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马雪菲
父亲当时穿着一身单薄且破烂的青色棉布衣服,肩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帆布包里装着一双还没有破洞的毛布底鞋,这是奶奶生前一针一线缝的。平常他都舍不得穿,今天他很想穿却穿不上脚了。他脚上无奈地绑着一双破烂的草鞋。衣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就这样默默地走出老宅,走出狭窄昏暗的庭院。要去省城当工人了,离开时他几乎没有说话,只留给老宅一个单薄又孤寂的背影。
目送他的除了爷爷和大伯,还有永远沉默的老皂荚树。枝丫在微风中轻轻摇摆,这是它第二次送别老宅里的孩子。不同的是,上一次送别大爷爷是在深夜里,那是一个不宁静的夜晚,一个哀伤的夜晚。夜色墨透了天地穹苍,村庄里充满了诡异和扭曲。亲人的哀嚎声裹夹着村里的狗吠声,声音此起彼伏,孩子们一个个惊恐地瑟缩在墙角边啜泣着。他们或许还不明白,那时候亲人的离别意味着什么。
这次送别父亲是在清晨,村庄的上空弥漫着做饭时的袅袅炊烟,村里一片宁静祥和。大清早的,喜鹊在老皂荚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不停,爷爷说这是好兆头。
1932年到1942年期间,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大批量的到处“抓壮丁”。祖爷爷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刚好是适合“壮丁”的最佳年龄,老三还尚未成年,老三就是我的亲爷爷。他们一来就看中大爷爷。祖奶奶哭着跪下求他们,说老大家里还有个未过门的媳妇,让老二替他去。老二天生胆小懦弱,当场被吓得又是尿裤子,又是抽羊角风。带着抓人的领头说:就这货也想送去打仗,别弄去羞先人了。
祖爷爷几次恳求他们:等天亮再把人带走,要让大爷爷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先圆房,只希望给他留个种。打仗期间,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被抓去当兵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又有几个是四肢健全的回来?好多都是走着出去,抬着回来。有的甚至就地掩埋,尸骨一辈子都无法回归故土。祖爷爷只差说破嘴皮也没能让大爷爷圆房。来的人死活不卖这个人情,他们的理由是,这是最后一天的交差任务,要连夜赶路去县里交差。就这样,大爷爷被他们连夜带走了。这仅仅只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开始,后来的几年里,村里的青壮年陆陆续续的被抓去打仗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家都生活在拥挤狭窄的小四合院里。陪伴我们成长的还有矮墙边的那棵老皂荚树,以及爷爷和我们讲的老宅里那些陈年往事。皂荚挂满枝头时,就好像一条条长丝瓜,又像长长的弯刀,叁差着吊挂在枝丫上,风一吹就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摆。皂荚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享口福的季节。把白色透亮的皂荚肉放进嘴里咀嚼,那感觉就好像咀嚼口香糖一样好玩,又有点像咀嚼橡皮筋的感觉,咀嚼时,唇齿间却有一股香甜的回味。爷爷却说,他咀嚼回味的不是皂荚肉的味道,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坎坷生活。
大爷爷没能圆房的事,成了祖爷爷终生的悔恨和自责。祖爷爷临终时说,如果当时多给他们点钱,估计会答应让大爷爷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圆房,那样的话,或许能给大爷爷留个后。
