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2日，《选集毛泽东》第一卷出版发行。图为读者排队购买《选集毛泽东》 1951年10月至1960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正如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选集毛泽东》四卷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它被译成26种语言，总授权发行量在3亿册以上，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 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王首道、胡乔木协助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1942年10月，由毛泽东主持，陶铸、胡乔木搜集资料编辑的《六大以前》上下册出版。两本书共收录党的文献741篇，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以及他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为编辑《选集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分局上报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副书记王稼祥)和中央宣传部，拟出版《选集毛泽东》。经王稼祥批准，《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主持编辑《选集毛泽东》五卷本，并起草“编者的话”。7月，经晋察冀分局有关负责人审定，第一套《选集毛泽东》问世，精、平装本各印2500套，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两个月内售空。1945年3月再版，仍供不应求。晋察冀分局决定增订再版，由胡锡奎主持，他调任后由邓拓接任。增订本收录毛泽东著作38篇，比初版本增加了9篇，卷次编排也有调整。杨献珍、萧三、姚依林、丁玲、沙可夫等人参加校勘工作。蔡若虹设计套红封面，扉页是戴八角帽的毛泽东肖像。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侵占张家口，印刷《选集毛泽东》增订本的纸张被紧急运往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尽管马兰村的小印刷厂设备简陋，但它印刷过第一套《选集毛泽东》。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选集毛泽东》六卷增订本问世，精、平装本各印2000套，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总经销。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解放区纷纷出版毛泽东著作集。1945年7月，由中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主持，苏中出版社计划出版《选集毛泽东》四卷本。后由于种种原因仅出版第一卷。第一卷封面印有毛泽东正面免冠木刻像，小32开，124页，收文11篇，代序1篇。代序标题为《论毛泽东思想》，内容是朱德、周恩来、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陆定一、冈野进、陈毅、陈伯达、曼努意斯基、邓发、艾思奇、徐特立、博古、范文澜、康生、王稼祥、罗荣桓等18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是在《选集毛泽东》中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46年6月，大连大众书店出版《选集毛泽东》五卷本。大众书店党支部书记兼总编辑柳青主持，根据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选集毛泽东》初版本和再版本进行适当增删。1947年扩为六卷本，以后又出版续编。渤海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等也都翻印或再版过《选集毛泽东》。 1946年至1949年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分册公开出版《选集毛泽东》。此时的香港被英国一手遮天，国民党鞭长莫及，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办了不少报刊、出版社。 1948年5月，由中共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并选定篇目，东北书店出版《选集毛泽东》六卷合订本，25开，999页，印数2万册。1949年2月，清华大学学生龚育之花800斤小米的价钱，在北平新华书店买到东北书店出版的《选集毛泽东》精装本。多年后龚育之回忆，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这套《选集毛泽东》的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 1948年，经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批准，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主持，华北新华书店出版《选集毛泽东》2卷，16开，1035页。收录自1927年3月至1945年8月间毛泽东著作45篇，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战以来三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前《选集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版本，只在党内发行。 毫无疑问，《选集毛泽东》的种种版本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它们未经中共中央批准，也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且体例杂乱，文字有错讹，一些重要著作未能收录。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还在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收集、整理、编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计划编为《选集毛泽东》四卷本。毛泽东没有时间审定，只在选稿和确定篇目上提出一些意见，由中央政治局集体研究定稿。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搬进北平。据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的工作报告，5月6日，出版委员会排出100余万字的《选集毛泽东》样稿。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斯大林的电报：“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选集毛泽东》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选集毛泽东》，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样正本可于本年6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选集毛泽东》俄文样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选集毛泽东》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6月中旬，《选集毛泽东》三校清样送到毛泽东处。8月1日，王稼祥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询问：“《选集毛泽东》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斯科)?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无奈，毛泽东国事繁忙，直到开国大典前后，他才将《选集毛泽东》校阅了三分之一。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此时距中共中央承诺出版《选集毛泽东》已过去半年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为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应该把你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著作和文件编辑出版。毛泽东没有解释，邀请斯大林派一位理论水平高的专家来帮助整理编辑。斯大林立即答应派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去。 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邀请尤金来华帮助编辑《选集毛泽东》。8年后，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主义马克思，还是半真半假的主义马克思。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主义马克思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看法。” 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选集毛泽东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中宣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胡乔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毛泽东秘书)等。