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黄八十年——郑惕将军传》序言

                                   李·起·敏        

                           ——战争叙事与反思

 

    进入21世纪，当人们对时尚趋之若骛，沉浸在祥和与歌舞升平，体认盛世神话与普世传说的时代，当那些名噪一时的偶像步入黄昏，女性隐私成为畅销书的时候，撰写一部高级将领的有关战争与历史的传记，似乎不合时宜。

    历史与时间给予后人留下的印象，仿佛被一场又一场大雪覆盖的大地，尤其是人类惨烈的战争史，那时间之“雪”覆盖了弥漫的硝烟，坦克、飞机、大炮、铁甲、铁蹄践踏的道路，覆盖了遍野的尸骨，覆盖了赤地千里，覆盖了女人的羞辱，婴儿的悲哭，覆盖了战死的英雄，降敌的国贼，覆盖了强者与弱者，勇士与懦夫。

    洁白而柔软的时间之雪一层层沉积在鏖战过的城市和乡村的瓦砾废墟之上，人们又在断壁残垣上重建起昔日的幻影，使一切变为过去。

    可是人类心灵流血的创口，用什么去修复？有句戏子的台词说是“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一切都要往前看了，那当然不错。当灾难凝定在历史的琥珀中后，除了历史学家谁还去关心历史？当日本首相鬼鬼祟祟参拜靖国神社，并将历史教科书中国家罪恶窜改为德行，当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又冒天下之大不讳摇身一变即将成为军事大国之时，当恐怖主义在世界肆虐挑战人类生存的时代，当人们普遍为眼前利益驱动染上历史健忘症的陈疴，将战争的创伤，民族的耻辱，弱者的呼号，统统忘却，而一心铺地奔小康的时候，潜在的危险掩盖在外交词令之下，居安而不思危成为集体无意识，在历史缓缓飞舞的大雪中，有谁能够真正看得清未来？

    永远过去了的过去，有什么永恒的东西留给未来？我们今天生活着的世界，今天的岁月，不就是上个世纪生者和死者的未来吗？这历史的飞雪也能覆盖一个伟大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与命运、自由与尊严吗？

    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永远化干戈为玉帛，可是愿望同现实之间用什么去制衡？

日本长达百年的侵略扩张，主要对象是中国。满清政府的软弱可欺，以及民国四分五裂的混乱，助长了日本政府的嚣张气焰。二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没有被彻底的揭露，日本社会中右翼势力依然猖獗。日本政府与日本社会几乎举国一致企图将战争的一切偷偷抹煞，迟至如今不敢正视自己犯下的罪孽，因而遭到举世的穷追猛打。对于这段罪恶史，日本几代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难，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不过是个小插曲，说此等话者必是没有心肝的豺狼！与德国相较，突显出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和日本天皇与历届政府素质的底下。二战后，德国之善于改过，要归功于纽伦堡审判的彻底与犹太民族追究犯罪的强韧。相反，中华民族的宽厚，中华民族的仁义，中华民族的以德报怨，不但对日本天皇等人的战争罪责不曾追究，战争赔款一笔勾销，伤及中国人感情的行径每每做淡化处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赔偿案审判中，其历史证据往往主要依据日本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干么去了？不感到自己有渎职罪吗？当韩国与南亚国家就慰安妇问题向日本发起追究的时候，主要受害者的中国却始终保持着缄默。

    在文艺领域，有哪一部作品深刻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实质？哪一部作品能使日本人世代愧疚，留下教训，从此引以为戒？哪一部作品能给中国人敲起长鸣的警钟？我们不应当自责吗？

    德国至今仍在追查纳粹战犯，日本呢？难道往事不需要重提？当恶人不曾洗心革面，不曾彻底反省，认罪，反而狡辩、赖帐，掩盖罪行的时候，明明是婊子却要立贞节牌坊，对内欺骗国人，对外欺骗世界，欺骗舆论的情况下；窜改历史是为了欺骗后人，盗贼洗钱，是为把脏钱合法化，以图再投入市场。日本政府在战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是预示着血腥的历史还有重演的可能吗？