小时候,我们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会没有后代,后来慢慢长大后才知道,大爷爷和爷爷奶奶,以及老宅里的那一代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抓壮丁的人挑中大爷爷,算他们“慧眼识珍珠”。虽然三兄弟都遗传了祖爷爷的大高个,大爷爷却是更加英挺出众,一米八几的身高,白净的皮肤,眉宇若剑似飞龙,鼻梁挺拔若奇峰,更重要的是他的睿智和果敢。
大爷爷是识字的,在战场上没呆几年,就被提拔成营长,后来就被整编到滇军里。
当时,当了营长的大爷爷回到家乡,也算是“衣锦还乡”。一身崭新的墨蓝色军官服,黑色的长筒马靴。勃朗克手枪神兜兜地斜挎在腰间,宽阔的双肩,配上他那挺拔笔直的高大身板,英姿飒爽。他身边还时常跟着一群警卫兵。
回到村里,刚得知自己未过门的媳妇被地主家的驼背儿子霸占了,马上派人把驼背男人吊起来打了一顿。最后,亲手把驼背男人枪毙了。听到枪声时,他那未过门的媳妇吓得晕过去。其实,嫁给驼背男人是她不情愿的,大爷爷被抓壮丁后,几年都没有任何音讯,就连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地主家用六升稻米换她做媳妇她和家人就点头了,重要一点是,成亲后驼背男人愿意拿出钱来给她娘治病。
老皂荚树下有个废弃的石磨,解放后,被碾米机和磨面机取代了石磨,爷爷用废砖头砌了个砖墩,把不用的石磨平放在砖墩上。吃过晚饭,爷爷经常会坐在皂荚树下乘凉喝茶,我们孙辈们就围在爷爷身边,缠着他给我们讲“老古典”、“大棒客进村”(就是土匪进村的意思)。爷爷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讲他和奶奶以及大爷爷之间的事,还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恩恩怨怨……
月色如碎银般从皂角树的枝丫缝里晃悠悠地撒漏下来,撒在院子里,撒满我们的全身。趁爷爷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几个熊孩子都会偷喝他瓷盅里的浓茶。那是他用火塘烤出来的香茶。抓一撮茶叶放进茶罐里,再把茶罐放在火塘上烤熟烤香,闻到茶的香味再往茶罐里倒入滚烫的涨开水,嗤啦一声响,茶罐里冒起一阵带着茶香的雾气,最后把滚烫浓酽的茶水倒入瓷盅里,然后慢慢享用。我们最多只偷喝一口,虽然香,但是太苦了。
驼背男人死后,大爷爷对他未过门的媳妇撂下一句话,把肚子里的野种给我弄掉,你还可以做我媳妇。冷冰冰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和怜悯。在当时,大爷爷根本不懂一个女人失去男人有多么的无助,一个女人的母爱又是何等的强大。这可是她的亲生骨肉,一个鲜活的生命,怎能说弄掉就弄掉呢?这件事,让她对大爷爷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其实,更多的是惊恐和害怕。她觉得大爷爷变了,变得冷血又残忍,不再是订婚时候的马仁贤了,她清楚地记得大爷爷被抓壮丁之前,每次见到她都会展露出一个爱慕又羞涩的微笑。
大爷爷未过门的媳妇成了村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寡妇。她那时候已经身怀六甲,孩子当然是驼背男人的。祖爷爷说,如果大爷爷被抓壮丁的当晚,让两个年轻人圆房,或许就不会有这桩“血案”。也不会有我爷爷后来的“赎罪”。
爷爷说,大爷爷所在的部队遭遇惨败后,就被整编了。驼背男人的孩子才能侥幸留下,后来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娃,取名双儿。大爷爷未过门的媳妇最终没有嫁给大爷爷,而是嫁给了大爷爷的三弟,也就是我的亲爷爷。当时,我爷爷不愿意娶她,是被祖爷爷逼着娶的。祖爷爷一直不让媒婆给我爷爷说媒,他的婚姻大事就这样拖着,一直到二十几岁还没有成家。用祖爷爷的话说,是咱家欠她的,就当是给你大哥赎罪。最终,拗不过祖爷爷,我爷爷还是娶了双儿的娘,她大我爷爷整整七岁。后来,她成了我的亲奶奶,双儿也成了我的姑妈。童年时,爷爷常说,双儿就是我们的亲姑妈,也是我们唯一的姑妈。
双儿姑妈长大后嫁在米米多村,中年因病去世,留下一双儿女。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的号角声犹如春风般吹遍中华大地。双儿的娘那时候还没有嫁给我爷爷,地主家的财产也被瓜分瓦解了,孤儿寡母的,在村里朝不保夕的生活着。
