世得早，她长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那时候家里很穷，她和爷爷连一张照片都没拍过。
奶奶死后，家里更是穷得揭不开锅了。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父亲常对我们说，不要浪费粮食，他小时候饿肚子，白蒿、艾蒿、松树叶，沙松皮，红姜，野姜都吃过。
后来，政府的指标下来了，到农村来招一批年轻的小伙到工厂里当工人。或许是因祸得福，生产队的大队长也许是对奶奶的死有几分忏悔，填报表时，把父亲的名字填了上去。那时候父亲刚满十七岁，还上过几年高小。他遗传了爷爷和奶奶的优良精华。瘦高个子，浓眉大眼，高挺鼻梁，薄薄的嘴唇，走出去也是堂堂仪表人才。
临走时，爷爷拉着父亲的手说，好好干，咱家的老宅是出人头的，老宅里走出去的男人要有青松一样的气质，女人也要有红梅一样的品格。世道不同了，只要能吃苦，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当年你大伯打出去的是黑牌，到你手上一定要把黑牌翻转过来，打出一张闪亮亮的红牌给村里人瞧瞧。对于爷爷的话，父亲只是默默地点头，脑子里却飞快地思索着爷爷的话外之音。
爷爷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宅里最值得高兴的一桩喜事。
父亲高小毕业，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当工人，能吃饱肚子还给十块钱的工资。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这可是一等一的好差事。父亲上班干活比别人更加卖力，临走时，我爷爷对他说的话他都牢记在心里。父亲当时被分配在元谋铁路砖瓦厂上班，出砖窑的活那可是又灰又脏，又苦又热，别人躲都躲不了，他却抢着干。（父亲因长期在砖窑里出砖，中年时，单位体检出矽肺病，那一年，我刚上小学）
在单位里，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还能写文章。多年后被提拔成副厂长，再后来，荣升为厂长。
父亲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给爷爷买了一件军大衣，在当时可是奢侈品。爷爷小心翼翼地捧着军大衣，乐得合不拢嘴。他说：咱家的老宅要出人头了……后面的话被哽咽在喉咙里，笑着笑着，他却哭了，眼眶里仿佛倒映着大爷爷和奶奶的身影，还有善良了一辈子的祖爷爷和祖奶奶。
老宅两边的耳房是解放后才建盖的，左边的耳房是二爷爷建盖的，右边的耳房是我爷爷后来建盖的，边上加上围墙和院门，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四合院。狭窄的天井被老皂荚树撑开的茂密枝叶挡住大半光亮，让本来就狭小的四合院更加狭窄昏暗。皂荚树的叶子细碎却浓密，从树叶缝里筛下来的点点阳光，就好像金色的蝴蝶在微风中飞舞跳跃。
1982年，二爷爷家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其实他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叫他小叔。他去县里面试验兵，被验兵的领导一眼看中。何须多说，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宽阔的双肩，挺拔笔直的身板，白净的皮肤，浓眉大眼，高挺鼻梁，这容貌可是老宅人的标志。乍眼看去，跟当年的大爷爷还真有几分相似。验兵的领导兴奋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当兵的好苗子！
那一年我还没上学，爷爷牵着我的手，站在老皂荚树下远远地看着二爷爷家的小叔，“解放军”那可是很光荣的，他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好威武的样子。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说话，羡慕煞了旁人。哥哥姐姐们怕看不到小叔，干脆爬到皂荚树上去看热闹。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自从奶奶去世后，爷爷和二爷爷隔阂颇深，彼此之间也很少搭话。小叔却很懂事地拉着二爷爷的手朝我们走来，很恭敬地喊一声：老叔好！爷爷激动地拉住二爷爷的手说：咱家老宅的孩子是有出息的，一定要让娃帮大哥翻牌，洗刷掉咱家老宅的耻辱。二爷爷也很激动，紧紧地握着爷爷的手，他说：我昨晚都跟娃说得很清楚了，娃说他都能背下了。俩老兄弟眼圈通红地把小叔拥抱在怀里，弄得小叔怪不好意思的。
