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抱犊崮山区，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兼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39年下半年，张的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姿态，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大一致，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
一一五师采取行动，打击了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地主武装，但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部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是一一五师领导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前，八路军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并为此做出过努力。首先是在1938年６月，国民党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曾同他讨论过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随后石友三部北调，实行反共政策。与张里元共同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没有成功。多次失败，打破了共产党人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设想。为此，一一五师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如何打开鲁南的局面呢？罗荣桓和陈光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发动群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步是把抱犊崮山区全部拿下来，然后采取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发展自己。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显然，罗荣桓提出的这六字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这是罗荣桓把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同鲁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认真考虑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在1940年，一一五师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灵活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日、伪、顽、友、我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与鲁南的地方势力相比，东北军是更为重要的统战对象。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39年 4月26日，他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师长，在1927年吴垮台后转入东北军。1936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被蒋扣押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于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战斗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而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要提防蒋把他这个“杂牌军”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化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五十一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一十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一一二师驻扎在大炉东北地区，同八路军的驻地犬牙交错，师部驻在赵家石河（今属车辋镇）石河，离大炉只有12里路。
早在1938年春天，共产党在国民党军第一一二师就秘密设有谷牧为书记的工作委员会。1939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书记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该师师长霍守义，西安事变前驻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了大批人员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该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党领导的宣传队。共产党在万毅任团长的六六七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后很满意地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后，便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原在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底在宁都暴动中参加红军。由于王对旧军队官兵的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比较熟悉，因此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同他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王给霍送来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看了后非常赞赏，王告辞后，霍拿着歌词对秘书李欣说：“我看这支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李欣是中共一一二师工委委员，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不大相信，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1939年国民党炮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在五十七军中推行“全军皆党”计划，要求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以加强控制。1940年初，一一二师全面实施了这一计划，除在部队中办理入党登记外，并要每连派人参加国民党党务录事的训练。中共地下工委请示山东分局后，即部署了应付措施。从此开始，一一二师便逐步转向支持鲁南地区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了。
1940年1月的一个寒夜，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大炉一一五师师部去见罗荣桓。李欣从1938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一一二师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详细汇报后问罗荣桓：党在一一二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向李欣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对时局的指示，并安排了如东北军出现反共活动时党组织的应付办法。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我们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一一二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在一一五师师部还有一位人物，他可以在霍的住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联系而不致引起霍的怀疑，他可以同霍当面争论而不致撕破情面，他就是联络科长靳怀刚。他的父亲靳云鹗曾经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入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和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同罗荣桓结邻而居。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呼他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任命他为一一五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在同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罗荣桓注意了又团结又斗争。他每次派王秉璋、靳怀刚去一一二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峄县县长潘振武等集体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会提一些什么问题，应如何答复。当时霍守义经常鼓吹国民党的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罗荣桓等便考虑，假如霍提出我们建立民主政权为“破坏统一”时，便回答他：国民党所派县长、区长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人民理应成立民选的抗日民主政府，等等。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复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在抗日中的功绩作充分评价，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按照罗荣桓的交代，靳怀刚同霍谈判，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理屈词穷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在谈判时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掌握必要的灵活性，也由于靳同霍的历史渊源，谈判争论得再激烈也没有闹翻。