解放战争期间,家里的人都没有大爷爷的任何消息。后来,有小道消息说他逃去了台湾,其实他根本没有去台湾,而是在山里当了土匪头,后来在一个山沟里被解放军活捉。
大爷爷因手上有命案,罪孽深重,被关押调查。双儿的娘被带去指证大爷爷的“血案”。她实话实说,在判决书上亲自签字画押。其实,她对大爷爷除了恨还有怕,她亲眼目睹大爷爷亲手枪杀了她的男人。大爷爷已经不再是订婚时她爱慕的那个男人,在她心里,大爷爷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她怕大爷爷出来再折磨她,更害怕他出来伤害到双儿。白纸黑字,双儿的娘大红手印一摁上去,大爷爷杀人的罪证就铁证如山。
后来,大爷爷被执行枪决,他是老宅里唯一一个没有后代的人。
大爷爷被枪毙的消息传到村里时,祖爷爷当场吐血,后就一直在病痛中煎熬地活着,一直拖到爷爷把双儿的娘娶进家门才撒手西去。临终时,他对爷爷千叮嘱万嘱托:风水先生说了,咱家老宅是出人头的(能当官有出息),不能跟人家换,也不能卖,更不能拆,一定要好好保存着。祖爷爷还说:大爷爷天生资质聪慧,只因为生不逢时,阴差阳错走叉了道,只可惜没给他留个后。
我爷爷娶了双儿的娘,祖爷爷算是了了心愿,临走时,脸上是安详的,至少在他的脸上感觉不到痛苦。祖爷爷去世没多久,祖奶奶也跟着归真了。爷爷说他们是忧伤过度才去世的。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很帅气的,嘴唇上留着稀疏的八字胡,白净的皮肤,高挺的鼻梁,伟岸挺拔的大个子,到老了,腰杆都是笔直的。爷爷说,奶奶也是很漂亮的,中等身材,黑如墨菊的的眼眸笑起来像一对好看的新月,饱满丰盈的嘴唇,小麦色的肌肤。爷爷还说奶奶的力气很大,单手可以拎起一扇大石磨。年轻的时候经常背着孩子在皂荚树下娴熟地推石磨,一大家子的口粮都是奶奶一个人搞定。生活中的奶奶节俭又勤快,做事情利索又能干,把一大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奶奶嫁给爷爷是幸福的,对生活也是满足的。爷爷对双儿好,对奶奶也好。奶奶嫁给爷爷后又生了大伯和父亲。她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伺候着一家老小的起居生活,精打细算地过着贫穷又朴实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宅也迎来了它的噩梦。这个时候,双儿姑妈都出嫁几年了。当年的大爷爷因为当了国民党的营长,后期又做了土匪。人都死了好多年了,还被拿来念“经箍咒”,死人不痛苦,活人来受罪。最倒霉的还是我爷爷,娶了地主的遗孀,还养大地主的孩子,奶奶还跟国民党的营长订过婚。爷爷和奶奶天天被拉出去批斗,头上顶个尖尖帽,胸口挂个“招牌”。最严重的一次身上被泼了粪水,头上撒了烂菜叶。爷爷说,要是没有奶奶的支撑和陪伴,好几次他真的快扛不住了,想寻短见。
二爷爷家怕被牵连,直接提出分家。三间老宅是祖爷爷留下的,土木结构,面墙是厚重的木板壁,侧墙和后墙是粘土垒砌的。青灰色的瓦顶,核桃木的大门,雕花的格子窗户,没有玻璃,格子窗户完全裸露,门和窗户被多年的火烟熏得早已面目全非。从门缝间还可以看到点点斑驳的红色油漆。
三间老宅一分为二,一家一间半,中间的正屋用泥土基平衡地砌出一堵墙。后半间是二爷爷家的,后分给堂大伯一家住。前半间分给爷爷,后来爷爷又分给我父亲,这是父亲唯一的半间房子。在我的童年里,我们一大家子就在这半间房子里生活。
不知道是谁散播出去的谣言,说祖爷爷留下的三间老宅是风水宝宅,还能出人头。他们一大帮人连夜来“抄家”,还说老宅里藏了“马营长皆土匪”当年剥削搜刮掠夺来的黄金首饰。这时候,二爷爷一家子都站出来“指证”,说祖爷爷临终前只有爷爷一个人守在床边,黄金首饰他们完全不知情,也没见过。二爷爷一家子把祸事撇得干干净净。抄家的人把矛头指向爷爷,让我爷爷必须交出黄金首饰来,说要早点割去“资本主义尾巴”。
他们在堂屋里和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辛苦大半夜,什么也没捞到,气没处撒就把爷爷带走了。当夜,爷爷遭到毒打,被他们严刑逼供,还说再不交代就把老宅的房梁给拆了。奶奶害怕他们没完没了的折磨爷爷,后半夜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上吊自杀了。奶奶是想用她的命来平息这场风波。爷爷后来说,其实奶奶的死不完全是因为他,大爷爷被枪毙的事,在奶奶内心里一直是有着亏欠和内疚的。