这是老皂荚树第三次送别老宅的孩子。这一次和前两次都不同，这一次，整个村庄都沸腾了。鞭炮从村里一直炸到村口的公路上，响了很久。亲人和孩子们追着小叔坐的军车跑，直到车子开远了还恋恋不舍地不肯折回。
1984年，弟弟出生，弟弟是超生的孩子，计生办的工作人员黑压压的一大群站在狭小的院子里，说要掀了老宅的瓦房头。父亲一年才有一次的探亲假，还是插秧的季节才能回来。他根本不知道弟弟出生。计生办的妇女主任，大字不识几个，对超生对象一个劲儿蛮干。那时候我家还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家里没值钱的东西给他们拿，他们就说要拆房子。一听说要拆房子，二爷爷和爷爷就跟他们推搡起来，爷爷被他们打伤住院。母亲刚生完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到乡镇上拍电报给父亲。单位知道父亲超生“黑人”，把父亲的奖金扣除，工资降级，最终，父亲没有被开除公职，单位的电话打到乡办公室，说超生的事情已经在单位处理好了，不要为难他的家人。爷爷说老宅总算保住了，也没有闹出人命。
小叔的三年业务兵当满了，本该退伍的时候，他却被部队留下了，还当了连长。当然，背后少不了他的辛苦努力。
小叔被部队留下，当了连长。消息传到村里时，二爷爷和爷爷坐在皂荚树下聊了很久，话题离不开大爷爷当年的事情。大爷爷当年的事情似乎成了两兄弟一辈子的隐患和伤痛。聊着聊着，他们哭了笑，笑了又哭，老俩兄弟一直聊到深夜才各自回去睡觉。
几年后，小叔不负众望，给老宅竖起一面鲜红又光荣的旗帜。二十七岁时被提拔为营长，还被首长的千金相中。两个年轻人最终喜结连理。
小叔当了营长后，父亲也被荣升为厂长。二爷爷和爷爷却说，这是老宅的功劳。老宅里一下出了两个共产党的官员。老宅是风水宝宅的事，被村民们说得邪乎又传神。
自从土地承包后，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爷爷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不知道挨冷受饿是啥滋味。
二爷爷家的几个孩子都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二爷爷也跟着他们搬出去住新房了。
半年后，大伯家也盖了新房子，一家老小都搬走了。 他们搬走后，小院子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老皂荚树似乎更加安静了，有时候连枝丫都懒得动一下。爷爷坐在皂荚树下默默地叹气，似乎不适应院子里一下子的宁静。
他们搬走后，父亲把二爷爷家的老宅和耳房全部买下。把老宅重新修补，把左边的耳房拆除，小院子总算豁然开朗了。唯一不变的是老皂荚树，老皂荚树似乎真的老了。树上挂的皂荚果一年比一年少。爷爷说老宅和皂荚树谁也不准动。
1990年父亲体检出矽肺病，不得不从单位病退。父亲病退回家，母亲和爷爷都哭了。我家的大黄狗耷拉着脑袋，安静地趴在皂荚树下，它似乎能体会一家人的哀伤和愁苦。父亲却笑着宽慰道，不是什么大病，不用担心。回来帮着家里种地不是很好吗？
高中毕业的哥哥顶替了父亲的公职。哥哥走时我读初中。母亲把哥哥从头到脚都换成新的，一双亮锃锃的新皮鞋，一身黛蓝色的新西装，西装下是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这时候，当工人也不是啥稀奇事了，而且刚进去厂里是合同工，村里人不再羡慕。走的时候村庄里也是静悄悄的，只有母亲和父亲，还有爷爷去送别。我家的大黄狗悠悠逛逛地跟在他们身后，它似乎也不当回事。
老皂荚树依然沉默着，微微地摆动着它苍老的腰肢。如果从老宅出嫁的姑娘们算起，它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送别老宅的孩子了，似乎有很多次的离别，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也有生离死别。但是，这一次似乎是它最后一次送别，因为它真的老了。
