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原以为清兵与城内百姓定会自相残杀,欲趁机攻取兴化,没想到兵民和好,叹曰:“起初,认为法参政是一介书生,不知兵法,故欲破兴化,以绝漳泉粮道,今其用兵如山,不可动摇!”遂打消了夺取兴化的念头。
法若真:别宦海沉浮 唯诗书咏怀
2018-10-20 作者： 陈巨慧 来源： 大众日报
■ 齐鲁名士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刘伟 石业华
胶州法氏是清代山东一个颇有影响的家族,也是名振齐鲁的学问世家。这个家族从清初至清末,有诗文集、学术著作、书画及其他作品存世者,不下二十余人。其中,最有名、最受后世重视的,是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法若真。
潜心攻读 积极出仕
法若真(公元1613年—1696年),字汉儒,号黄山、黄石,因母亲李氏梦东汉关西大儒法真而孕,故得此名字。法家世居胶州南乡兰东,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法若真跟随父亲法寰迁居胶城水寨。
法寰(公元1590年一1653年),字开三,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出仕北直隶静海知县。为官公正无私,体恤百姓。他任静海知县期间,恰逢灾荒,其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且劝当地富户出米煮粥来赈济灾民,竟无一人饿死。《大清一统志》中评价法寰:“好读书,授徒墨水之滨,归本朝,为临海令,有惠政。”
法寰一生勤政爱民,晚年归隐后继续开门授课,著书立说。其尤精研经史之学,对《四书》《春秋》《毛诗》等皆有独到见解,留有《四书议》《春秋繁露解》《毛诗议》《通鉴约》等著作。法若真天性警敏,四岁时听闻秀才们讲《大学》,即向前诘问,这让父亲法寰很是惊讶,从此很注意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五岁时,法若真入私塾读书,七岁开始学诗。九岁时,父亲法寰应张司徒之聘,为张司徒的儿子教授学业,法若真与张司徒的第五个儿子一同学习八股文。十岁开始,法若真学习五经,并且开始对李贺的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十一岁时,法若真跟从江正阿学习诗画。天启四年,他应童子试,州试前列。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法若真第一次参加乡试,不第；崇祯九年,中乡试副榜；崇祯十五年,八月乡试不第。
明朝末年,战乱并起,社会动荡,关外清朝崛起,步步紧逼,威胁大明江山,关内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动摇着明朝统治的根基。崇祯十五年,法若真携家眷避兵于胶州南乡铁橛山,途中被抓获,并被剥去衣服绑了起来。法若真的母亲李氏及妻子崔氏,用所带行李将法若真赎了回来。从此,法若真隐居山谷三年,潜心读书,不问世事。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安抚天下士子,按明制安排科举。对此,天下士子遗民态度迥异,有的避世隐逸,采取了不与清朝合作的态度,也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积极参与其中。在明朝未得到赏识任用的法若真,面对新朝的开诚纳新,开始了积极出仕的旅途。
顺治二年八月,法若真入京应试,因其不知朝廷已经不许五经应试,仍用旧题作文。主考官认为其文章卓异不凡,便以异才向皇帝举荐,召送礼部御试,授翰林国史院中书舍人。顺治三年,法若真与堂弟法若贞(法官子)同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兄弟双双考中进士,王士祯曾在《池北偶谈》称赞此事。从此,法若真走向仕途。
顺治五年,法若真任福建乡试主考官。顺治八年,为礼科给事中。顺治九年正月,受命编纂《太宗文皇帝实录》；六月升任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因法若真擅长文字,蒙皇帝殊遇,自己也私下以“台衡”自命,不想赴外任职。当时又有诏书出,本该由法若真处理,大学士洪承畴私改,法若真与他争辩,洪承畴怀恨在心。不巧,法若真又在同年因故得罪了大学士陈名夏,于是洪承畴和陈名夏合伙欲排挤诸词臣,而法若真以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再蒙召与诸词臣御试,后洪承畴与陈名夏口宣上谕“上命诸词臣试,无所优劣,宜各勉励”而罢。《太宗文皇帝实录》完成后,承修诸臣多外放任职。顺治十年八月,法若真被授浙江粮道,还没成行就接到了其父法寰被总兵海时行杀害的噩耗。