奶奶上吊后,爷爷第二天就被他们从黑屋子里放出来了,同时也保住了老宅。爷爷回到家里,抱着早已僵硬的奶奶,哭得肝肠寸断。父亲说,从那以后,爷爷的话就很少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皂荚树下,一呆就是一整天 。也只有老皂荚树见证了爷爷流了多少伤心的泪水。
奶奶去世得早,她长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那时候家里很穷,她和爷爷连一张照片都没拍过。
奶奶死后,家里更是穷得揭不开锅了。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父亲常对我们说,不要浪费粮食,他小时候饿肚子,白蒿、艾蒿、松树叶,沙松皮,红姜,野姜都吃过。
后来,政府的指标下来了,到农村来招一批年轻的小伙到工厂里当工人。或许是因祸得福,生产队的大队长也许是对奶奶的死有几分忏悔,填报表时,把父亲的名字填了上去。那时候父亲刚满十七岁,还上过几年高小。他遗传了爷爷和奶奶的优良精华。瘦高个子,浓眉大眼,高挺鼻梁,薄薄的嘴唇,走出去也是堂堂仪表人才。
临走时,爷爷拉着父亲的手说,好好干,咱家的老宅是出人头的,老宅里走出去的男人要有青松一样的气质,女人也要有红梅一样的品格。世道不同了,只要能吃苦,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当年你大伯打出去的是黑牌,到你手上一定要把黑牌翻转过来,打出一张闪亮亮的红牌给村里人瞧瞧。对于爷爷的话,父亲只是默默地点头,脑子里却飞快地思索着爷爷的话外之音。
爷爷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宅里最值得高兴的一桩喜事。
父亲高小毕业,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当工人,能吃饱肚子还给十块钱的工资。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这可是一等一的好差事。父亲上班干活比别人更加卖力,临走时,我爷爷对他说的话他都牢记在心里。父亲当时被分配在元谋铁路砖瓦厂上班,出砖窑的活那可是又灰又脏,又苦又热,别人躲都躲不了,他却抢着干。(父亲因长期在砖窑里出砖,中年时,单位体检出矽肺病,那一年,我刚上小学)
在单位里,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还能写文章。多年后被提拔成副厂长,再后来,荣升为厂长。
父亲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给爷爷买了一件军大衣,在当时可是奢侈品。爷爷小心翼翼地捧着军大衣,乐得合不拢嘴。他说:咱家的老宅要出人头了……后面的话被哽咽在喉咙里,笑着笑着,他却哭了,眼眶里仿佛倒映着大爷爷和奶奶的身影,还有善良了一辈子的祖爷爷和祖奶奶。
老宅两边的耳房是解放后才建盖的,左边的耳房是二爷爷建盖的,右边的耳房是我爷爷后来建盖的,边上加上围墙和院门,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四合院。狭窄的天井被老皂荚树撑开的茂密枝叶挡住大半光亮,让本来就狭小的四合院更加狭窄昏暗。皂荚树的叶子细碎却浓密,从树叶缝里筛下来的点点阳光,就好像金色的蝴蝶在微风中飞舞跳跃。
1982年,二爷爷家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其实他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叫他小叔。他去县里面试验兵,被验兵的领导一眼看中。何须多说,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宽阔的双肩,挺拔笔直的身板,白净的皮肤,浓眉大眼,高挺鼻梁,这容貌可是老宅人的标志。乍眼看去,跟当年的大爷爷还真有几分相似。验兵的领导兴奋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当兵的好苗子!