毛泽东主持《选集毛泽东》的编辑出版工作，除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外，还亲自编辑了前三卷。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师哲(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主任兼中央俄文编译局局长)负责翻译。7月，《选集毛泽东》第一卷的大部分文章篇目选定，三分之二的内容译成俄文，尤金应邀来到北京。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尤金同志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关于帮助编辑《选集毛泽东》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结，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电复为盼。”10月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尤金留中国到年底。 尤金看了《实践论》俄文版大加赞赏，立即送斯大林，建议在苏联刊物发表。斯大林批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年12月，《布尔什维克》杂志首先刊登毛泽东的《实践论》。12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12月29日，《报日人民》刊登《实践论》。 1951年1月，尤金回国，半年后再次应邀来华，继续指导编译工作，直到《选集毛泽东》第一卷中文版出版后才返回苏联。 1951年1月，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朝鲜战局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把编辑《选集毛泽东》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他对汪东兴说：《选集毛泽东》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胜利公园(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东侧一座空置的保育院，临时装上暖气。2月底，毛泽东以休养的名义向中央请假。3月初，他乘专列来到石家庄郊外的保育院，开始编辑100多万字的《选集毛泽东》清样稿，并继续指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 毛泽东首先编辑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两论”是日抗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日抗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的提纲《辩证法唯物论》中的两部分。《实践论》只有一些文字修改，《矛盾论》则有较大改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编辑委员会删去“论形式逻辑”，将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第二卷;第2章第11节《实践论》单独成篇，收入《选集毛泽东》第一卷。第二次印刷时，《矛盾论》移入第一卷，排在《实践论》之后。 1952年10月，青年学生队伍抬着巨幅《选集毛泽东》模型和举着“学毛泽东习思想”的标语前进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田家英：“《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编入《选集毛泽东》第四卷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4月13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这些(文稿)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前两篇编入《选集毛泽东》第二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第三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编入《选集毛泽东》第三卷;第四篇编入《选集毛泽东》第四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4月19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这些请再印校正后，即可付翻译。” 4月27日下午，《选集毛泽东》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基本结束，毛泽东乘专列返回北京。7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选集毛泽东》第一卷中的若干文章陆续在《报日人民》上发表。 1951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选集毛泽东出版委员会写了《本书出版说明》，放在《选集毛泽东》第一卷最前面。 按照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五个历史时期，以及著作年月次序编制，《选集毛泽东》尽可能搜集过去选集中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关于“出版事务的说明”指出：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日抗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著作(第四卷出版时截至1949年9月16日)。 1951年10月12日，《选集毛泽东》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版印行106.6万册，上海发行首日即销售3万册。笔者有父亲购买的《选集毛泽东》四卷精装本。第一卷精装本(1952年7月第二版第三次印刷)，定价4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4元。下同)，书号1-1。1952年4月，《选集毛泽东》第二卷出版，8月出第二版，10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的精装本定价5.5万元，书号1-2。1953年4月，《选集毛泽东》第三卷出版，5月出第二版，7月第二次印刷的精装本定价3.5万元，书号1-3。 1956年3月14日1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长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问：“《选集毛泽东》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毛泽东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 此次谈话开始时，长征就问道：《选集毛泽东》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个阶段、后20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1960年3月，毛泽东在校订《选集毛泽东》第四卷 1960年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一号楼审读《选集毛泽东》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第四卷的著作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同时又有很高的艺术性，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虽然毛泽东没有像前三卷一样亲自编辑，但他非常重视第四卷，对所有入选文章逐篇通读定稿，并增加几篇文稿，包括他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读《日抗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毛泽东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说，一、二、三卷我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蒋介石)。 5月24日至6月3日，毛泽东审读第四卷题解和注释。注释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由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和五位大将参加。田家英专门请示毛泽东，注释和题解的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的名字和战绩，能不能写进第四卷?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再印和翻译《选集毛泽东》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时，毛泽东说：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彭德怀，过去名字印在上边，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都是历史嘛。 1960年9月，《选集毛泽东》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精装本定价4元，印数9万册，统一书号1001-478。《选集毛泽东》第一版前三卷都是竖排版，繁体字。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将竖排版改为横排版，至11月，中央级17种报纸有13种改为横排版。1956年1月1日，《报日人民》也改为横排版，至此，横排版成为报刊图书的固定格式。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审定通过《汉字简化方案》。