用兵如山 固守兴化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法若真入京,上书请求终养归隐,顺治皇帝未准,授其福建布政司参政、兴全永道。当时,清兵征讨郑成功,明清两军在壶山相遇,法若真飞驰向闽浙总督禀告:“我夜观天象,水星有晕,开战恐对我军不利。”总督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果然一战被明军打败。法若真精于天文、地理,著有天文诸书,因副总兵王某责备他轻言战事,法若真一气之下把这些著作焚烧。
这年秋天,郑成功以数万艘战船包围兴化,自西洛阳桥抵函江三百里道途无人,情况非常危急。法若真集文武官吏商议战守之策,大家议论半天也没结果。于是,法若真就秘问当地一位跟从他学习的秀才,那秀才说:“关键在乡先生。”
法若真便邀请当地诸士绅,并在城楼上设宴招待他们。这些士绅中,有前礼部侍郎黄起,此人年逾70岁,德高望重,法若真很尊敬他,派人把他送回府上,其余的人都留下来分城而守。又下令每户出丁一人,每一个士兵率领百姓十人,分发兵器,准备迎战。
法若真亲率家丁与千总马石柱骑马出城为游兵,命令仆役负剑跟随。同时,他又遣人侦察明军动向,设伏兵杀敌。明军胆怯,不敢扰事。如此一来,远近百姓纷纷依城壕而居。
法若真担心无火炮,难以从远处御敌。偶归官署,却听到弦歌之声。原来诸官正在饮酒狎妓。他惩罚这些官吏筹集硝黄三千斤,遣仆人从小路到仙游县铸万人敌大炮,又选大力士运回来。明军不知此事,想要用云梯攻城,刚至壕沟,城头就响起了炮火,明军应声倒下,大败而去。
法若真又召集当地乡绅商量供粮草的问题,有个别的乡绅想阻挠此事,法若真怒而斥之,众乡绅惧而从之。
不久,明军数千骑兵载火炮钱粮奔向兴化,来势汹汹,欲入兴化城内。城内的老百姓皆围着法若真号泣,请求官兵不要入城。于是,法若真约帅臣驻停南门外,只派一个士兵去城内探察。得知城内的情况后,帅臣下令停止入城。郑成功的明军原以为清兵与城内百姓定会自相残杀,欲趁机攻取兴化,没想到兵民和好,叹曰:“起初,认为法参政是一介书生,不知兵法,故欲破兴化,以绝漳泉粮道,今其用兵如山,不可动摇!”遂打消了夺取兴化的念头。后来,总督上报战功,却没有法若真的名字。
勤俭克己 体恤百姓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康熙帝召见法若真,授浙江按察使。在任期间,法若真秉公处理了“朱佑明、王式诬陷巡抚朱鼎祚、前按察使宋痴案件”,释放受连累的人员数十人,举国震惊,一时被称为“明允”。
康熙七年,法若真出任江南布政使,依旧例,布政使应派差役到州县催征,但法若真认为这种催征方法会给地方增加麻烦,于是创立了“风、火、雷”三种公文催征方法,从此不再派官吏督催。该法得到州县的拥护,并为各省所效仿。
康熙八年,安徽灵璧、盱眙(今属江苏)等五县歉收,民不聊生,巡抚张伯行向总督申请免征五县租税,总督不敢允准,便交给了布政使司让法若真复勘。法若真体恤百姓,倾自家财产为五县灾民代交了租税。
康熙八年,周亮工被弹劾离职,法若真因没有及时揭发周亮工贪污国款一事,也被以同党罪名参劾,十二月离任。对他来说,此次打击是致命的。自入仕二十余年来,一直勤俭克己,两袖清风,最后却落得晚节不保。
康熙十一年,服阙归京,法若真还试图努力重新获得皇帝的任用,可是皇帝却迟迟不肯召见他,他终日以诗画自娱,依靠魏象枢的接济度日。直到康熙十五年,皇帝才召见了他,有命“补楚藩”,但法若真并未上任。
康熙十七年,皇帝下令召举博学鸿儒。《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载:“康熙十七年戊午春正月癸酉朔……乙未。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试,另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部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法若真有心应召,但因身体原因,只能退出。在魏象枢所作的《黄山诗序》中,有“方待御试,股疾忽作,不任步履,铨部拟扶掖入,力辞,弗敢从”的记载。
康熙十八年冬,法若真离京返乡,过起了乡居生活。
文坛宿将 针砭时弊
法若真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吏,但由于多才多艺,“以书画能诗名于世,其事迹反以文掩,世鲜知之者”。