那一年我还没上学,爷爷牵着我的手,站在老皂荚树下远远地看着二爷爷家的小叔,“解放军”那可是很光荣的,他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好威武的样子。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说话,羡慕煞了旁人。哥哥姐姐们怕看不到小叔,干脆爬到皂荚树上去看热闹。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自从奶奶去世后,爷爷和二爷爷隔阂颇深,彼此之间也很少搭话。小叔却很懂事地拉着二爷爷的手朝我们走来,很恭敬地喊一声:老叔好!爷爷激动地拉住二爷爷的手说:咱家老宅的孩子是有出息的,一定要让娃帮大哥翻牌,洗刷掉咱家老宅的耻辱。二爷爷也很激动,紧紧地握着爷爷的手,他说:我昨晚都跟娃说得很清楚了,娃说他都能背下了。俩老兄弟眼圈通红地把小叔拥抱在怀里,弄得小叔怪不好意思的。
这是老皂荚树第三次送别老宅的孩子。这一次和前两次都不同,这一次,整个村庄都沸腾了。鞭炮从村里一直炸到村口的公路上,响了很久。亲人和孩子们追着小叔坐的军车跑,直到车子开远了还恋恋不舍地不肯折回。
1984年,弟弟出生,弟弟是超生的孩子,计生办的工作人员黑压压的一大群站在狭小的院子里,说要掀了老宅的瓦房头。父亲一年才有一次的探亲假,还是插秧的季节才能回来。他根本不知道弟弟出生。计生办的妇女主任,大字不识几个,对超生对象一个劲儿蛮干。那时候我家还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家里没值钱的东西给他们拿,他们就说要拆房子。一听说要拆房子,二爷爷和爷爷就跟他们推搡起来,爷爷被他们打伤住院。母亲刚生完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到乡镇上拍电报给父亲。单位知道父亲超生“黑人”,把父亲的奖金扣除,工资降级,最终,父亲没有被开除公职,单位的电话打到乡办公室,说超生的事情已经在单位处理好了,不要为难他的家人。爷爷说老宅总算保住了,也没有闹出人命。
小叔的三年业务兵当满了,本该退伍的时候,他却被部队留下了,还当了连长。当然,背后少不了他的辛苦努力。
小叔被部队留下,当了连长。消息传到村里时,二爷爷和爷爷坐在皂荚树下聊了很久,话题离不开大爷爷当年的事情。大爷爷当年的事情似乎成了两兄弟一辈子的隐患和伤痛。聊着聊着,他们哭了笑,笑了又哭,老俩兄弟一直聊到深夜才各自回去睡觉。
几年后,小叔不负众望,给老宅竖起一面鲜红又光荣的旗帜。二十七岁时被提拔为营长,还被首长的千金相中。两个年轻人最终喜结连理。
小叔当了营长后,父亲也被荣升为厂长。二爷爷和爷爷却说,这是老宅的功劳。老宅里一下出了两个共产党的官员。老宅是风水宝宅的事,被村民们说得邪乎又传神。
自从土地承包后,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爷爷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不知道挨冷受饿是啥滋味。
二爷爷家的几个孩子都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二爷爷也跟着他们搬出去住新房了。
半年后,大伯家也盖了新房子,一家老小都搬走了。 他们搬走后,小院子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老皂荚树似乎更加安静了,有时候连枝丫都懒得动一下。爷爷坐在皂荚树下默默地叹气,似乎不适应院子里一下子的宁静。
他们搬走后,父亲把二爷爷家的老宅和耳房全部买下。把老宅重新修补,把左边的耳房拆除,小院子总算豁然开朗了。唯一不变的是老皂荚树,老皂荚树似乎真的老了。树上挂的皂荚果一年比一年少。爷爷说老宅和皂荚树谁也不准动。
1990年父亲体检出矽肺病,不得不从单位病退。父亲病退回家,母亲和爷爷都哭了。我家的大黄狗耷拉着脑袋,安静地趴在皂荚树下,它似乎能体会一家人的哀伤和愁苦。父亲却笑着宽慰道,不是什么大病,不用担心。回来帮着家里种地不是很好吗?
