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源自黑教
徐江伟
道教源自蕃苯黑教，本质上是一种已汉化了的萨满教，这就是笔者研究道教得出的结论。
殷商时代傩祭中的主角叫“方相氏”， 从《周礼》可知，当时贵族葬礼中跳神驱魔的主持人也是方相氏。曰：“大丧，先柩，及圹，（方相氏）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方良就是魔鬼。古人认为隐藏着的方良会来吃掉死者的“肝脑”，鬼魅都好食此物，一看见尸体就会蜂蝇般而来。没有了肝脑的灵魂就得不到安宁。道教流行后，逐室驱魔的职业都由“道士”代替了。
《周礼》记载，殷商时代，举行宫廷傩礼前，巫师要先为王占梦。《周礼·春官》：“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用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傩驱疫。”大傩前，巫师向天神请得吉梦以献王，王“拜而受之”后，巫师就把一些嫩叶抛向四方，以安慰和警告那些想来构噩梦的疫鬼。道教出现后，古老的“占梦术”就变成道士的“周公解梦”，但在观念上它们是无缝衔接的，手法上也是一以贯之的。
道教就是这样在全盘吸收萨满教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道教与巫傩历史上也一直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中。道教不但全盘吸纳了萨满教巫术意识，同样以阴阳五行为自己的基本理论。道学又称“玄学”，本义就是“黑学”。《道德真经》：“玄牝（pìn）之门，是谓天地根。”玄就是黑，牝指鸟兽的雌性。道学和儒学都是以男女交媾生子现象去比附天地万物，并以人伦关系去臆会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它们有完全相同的尊卑贵贱伦理观。
道教元素包括鬼神体系、神仙观念、方术符箓，无一例外地都从巫傩中延续而来。道教也始终以祈神禳鬼、逐室驱邪、堪舆风水为主要内容。在中原内陆，道与巫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巫傩所用的法器、唱本、道具、纹饰等，都与道士所用的相同。
大约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民间傩礼打道教某支系或宗派旗号活动的情形，正宗的巫傩跳神驱鬼反而退避到偏远地区去了。元末明初，汉族民间傩事的主角就已经全部换成道士，巫师的傩礼和道士的打醮完全合流了，许多地区的道观开始对庙会傩戏班子发度牒，收“阴阳税”。
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最后都被锺馗、白泽、城隍、阎罗等道教神祗取代。能与傩公傩母对应起来的道教祖先神是“神荼”(tu)和“郁垒”（又叫东方鬼帝）。再后来，传说中的五道大神、五道将军、泰山府君、三危圣者之类都被道教吸纳，道教神灵体系终于能与现实社会全面对应起来。道教还有儒生最需要的蓬莱七贤、南山四皓、文曲星之类，这些都是从庞杂的傩神队伍中收编而来的。
十八世纪西藏土官（吐谷）活佛著《土官宗教源流镜》就把汉地道士叫作“恰闻”，藏语意为“汉地的苯教徒”（藏语把“宗教”读作“恰”）。这就是藏人活佛对蕃苯与道教渊源关系的看法，论断是相当精辟的。
闻一多先生《神话与诗》认为，道家哲学来自先秦巫傩玄学，曰：“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具体点讲，一种巫教。”闻先生的这个直觉也是很正确的。
其实“道士”称谓就从阿尔泰语中来，锡伯族就把萨满巫师叫“道其”，锡伯语是“道人”的意思。满洲语把“礼”读作“道老”，意为祭拜、恭敬，也与“道”的本义契合。
道士的自称“老衲”是“老黑”的意思。“纳”实是藏语黑的读音“na”的汉字注音。并非指道士贫穷，衣衫褴褛，穿着用许多块破布缝缀起来的衣服。这是一种讹传。“衲衣”就是黑衣，道教尚黑，故穿黑衣。“百纳衣”则指精心缝制的衣服。
道学最重要的概念是“气”，也不是道家的发明，而是原始萨满教固有之。满族学者富育光《萨满教女神》认为，古代萨满巫师就有“气为万物之源”的观念。认为天地间充塞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神秘莫测，但能作用于一切东西的“气”，灵魂也是由“气”构成的，认为气为神之形，神行则气动，气散则神离，而神秘之“气”的活动就是神兆和神示，这些只有萨满巫师才能看见，这也是巫教关于神祇的最核心观念，巫师就是凭借这种“气”来祛病除邪、通神禳鬼的。
《礼记·月令》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古人为四季转换也是神灵之气活动的结果。晋代郭璞《葬书》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就是说人的灵魂也以气的方式聚散、漂移。这些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并非由道教独创。
道教借鉴佛教后推出了自己的最高神“玉皇大帝”，以此统摄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诸神，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宗教化历程。至此苯教固有的“天祖”概念隐藏起来了。道教的玉皇大帝明显是现世帝王的翻版。道教的“三元”（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天界、地界、阴界）也从萨满教“三界”宇宙观中继承过来。此外道教的“诸真科仪”都未超出方相氏原有的功能，如“荡秽科仪”就是方相氏的逐室驱魔，“财神科仪”就是招财，“药王科仪”就是祛病，“送子科仪”就是求子。至于道教的神祗(zhi)叫“真人”，笔者推测，来自甲骨卜辞对巫师的称谓“贞人”。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唐代享有“国教”的地位。根本因为是道教与萨满教声气相投，而隋唐皇帝都是突厥背景，都从陇西军事集团中出来，在入主中原前都信奉萨满黑教。
唐代特别推崇道教，还因为“老聃”（老子）姓李，唐王顺势就把他尊为自己的祖先了，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俗称太上老君) ，这为其血统的神圣性又添一道光环。唐代是“道大佛小，先老后释”，佛陀也被说成是“真人”老聃的一个化身。五代十国时期，唐武宗还一度推行过全面废除佛教的政策。