法若真一生爱诗,是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其诗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以自抒性情为主,不受时俗所拘。纪昀《四库提要》称若真诗:“不屑比栉字句、依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今不古,自成一格。”这种“不今不古”的风格,冲击了明末“后七子”的摹古遗风和清初“神韵派”过分追求词藻华丽的弊端,深得大学士冯溥、尚书王崇简等“性灵派”诗人的推崇。王崇简在《黄山诗留》序中称赞若真诗:“因情以发气,因气以发声,因声而绘词,殆清不致弱,壮不及浮,信乎。”当代文学评论家则认为,法若真的诗数量颇丰,质量上乘,虽然先宗李贺、后学杜甫,然能自成一体,始终缘现实有感而发,笔锋直指社会时弊,因此,他的一些以现实为题材的纪事诗,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这在封建官吏中是罕见的。
张谦宜《法征君传》云:“征君(法若真)好诗,自登朝庐墓以至老放江海间,忧郁愤悒,实赖以自释,应人求多不起稿,记室失编者时有。晚年定居黄山,自删留贻者尚4000余篇。”可见其诗作之多。法若真的诗集《黄山诗留》(16卷)被收集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存目》中。《黄山诗留》按年编次,共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三十五年间诗作4102首,其中缺少顺治七年至十年、康熙元年至六年的作品。这些诗作或讽刺明朝恶毒搜刮,或击权贵的飞扬跋扈,或同情百姓的命运……广泛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诗格自然质朴,文辞平实动人,很有感染力。法若真还著有《黄山焚余》一卷,收入顺治一朝的诗作,有康熙二年刻本,王崇简作序。
法若真也是一位优秀的古文家。他的作品为文奇崛,感情真挚动人。清初文人孙光祀说:“读先生之文,或庄或谑,可歌可泣。”“综观群言,发摅至性,历落恢奇……百态俱出,万变不穷,击节屈服,无观止之叹。”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也大体道出了法若真文章的风格。
法若真在清初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清初著名学者唐梦赉称他是“海内词坛尊宿”,诗人丘宗圣更誉其为清初文坛“泰山北斗”,把他的《黄山诗留》《黄山文留》《驱病足文》视为“海内高文典册”。由此可窥视法若真在清初文坛的声望。
法若真晚年写了一部《黄山年略》(有乾隆年间刻本),此谱记至康熙十二年止,以下则有其孙法辉祖补续。此谱记载仕历及家事等,其中详细记述了清兵南下屠杀之惨,可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所未及。谱书还详细记载了郑成功进攻泉州、兴化的史料,被明清史学研究者所珍视。《黄山年略》有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刊本。
功力深湛 书画皆精
诗文俱佳的法若真最被后人所称道的,还是他的书画作品。著名文人安致远在《黄山诗留》中说:“盖少时以诗名,书画则其余。”虽说绘画写字是他的业余爱好,但他的书画作品在清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被美术评论家推为清代山东仅有的几位书画大师之一。
法若真精于书法,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历来论者谈及法若真书法,皆认为此人才气横溢,不受拘束,书法“惟其意所欲为”,揭示了他个性鲜明的一面。然而仔细研究他的书迹七律诗轴,便不能不承认他的书法渊源有自,功力深湛,绝非向壁虚告,信笔挥洒。
法若真的书法宗魏晋,深得“钟王”遗意而别有士气,不染元明诸家,行、篆、草、楷各体皆有独特的风格。法若真的行书出自颜鲁公,苍茫浑朴,大气磅礴,神采飞扬,大处落墨,不拘细行。其行书“有鸾停鹤峙之势”,其草书“巨幅大笔,气势瑰魄”。法若真还以壁窠大字见长,清代文人李集在《鹤征录》中写道:“若真以巨幅大书司马温公禅偈见贻,笔势飞动。”今人认为,根据法若真的艺术和书法特点,是比较适合写大字的。可惜其巨幅书作遗迹存世极为稀少,从他留下的小幅作品中,亦可窥见其风格之一斑。
法若真也是清代杰出的画家。他的画系士大夫“娱情翰墨,自游自止,不为巨匠所拘”。故虽仿宋元诸家,却往往自抒情怀,被赞为“笔有奇趣”。偶尔涉笔便“潇洒拔俗,不染尘氛”。所作扇面小幅“笔势雄健而清爽俊拔,风趣油然”,大幅山水更是“神奇变幻,横绝时蹊,别立风骨”。