1940年初，一一二师开始支持鲁南土顽与八路军进行摩擦。这期间，该军中的我党组织通过部队中的党员军官，多次设法避免相互冲突。1940年春，一一二师令其六六八团一连去栗园村（今属大仲村镇）一带支持师政治部“民运点”特工人员进行反共活动。该连连长王福成率部到达后，连夜发动当地群众到六公里外的卞庄日军据点附近破坏了一段公路，次日又以防日伪报复为由，将全连撤离栗园村。一个月后，王连长奉命再次率一连去栗园村，他见机行事，毅然将部队带到八路军驻地东白山村（今属车辋镇），并参加了边联县动委会在这里召开的讨汪拥蒋大会，使部队受到了一次抗日教育。
1940年3月，由党派遣到一一二师政治部工作的王武修被国民党特工戚宝琳拉下水。为保证党内秘密组织的安全，一一二师工委便以听传达党的重要指示为由，将王送到大炉村交鲁南第三地委书记宋子成作了处理。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顽固派县长李长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和于学忠、霍守义不同。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磨擦专家。李长胜是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的外甥，又名李延沈，29岁，辽宁兴城县人，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原在五十七军任少校秘书，1939年10月担任费县县长。缪徵流同沈鸿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也是东北军中顽固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缪徵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同人民作对。
1939年12月28日，以一一五师民运部干部何波为团长的四县边区工作团，在官里庄（今为费县南新庄镇管流庄）召开大会，成立农民抗日自卫团。大炉、甘霖、流井、店子等区农民抗日自卫团千余人参加。考虑到统战策略，工作团特派人找驻在东崮口村的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商谈召开大会事宜，邀请他到会讲话，李长胜予以答应。
这天，扛枪的自卫队员，拿着锨、杈、锄头的农救会员，背着大刀的抗日青年，打着锣鼓扛着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场设在村南门外的一个小场上。主席台上摆着几张桌子和几条长凳，两边柱子上贴着“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军民一家斗争到底”的标语。会场四周树上、墙上贴着“欢迎李县长光临”的口号。工作团的同志们一边指挥儿童团和各区团的队员进行拉歌比赛，一边等李长胜的到来。顿时，阵阵嘹亮的抗日战歌响遍整个会场。
12点多钟，李长胜带着保安大队长王乃林、中队长张得胜等百余人带着机枪、步枪和短枪越过刘家崮山口，直奔官里庄会场，并在周围布下岗哨。大会主持人何波、李中权、邱玉瑞见李县长率部来到，即上前迎接。李长胜提出先把枪架起来再开会，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李中权、邱玉瑞同意自卫队员架枪。而李长胜带来的保安团却都荷枪实弹处于临战状态。这时，李长胜的保安大队长发出口令：“起立!”连着三个“向前三步走!”“架枪!”又是三个“后退三步走!”“坐下!现在听县长训话。”李长胜满脸怒气，走到台前，左右便衣警卫手持匣子枪，气势汹汹。两边的保安队员包围着会场，李长胜咬牙切齿，露出十分凶恶的面孔。接着进行训话，他首先指责农抗会和自卫团开会是非法的，胡说什么“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年龄不大，五十七了”（当时李26岁，所谓五十七，是因为他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委任的县长）。“民众都得孝敬父母官，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送钱粮？”说道这里，命令保安队收缴自卫团武器。自卫团人员全部席地而坐，又远离武器，发现上当后，想拿枪离开。李长胜把扬起的手臂一落，身边警卫的匣子枪齐响，坐在最前排的自卫队员邱玉温、邱新发、孙玉德等6人应声倒地，当场死亡，殷红的鲜血从胸口流出来。会场上顿时大乱，后排离枪近的自卫队员急忙去取枪，保安队便从四面八方一齐开火，向会场猛烈射击。邱发祥、李士友、徐开全、黄自信、黄自献、步凡坤等20余人被打伤，死伤的自卫队员横七竖八地躺在会场上，好端端的会场顿时血流成河，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疯狂的保安队不管人们的死活，还残忍地在死者身上搜索钱财。自卫团300余支枪被劫去，并绑架了民运干部何波、齐克、李中权等6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四县边区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共鲁南三地委和四县边联的领导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并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说：“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游行示威，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凶手。”有的干部感到向霍守义请愿不管用。罗荣桓说：“李长胜行凶是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里。霍守义还是抗日的，虽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徵流，可也不会支持李长胜，我们向他请愿，造成声势，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在三地委和一一五师的支持下，边联县成立了官里庄惨案后援会，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斗争。12月29日，边联农救会长宋宜安带领六、七百名农救会会员、自卫团团员护卫着几十名披麻戴孝的死难者家属，到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师部驻地赵家石河（今属车辋镇）请愿，提出5项要求：强烈要求严惩祸首；抚恤死难家属；解决伤员医疗费用；送还被缴去的全部枪支；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请愿队伍由妇女走在前面，边联县妇救会长木林、副会长方兰婷、宋宜安的爱人王可亭、女儿宋敏、儿媳田淑贞等走在队伍前面。在一一二师部门口，请愿队伍不怕寒冷，不怕威胁，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从早到晚将一一二师师部围得水泄不通，这样连续进行了10多天。在这一斗争中，从来不参与社会活动的山区妇女，纷纷投入游行请愿的行列，仅三地委妇女部干事刘超一人在大炉、上峪一带村庄即发动了150多人次的妇女参加请愿，她自己还以农家妇女的打扮与国民党顽军进行说理斗争。
边联县20多个工作区都开了5000人以上的追悼会，并组织示威游行。边联县以县农抗会和自卫团总指挥部的名义召开全县万人大会，万人大请愿。边联自卫队、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联合发表宣言并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县长李长胜武装镇压抗日群众的滔天罪行。边联县半月内共组织了15万人次的大游行、大请愿。《大众日报》发表了“李长胜制造官里庄惨案，全鲁南民众人人震惊”的消息，《鲁南时报》及各种刊物也都登了惨案的真相，各地群众展开了声讨叛逆李长胜的活动。
霍守义本来支持李长胜，但感到李长胜办的这件事性质比较恶劣，于是派师参谋长出面接见请愿群众代表，宋宜安作为代表之一与之谈判，提出严惩凶手，抚恤被杀害的遇难人员家属，赔偿一切损失，把罪魁祸首李长胜交边联人民审判的要求。一一二师方面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错误的，我们要作调查。”并表示要向死难者发放抚恤、丧葬费。为了揭露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边联县以动委会的名义出刊了一个《战斗报》，把每次请愿谈判中双方谈话内容原原本本的登出来，公布于众。顽固派的言论无法让群众信服，阴谋逐渐揭穿。当示威群众要求“严惩凶手”时，他方不予答复，最后干脆闭门不理，出现僵持局面。为此我方又派出以边联办事处主任宋鲁泉为团长的代表团与师长霍守义当面交涉，结果除放回何波、李中权等6名被捕干部并派两名参谋到邱庄（今属大仲村镇）邱玉温烈士家中口头道歉外，其它条件均未答复。
在请愿和谈判进行不下去时，罗荣桓听取了四县边联负责人的汇报，对地委和边联的负责人说：“现在请愿已达到了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了起来。下面的文章，就要转入武装斗争了。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讨伐顽固派!”罗荣桓政委指示：我们有农民抗日自卫军，要以群众武装惩罚杀人凶手李长胜，这是理直气壮的。
1945年1月15日，三地委和边联县委成立了由地委宣传部部长燕遇明任前委会书记，鲁南特委政工部长于化琪任政委，边区县委书记王右池等参加的前敌委员会，对外是边联办事处处长宋鲁泉任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农救会长宋宜安任副总指挥。于化琪原任边联县县委书记时，组织了边联县的大部分自卫团，情况熟悉，便于组织协调。经过紧张的准备，决定调集21个自卫团中有战斗力的基干队3000人，于1月19日到边联根据地中心车辋集合待命，集中向李长胜的费县县政府驻地崮口（今属费县马庄镇）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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