在唐代，原本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老子》5000字被尊为《道德真经》，又把《庄子》尊为《南华经》，《列子》尊为《冲虚经》，《文子》尊为《通玄经》，《庚桑子》尊为《洞虚经》，有关“玄”和“气”的著作都被网罗一起，都成道教的经典，完成了从无经典到有经典的转变。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初，无一例外地都热衷巫傩跳神，直到清代情形都是如此。当他们逐渐汉化之后，对巫傩的热情就下降了。而汉人背景的曹操就不怎么信鬼神，曹丕更是厌谈鬼神，废弃了所有宫廷傩礼，认为天道不出问题就不必磔禳，即使有大灾大难也应祭祀天地山川，而不是磔禳鬼神。当大江南北有两个王朝并存的时候，傩祭必定呈现出“北盛南衰”的局面。在北朝磔禳永远是兴盛的，在南朝总是消极的。《魏书》记载，北魏每次举兵前都要“大傩耀兵”，场面盛大而恐怖。而当时的陈朝却把巫傩磔禳定为“淫祀”而予以禁止。这些其实都与统治者的民族心理特征有关。
我们也应当看到，道教虽由巫傩演变中来，但道教一开始就摈弃了萨满黑教固有的杀牲恶俗，因为农耕定居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嗜血好杀的族类。在道教中，即使曾有过一点点磔禳之礼，也不过是杀一只鸡之类。这是道教属于汉文化而不是游牧文化的根本标志。
有人认为神仙观是道教的独创，这也是错误的。笔者已经指出，史前时代的贺兰山阴山岩画中就有猴鸟结合体的存在，就是神仙的起源。
在巫傩黑教中发展出神仙崇拜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长生不老、死后升天、逍遥自在也是奴隶主统治者的共同需要。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扶桑，汉武帝命遣张骞出使西域，他们的重要目的就是去寻找神仙，求得长生不老之药。道教的历史上第一个被奉为神仙的是黄帝。
道教的直接源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方仙道”组织，乃是“方相氏”的异名。方相氏既然是一种世袭贵族，很自然就会形成一个祭司阶层或宗教组织。《史记·封禅书》曰：“燕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说明方仙道的特点就是追求长生不老及死后升天。在这种方仙道组织中的人俗称“方士”，乃是“道士”的前身。
其实道教在中亚还有一个孪生兄弟，那就是“祆（xiān）教”。又叫琐罗亚斯德教。此“祆”与“仙”读音相同，不会是偶然巧合。笔者推测，两者只是异写。
祆教曾是公元前7世纪初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的国教，因为供奉着一个圣火坛，又叫拜火教。它也以巫蛊跳神为主要形式，唐代敦煌傩歌残卷中就有“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袄”的唱词。
祆教神灵都是人头鸟身，有人的面容却长有鸟翅和鸟爪，故能在云中行走或空中飞翔。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这些都与道教的“仙”类似。不管是“仙”还是“祆”，其实都从苯教的“恰神”（乌鸦）崇拜中来。藏语就把苯教读作“恰”（与古汉字“雀”本义对应）。
祆教的遗迹之一：古代突厥贵族通用称号叫“颉（xie）斤”。此“颉”的本义是像鸟一样飞升，“斤”则是突厥语“人”的后缀音，颉斤的本义就是天人。在古代突厥贵族的石棺浮雕中，大贵人项颈上必系有向上飘起的两条绶带，意指此人能飞升上天，放在道教中就是“仙人”。此“颉”或许只是“仙”的汉字注音。中亚祆教与中原道教确是同一个苯教块根中长出的两条枝蔓，根源一也！
道教的发展趋势是，最后就与儒教合流了。晋代葛洪有言：“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此话似有不妥。因为道与儒是互为本末的。两者不但有共同的典籍《易》，还有共同的玩弄权术“为帝王师”的功利目的。要说区别只是《老子》比《论语》显示出更强烈的愚民倾向。最后合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为的是对抗佛教，佛教繁盛严重地威胁到了它们在思想领域的正统主流地位。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又曰：“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对道教的观察和感悟，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真切。
与道教相比，佛教、回教和耶教都是外来宗教，根基相对浮浅。特别是对一心奔功名利禄而去的儒生来说，佛教、回教、耶教的不便是实实在在的：里面都没有儒生最需要的文曲星和财神爷！吸引力和友好感自然远不及道教了。
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专门研究道家文化，在《道家哲学主干说》中说：“中国哲学是以道家为主干的，道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一系列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儒、墨、法诸家互补发展的历史。”陈先生的观察也是很有深度的。但笔者以为，迄今为止的道家研究缺陷也很明显：他们都囿于传统华夏文明起源观，没有看到道教的根源不在中原，在青藏高原上。
传统文明起源观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道家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也就说不清道家文化何以成了中国哲学史的主干。这些只有放到华夏文明起源的背景上去才能说个明白。
蕃苯又名“本教”，它确是名副其实的根本之教。汉字“本”有王者、源头之义，如“秦本纪”就是“秦王纪”。青藏高原上的蕃苯不仅是道教之源，也是佛教之源，印度教之源，耆那教之源，古代亚洲流行过的各大宗教其实都从蕃苯中演变出来。
当我们把道教这个“本土文化”的代表作一番抽丝剥茧的工作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深藏在华夏文化内核中的，确是一颗游牧文化之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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