1960年9月出版的《选集毛泽东》第四卷精装本为与前三卷统一格式，仍采用竖排版和繁体字。 1962年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选集毛泽东》第四卷。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了几十年，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中国曾经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从1840年算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许多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是一次典型的民主革命，但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才成功了。我们经过28年的斗争，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因此我的那些文章，其实哪里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那是中国革命战争活生生的总结，是党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 1962年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时说，《选集毛泽东》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1946年下半年起三年多，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这是1946年到1949年革命的不完整的记录，只是一个轮廓。要完全地记录那就多了，我们的报上有许多文章，别的同志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敌人方面的，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材料在这本书里反映得不多。 1963年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佩雷拉说，1945至1949年中国革命的那个阶段，《选集毛泽东》第四卷是很说明问题的。毛泽东说：你看过英文译文?这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政策的记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党和群众工作这些方面。 据毛泽东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1965年各种文版的《选集毛泽东》累计印数4586.8万册。但由于实行计划分配，新华书店一直脱销。田家英在文化部召开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工作会议上，说明《选集毛泽东》供不应求的原因：前三卷主要是进城以前编的，当时材料不够，注释不够满意，要重新审订，近几年又发现了许多毛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进去。考虑要出第二版，所以对第一版控制了一下。为照顾读者急需，决定出《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长期印刷发行。 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新党委上报《关于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请示报告》。8月8日，《报日人民》头版头条发表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选集毛泽东》1966、1967年两年全国计划印350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在今明两年内做到充分满足需要。” 12月10日，文化部新党委上报，根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1967年全国印制《选集毛泽东》的计划可达8000万部，但目前纸张只能落实6000万部，希望中央指示有关部门设法解决。12月12日，陶铸批示：“已告中宣部明年出版毛主席选集8000万部，并争取超过，请总理批示。”12月13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即送富春、秋里阅办。” 1967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去年《选集毛泽东》印了3000万套，今年打算印8000万套。” 12月25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出版计划会议，庆祝完成《选集毛泽东》8000万部的出版任务，同时安排1968年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的出版计划。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岁生日，《报日人民》发表新华社通讯，《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出版8000万部。 毛泽东勤于写作，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1000万字以上的文稿，而《选集毛泽东》四卷收入不到100万字。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一大批清样稿被他批上“此件不用”，只收录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收入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他自己写的，少数几篇他的讲话记录，也由他本人修改定稿。毛泽东修订了《选集毛泽东》全部文稿，少则一两遍，多则六七遍，大多是文字性的，也有内容的补充和修改。一是改拟了数十篇的标题，二是对有些文章内容适当补充和修正，三是为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 《选集毛泽东》四卷按照民主革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卷，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列文章顺序，全书形成完整的系统，便于读者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除正文外，还附有题解和注释。这种科学体例，为后来的文献编辑工作所沿用。《选集毛泽东》四卷第一版共有题解118篇，注释872条。第一卷16篇题解中，毛泽东撰写或修改10篇;249条注释中，毛泽东撰写或修改120多条。其余题解和注释(主要是第四卷)，出自胡乔木、胡绳、艾思奇、田家英、李践为、王宗一等人之手。 《选集毛泽东》前三卷出版后，毛泽东察觉到其中的一些缺点与不足。如个别地方修改不适当，有些文章的写作时间、某些史实有误，还有少量错字、漏字和不规范用字等。注释则囿于资料和学术研究水平的制约，在史实、文字表述，尤其是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上也存在一些错讹。 1962年8月，根据毛泽东修改注释的意见，由田家英主持，抽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的几个人，以后陆续有20多人参加，在此前基础上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第一版《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在建党70周年出版第二版的报告。具体修订工作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组和注释组承担。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选集毛泽东》第二版第一卷，书的前面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关于第二版的说明：《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先后出版，距今已有三四十年。现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建立70周年之际出版第二版。 《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第二版以196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横排版为底本修订，既保持了第一版的历史原貌和特色，又根据历史事实、文献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必要的校订和补充，使之在某些方面比第一版更加完善和准确。 第二版仍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篇著作，一度散失，20世纪60年代初才重新得到，后经毛泽东审定，在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第一版中各篇正文，在内容上也严格维持了原貌。这次修订，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对某些用字，包括少数生僻难认的地名用字，根据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作了更改。对有些题解，作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同时，新写了几篇题解。对正文所作的校订，分别列表附在各卷书末。 1991年6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选集毛泽东》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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