2002年，村里要扩宽马路。我家的围墙要往里挪，老皂荚树只能砍去。砍树那天，爷爷没吃早饭，他说他不饿。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沉默了很久，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情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情绪波动。到了下午，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树砍完，枝丫和树杆杂乱地堆放在院子里。人群散去，爷爷面朝老宅，孤独地坐在树桩上，坐了很久。没有人注意到他眼里有泪。其实，他割舍不了的不仅仅是老皂荚树，还有对奶奶的那份情感。泪眼模糊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奶在皂荚树下推着石磨在给一家子磨粮食。
第二天，爷爷中风了。送去医院里治疗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好转。出院后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不利索了，耳朵也背了。我们才感觉爷爷一下子老了。这一年，我还没出嫁，父亲让我呆在家里照顾爷爷。我把爷爷推到院子里晒太阳，看我一直闷闷不乐的，爷爷想对我说什么，费劲地咿咿呀呀半天也没听明白他想说什么。从他嘴里依稀地听到老宅两个字，不知道他是想说老宅不能拆，还是想说老宅是出人头的，或者是想说老宅里的男人要有青松一样的气质，女人也要有红梅一样的品格。我心疼地朝他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我都懂他想说的。苦笑着剥了片橘子喂进他嘴里，酸得他鼻子和眼睛皱在一起。他艰难地笑了，而我却清晰地看到爷爷眼里有两滴浑浊的泪。这是我最后一次跟爷爷这么近距离地交流，真的好想再听听他给我讲老宅的“老古典”。
没几天爷爷就归真了。他静静地躺在孝帐后面，表情是安详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他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
父亲在院子里搭了个临时煮肉的大灶塘。羊肉在大锅里翻滚着，灶塘里燃烧着砍下的皂荚树，粗的枝杆还没有干透，刚放进灶塘里，浓烟滚滚。烟雾在大锅的上方盘旋着不肯离去，又在院子的上空弥漫一阵，最终还是无奈地顺着院墙飘向遥远的天际。
老皂荚树，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栽种在院子里了，不知道是祖爷爷栽种的还是太祖爷爷栽种的。它陪伴了老宅的几代人，在风雨中飘摇，在岁月中老去，在新时代燃烧。或许这是它告别老宅的唯一方式，也或许这才是它真正的归宿。
从老宅里走出去的子孙后代朝四面八方赶回来奔丧，包括已经出嫁的，在外工作的，在其他城市安家的，在外地做生意的，读书的，都带着自己的家眷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给爷爷奔丧。 双儿姑妈已经病世多年，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一直在外地做生意，也带着各自的家眷赶回来。
小叔一家也从北京坐飞机赶回来，中年的他已经是军区首长了。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才跨进院门，小叔的泪水就从眼眶里涌出，亲人们围上去安慰着。母亲忙着给小叔一家张罗饭菜。
我从没有细数过老宅里的子孙后代会这么多，阿訇诵经时，人多得院子都站不下，一直站到院门外的马路上。这是老宅从未有过的拥挤和热闹，但是亲人们脸上都挂着哀伤的泪水。
我哥早在城里安了家，还当了机务段的段长。老宅全部留给弟弟。2010年，在外地做生意的弟弟攒够钱回来盖房子（他就是1984年超生的“黑人”）。老宅这一次是真的拆了，挖机在院子里一直忙碌着。几个小时后，老宅被夷为平地。
几个月后，我哥的女儿被昆明医学院录取了，她学习成绩优异，弟弟的洋楼还没建好，就被新加坡某学校挑选走了。（现定居马来西亚。）
如果爷爷还活着，他还会不会说咱家的老宅是出人头的？他或许也会说，咱家的人有出息，原来跟老宅没关系!（完）
【作者简介】马艳春（回族），女，1979年出生，云南寻甸人，笔名马雪菲，山涧百合，寂月皎皎。寻甸作家协会会员，改革开放征文获三等奖。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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