近人把法若真归为黄山画派,或因为他曾在安徽做官,曾数去黄山,并有许多有关黄山的山水画,是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687年所作的《树梢飞泉轴》,是其精心之作,此图画雨后山景,薄雾轻罩,飞泉奔流,山头耸动。整幅画面静中有动,仿佛有声。山石用硬笔勾皴,多次皴染,充分表现出嶙峋的石质和雨后的苍润。作为清代山东屈指可数的几位名家之一,法若真的书画作品在国家及省、市博物馆藏量较大,在民间流传颇广,代表作有《溪山白云图》《华山落雁图》《梅鹤图》等。
康熙三十五年夏,法若真去世。
法若真以后,“诸子若孙文学累累有名”。他的儿子法枟、法樟等,幼承家学,能诗善文,皆为山东知名文人。法枟字书山,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大理寺评事,著有《书山草堂诗稿》留世；法樟字砚山,号寿公,恬淡嗜学,著有《又敬堂诗集》。
法若真孙辈法光祖、法辉祖继承了其艺术风格,以诗画名重一时。光祖字幼黄,工书画,善山水,风格“似其祖若真笔”,留有《介庐诗草》；辉祖字稚黄,官内阁中书,工诗,留有《念庐诗》四卷。
朝廷下旨召年满80岁学识渊博的老举人,授以翰林衔,法坤宏差几个月未满80岁,有人让他上报,他正色道:“事君不可欺。”人称其太迂,他便自号“迂斋”。
“七上公车”而不第的海内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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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业华 刘伟 陈巨慧
法若真的四世孙法坤宏(公元1699年-1786年),不但在经学上造诣高深,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有明清古文“四子”之称,是一位海内知名的大儒。
法坤宏字直方,一字镜野,号迂斋。法坤宏自幼聪敏,少年为学便不肯死记硬背,常与诸兄弟执经叩问有关经史疑难,塾师骇不能答。他读书为学有特别的见解,旁人都很惊讶,“所为文闭目不敢道”,因此,为秀才30年而没有赏识其文者。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法坤宏赴济南参加辛酉科乡试,学使徐铎奇赏其文,对主考官周大璋说:“法君老学巨文,可谓能得士矣。”于是,法坤宏考中举人位列第二名。壬戌年(公元1742年)会试出闱,鞠逊行翰林索他的文稿,数日后文名传京城。在京的硕学宿儒,如方苞、赵国麟等古文大家皆赏其文章,认为其文章“得古法不在形貌”。正巧,国子监学正缺人,打算保荐法坤宏,因赵国麟突然被免职而作罢。
此后,法坤宏年复一年地参加会试,“七上公车”而不第。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他已经70多岁了,因弟法基昌死在京邸,遂护送其灵枢归还故里,从此不复应试。他在胶州东南沿海筑“海上庐”,自称“海上庐主人”,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未曾一日自倦”。
清乾隆年间,胶州知州周于智聘请法坤宏总篆《胶州志》,法坤宏鉴于当时修志人员选取人物不太严肃的情况,认为“一时是非之所系,百世荣辱之所关,莫重于人物一部,不可不严为区别”。修志人员准备将意见上报周于智,没料到他突然擢升宣化府知府。因政见不和,随后法坤宏辞请修志局职务,并投书要求州志出版时不要列自己的名字。
后来,周于智因丧亲路过胶州,向人问起法坤宏的情况及修志始末,感慨地说:“法先生风义自持,不愧名家子。”
法坤宏交游当世士,皆“博雅醇笃之儒”。壮年时与潍县韩梦周、昌乐阎循观、莱州毛其人、诸城王木舟等名儒交往最善,时人称为“山左五子”。曾经与韩梦周、阎循观商订《经史大义》《古文体要》诸书,“书版往复回,折衷至当然后已”,名振海内。
朝廷下旨召年满80岁学识渊博的老举人,授以翰林衔,法坤宏差几个月未满80岁,有人让他上报,他正色道:“事君不可欺。”人称其太迂,他便自号“迂斋”。因会试年届七旬,赐大理寺评理衔。
法坤宏喜谈论,语调淋漓,情感动人。大儒韩梦周曾回忆他与法坤宏在一起的情景,他到过法氏的海上庐,与法坤宏一起驾柴车观少海(胶州湾)。那天,寒风扑鼻,说话皆感舌涩,法坤宏在车中历述生平至可喜处便抚掌大笑。太阳落山的时候,法坤宏陪韩梦周回去的路上买鱼打酒,欲与君彻夜畅谈。