    日本天皇、日本军部、日本内阁是战争的主犯，近卫文麿在《近卫日记》中写道：“当此（战败）（天皇）不仅应退位，而且应退居于仁和寺或者大觉寺…….此外，别无他途。而敝人亦当追随左右，勿庸赘言。”日本的正义人士认为除了日本政府要负战争罪责，日本天皇难辞其咎，是天皇“将日本拖进战争，广岛和长崎焚毁在原爆的尘埃中”，天皇难逃其责。

    说到底，战争之所以能够席卷全国，其历史的根源在于：长期地在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全体日本国民都被塑造成巨大战争机器的一部分，除了政府和军队，大众传媒、学校、党派、居民组织都曾经发挥过助纣为虐的功能。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造就了日本法西斯。当一个国家以“爱国”“卫国”“忠君”为名开动宣传机器愚民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他们一入军队就会相互竞赛着成为野兽，如那些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那些“人体炸弹”，（在今天则有自杀性恐怖主义份子等中了邪教魔法似的同类）因此，要避免不义之战，只把某个人或某些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远远不够的，而要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上深刻反省彻底改造，彻底决裂方能奏效。

    当我为本书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见到一本《【朝日新闻】读者来信汇编》，里面记述了普通日本民众对二战的评说。据说该书以“震惊的真实轰动日本，畅销英美”，我不禁自问：中华民族是怎样熬过二战的？那些幸存者还有多少健在?能不能站出来写写自己真实的经历？让全世界的读者也能读到纪录普通中国人对战争以及其他重大历史问题的记忆与反思？

    历史的本义不过是众所公认的关于前尘往事的集体记忆，既然古代的齐东野人们虔诚地相信那世代传诵的故事就是他们民族和先人的历史，并按照那里面的教诲、启示和典范理解、参与并造成历史，一个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权力否认其成为历史的资格呢？传统的文献的历史学确立了依据文献史料判断历史叙述真实性的真理观，然后又依据这种真理观否认口传历史和民间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否认其作为历史叙事的权利，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霸权。几经窜改的历史教科书的真实性又在哪里？

    可以说，普通民众所经历的真实，较之历史教科书和博物馆中那些有案可稽的历史更是历史，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它曾经伴随着一个民族一起卷入了历史，也因为一个正直的平民远较一个霸道的政权机构更值得信赖。我也深信，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故事，比一个总统还能浓缩一个民族生存的真实。

    历史渐行渐远，但不断远去的历史，有时又仿佛离我们很近。

这是一本普通中国学者通过一个在二战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战士与将领的真实经历对历史战争问题的反思与追问。它的传主认为，他的人生经历，青少年时期的抗战，比之后来的将军生涯更为重要。那时他所打败的是一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国家，他曾嘱托作者，能写到抗战胜利，一生八十春秋的风雨苍黄足可代表了。

    郑惕将军的经历，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中国人的传奇。

鲁南铁道大队的战斗事迹，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的传播，久已为读者和观众所熟知。尤其是刘知侠曾经风靡全国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几乎家喻户晓。人们曾经为他们的英雄事迹击节赞赏，为他们的命运牵心萦怀。

    微山湖畔，夕阳西下，土琵琶悠扬的乐声传来，挎着长枪短枪的汉子们唱起动人的歌谣——多少年来，铁道游击队员勇敢而诗情化的浪漫形象就这么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郑惕将军作为当年铁道大队的第六任政委，曾在《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一书的序言中说：“铁道大队斗争的真实情况，要比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更为艰险和复杂……我作为曾在鲁南铁道大队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每一触及到铁道大队的往事，那些机智英勇的战友们的形象，那些亲如家人的枣庄人民的情怀，就萦绕在心头，心情十分激动。”

    在那个年代，郑惕还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此后，他踏着中国现代史的波峰浪尖，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1945年，日本战败，他同日军谈判，终使日军头目太田率枣庄、临城日军及其家属千余人向铁道大队投降。太田曾问郑惕：“铁道游击队有多少人？”当得知只有一二百人时大吃一惊，他们一直以为铁道大队起码得有四五千人的队伍。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为爱国热情所鼓舞，怀着对日寇国恨家仇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到处是陷敌的汪洋大海。得到人民大众支持的部队，岂可以数量计！

    日寇的侵略，使少年的郑惕拍案而起；他的一生，屡屡临战受命，往往仓促上阵，终能於险象环生中游刃有余，闯过无数惊涛骇浪，而化险为夷。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光风霽月的人品，足可彪炳史册，以启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