高中毕业的哥哥顶替了父亲的公职。哥哥走时我读初中。母亲把哥哥从头到脚都换成新的,一双亮锃锃的新皮鞋,一身黛蓝色的新西装,西装下是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这时候,当工人也不是啥稀奇事了,而且刚进去厂里是合同工,村里人不再羡慕。走的时候村庄里也是静悄悄的,只有母亲和父亲,还有爷爷去送别。我家的大黄狗悠悠逛逛地跟在他们身后,它似乎也不当回事。
老皂荚树依然沉默着,微微地摆动着它苍老的腰肢。如果从老宅出嫁的姑娘们算起,它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送别老宅的孩子了,似乎有很多次的离别,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也有生离死别。但是,这一次似乎是它最后一次送别,因为它真的老了。
2002年,村里要扩宽马路。我家的围墙要往里挪,老皂荚树只能砍去。砍树那天,爷爷没吃早饭,他说他不饿。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沉默了很久,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情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情绪波动。到了下午,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树砍完,枝丫和树杆杂乱地堆放在院子里。人群散去,爷爷面朝老宅,孤独地坐在树桩上,坐了很久。没有人注意到他眼里有泪。其实,他割舍不了的不仅仅是老皂荚树,还有对奶奶的那份情感。泪眼模糊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奶在皂荚树下推着石磨在给一家子磨粮食。
第二天,爷爷中风了。送去医院里治疗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好转。出院后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不利索了,耳朵也背了。我们才感觉爷爷一下子老了。这一年,我还没出嫁,父亲让我呆在家里照顾爷爷。我把爷爷推到院子里晒太阳,看我一直闷闷不乐的,爷爷想对我说什么,费劲地咿咿呀呀半天也没听明白他想说什么。从他嘴里依稀地听到老宅两个字,不知道他是想说老宅不能拆,还是想说老宅是出人头的,或者是想说老宅里的男人要有青松一样的气质,女人也要有红梅一样的品格。我心疼地朝他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我都懂他想说的。苦笑着剥了片橘子喂进他嘴里,酸得他鼻子和眼睛皱在一起。他艰难地笑了,而我却清晰地看到爷爷眼里有两滴浑浊的泪。这是我最后一次跟爷爷这么近距离地交流,真的好想再听听他给我讲老宅的“老古典”。
没几天爷爷就归真了。他静静地躺在孝帐后面,表情是安详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他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
父亲在院子里搭了个临时煮肉的大灶塘。羊肉在大锅里翻滚着,灶塘里燃烧着砍下的皂荚树,粗的枝杆还没有干透,刚放进灶塘里,浓烟滚滚。烟雾在大锅的上方盘旋着不肯离去,又在院子的上空弥漫一阵,最终还是无奈地顺着院墙飘向遥远的天际。
老皂荚树,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栽种在院子里了,不知道是祖爷爷栽种的还是太祖爷爷栽种的。它陪伴了老宅的几代人,在风雨中飘摇,在岁月中老去,在新时代燃烧。或许这是它告别老宅的唯一方式,也或许这才是它真正的归宿。
从老宅里走出去的子孙后代朝四面八方赶回来奔丧,包括已经出嫁的,在外工作的,在其他城市安家的,在外地做生意的,读书的,都带着自己的家眷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给爷爷奔丧。 双儿姑妈已经病世多年,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一直在外地做生意,也带着各自的家眷赶回来。
小叔一家也从北京坐飞机赶回来,中年的他已经是军区首长了。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才跨进院门,小叔的泪水就从眼眶里涌出,亲人们围上去安慰着。母亲忙着给小叔一家张罗饭菜。
我从没有细数过老宅里的子孙后代会这么多,阿訇诵经时,人多得院子都站不下,一直站到院门外的马路上。这是老宅从未有过的拥挤和热闹,但是亲人们脸上都挂着哀伤的泪水。
我哥早在城里安了家,还当了机务段的段长。老宅全部留给弟弟。2010年,在外地做生意的弟弟攒够钱回来盖房子(他就是1984年超生的“黑人”)。老宅这一次是真的拆了,挖机在院子里一直忙碌着。几个小时后,老宅被夷为平地。
几个月后,我哥的女儿被昆明医学院录取了,她学习成绩优异,弟弟的洋楼还没建好,就被新加坡某学校挑选走了。(现定居马来西亚。)
如果爷爷还活着,他还会不会说咱家的老宅是出人头的?他或许也会说,咱家的人有出息,原来跟老宅没关系!(完)
【作者简介】马艳春(回族),女,1979年出生,云南寻甸人,笔名马雪菲,山涧百合,寂月皎皎。寻甸作家协会会员,改革开放征文获三等奖。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若干……
投稿邮箱:ddsww2022@163.com
壹点号当代散文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