法坤宏青年时喜治古文,古文名家张谦宜称赞其文章“疏宕有奇气”。法坤宏考取举人后游京师,与全国各地的名家交流心得,古文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法坤宏生平为文宗唐宋八家,除此之外又“好归方望溪”,其余一概不涉。他的文章讲求义理、法度,语言精炼、雅洁,疏淡有气势,属桐城一派。古文家刘鸿翱评价他的古文“传讲气脉”,具有“清空宕往”的特色,并且在《十二家古文选》中把他同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和姚鼐并列,称为明清“四子”,认为“四子”的古文与唐宋八家相比“天资极其高明,学问极其沈潜,才足以相敌,力足以相抗”,可见他的古文在清代已有极高的声誉。
法坤宏在古文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和深厚的学识外,与他对文章精益求精和为学不耻下问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史书称赞他为文“喜人讥弹,每一字屡更不厌”。韩梦周为他的文集《迂斋学古编》作序,称赞他的文章:“得太史公(司马迁)深处,吾乡宋玉叔、王文简未之或先也。”宋玉叔即宋琬,清初著名诗人,与施润章号称“南施北宋”；王文简即王士祯,清初文坛领袖,“神韵诗派”创始人。韩梦周认为法坤宏的文章不在宋琬和王士祯之下,这个评价是不低的。法坤宏阅后,给韩梦周去信道:“言之异则人心变矣,此序他日出之可也。”遂改而用之。法坤宏这种不邀名不自足的谦逊风格,在文坛上是少见的。
法坤宏晚年在朋友和门生的催促下,精选平日所作书、序、记、论、议、说、传、书事、志铭、墓表、行状、文、杂著及《胶志通纪》一卷,交付邑人王克掞校订,合编成《迂斋学古编》四卷。由他在广东做知县的弟子、书法家胡湘兰亲自手书,并出资刻印。《学古编》体现了法坤宏的古文特色,保留了大量地方史志材料。宣统《山东通志》及道光、民国两版《胶州志》多取材于此。如《书郑板桥轶事》被《国朝者耆献类征》收入,成为当今许多郑板桥研究者经常引用的珍贵史料。法坤宏的著作还有《介亭特征录》《扶风旧德录》《过庭录》等。
法坤宏学问深奥,据说他青年时代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感觉其论点如同自己心里所出,故治学以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本,史称“博极群经,尤遂于《春秋》”。他在经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撰写了《春秋取义测》和《纲目要略》两部重要著作。
昔孔子作《春秋》,文词太简,后人传注多不明其义,谬误甚多。法坤宏认为《春秋》取义旨微,寓于笔削之中。自周室东迁,王道废缺,孔子有圣德而无位,欲行其义,遂供鲁史进行表达。但《春秋》一书文辞简约,取义幽微,初学之士难以披寻,于是采择各家之说,参以己意,撰成该书,意在推测《春秋》之义。法坤宏早年束发授经时对此即有质疑,乃耗费半生精力,九易其稿,著《春秋取义测》十二卷。此书博求历代名家对《春秋》的注释,折而衷之,以“三代之直道”作为取义之据,其中论“笔削”极为精辟,深得汪缙、韩梦周等名家推崇。韩梦周评价此书“去例明义,解传注之曲凿”。当代经史学者也对此书相当重视,认为此书“融会训释,标志端委,兼采三传之说,持论比较平允”。但也认为此书多以褒贬说经,注重对所谓“微言大义”的探求。此书按《春秋》十二公顺序,每公为一卷,各卷都首录《春秋》经文,然后逐条进行诠释。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法坤宏弟子胡湘兰手书,广东“六书斋”刊行,今人已将《春秋取义测》收入《四库大辞典》。
司马光晚年作《纲目举要》,词简义赅,朱熹作《纲目提要》详注其事,后人传述往往失去原来面目。法坤宏因此作《纲目要略》二十四卷,以正朱子原意。本书对《提要》加以删订,对其中事关劝惩与春秋义法相应者,揭而录之。上起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止五代之季,隐括凡例,用其意不用其词,每条之下附注自己的见解。韩梦周在序中说:“迂斋素深于春秋,此书仍以说春秋法说纲目,后之读编目者苟权衡于此,可以无憾淆乱焉。”此书不见刻本流传。
法坤宏许多经学思想仍有现实意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经常被当代专家学者引用。如当代学者在探讨我国封建宗法制度时,发现有一种不讲求任何宗法的宗法观,这种宗法观始作俑者就是法坤宏。如他在《胶西法氏宗祠记》中介绍的法氏家族,既没有宗子,也不以社会地位选择贤人做族长,只是以辈分高低、年龄长的人主持祭事,贤者协助者,所谓“宗子流亡无后,今之存者,(始迁祖)学博公之支庶也,循序而求,不必贤,择贤而立则不顺……今使宗老之长者代主其恩,而择族姓之贤者迭执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