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战时期“鸦片种植”的问题，向来为网友所关注。其实，自民国建立，各地军阀为筹集军费，多曾推广鸦片种植。抗战爆发后，日军也紧随其后，大肆种烟、贩毒。因此国民政府禁毒二十年，也没能肃清鸦片。
军阀视鸦片为救命稻草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有着巨额利润的鸦片买卖，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在此以几个省份的鸦片种植为例，窥斑知豹。
先说民国初年的福建，长期四分五裂。军阀们无不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占据闽南八县的陈国辉，在辖区内种植罂粟百万亩；割据闽西南的张贞，在山区广种鸦片。闽北、闽西的气候不宜罂粟生长，但据守那里的卢兴邦、郭锦堂等看着别人卖鸦片发了财，也忍不住给辖区内的农民发放罂粟种子，要求种植。结果种出的罂粟，不是开花不结球，就是结球无浆，让老百姓白白忙活了一年。福建的情况，正如中华民国拒毒会1931年的报告所说，“闽省各县本年大举种烟，多由驻军劝种配捐。”
再说唐继尧、龙云治下的云南，他们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此外，他们甚至规定“如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明年一年，应完五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田赋，在民国23年时，已预征到民国68年，预征了45年”。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
总之，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各路“大帅”为鸦片而战
鸦片既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自然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1925年，时人即评论说，“这几年许多次的战争，固然说不到因为主义，并且还不配说是争兵权，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唐绍仪甚至说，“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他们的话不无夸张，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如上所述，军阀以鸦片“创收”的途径有亲自种植与垄断商路，因此军阀之间围绕鸦片而起的战争，也有两种：
其一是对鸦片市场和产地的争夺。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指挥滇军入川，使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后来四川本地军阀也鼓励农民广种鸦片，与云南鸦片产生竞争。出于对鸦片利益的争夺，爆发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滇军被驱逐出境。
在赶走外军之后，川军内部也上演“鸦片战争”。先是刘湘、刘文辉与杨森、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后来“二刘”反目，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
其二是对鸦片集散地的争夺。贵州军阀袁祖铭驻守重庆时，设立禁烟稽查处，每担烟土征收60元特税。四川军阀刘湘如法炮制，搞了一个“禁运总处”，与袁祖铭争夺鸦片的过境税。1926年，刘湘将袁祖铭赶回了贵州。
袁祖铭统治的贵州也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其所产烟土主要由湘西入境湖南，而驻守在湘西的蔡钜猷因与省长赵恒惕不和，遂截留鸦片税收。赵、蔡鸦片税收之争引发了1923年的“谭赵战争”。正如湘军将领方鼎英所说，“湖南许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
鸦片是军阀命脉所系，一旦为人所掌控，就只能举手投降。广西要仰仗滇、黔的过境鸦片才能征税，所以“不论新桂系与旧桂系，对于云南、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区修好。”1936年，以反蒋为目的的“两广事变”后，蒋介石禁止云南、贵州鸦片运入广西，使广西鸦片收入锐减。李宗仁与白崇禧只好同蒋妥协。
国民政府禁毒终归失败
我们要想知道鸦片在民国时泛滥到什么地步，不妨看看1934年国联第十八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的发言。这位美国人统计后说，“中国产烟各省，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甘肃、热河等省。云南地域之大，甚于波兰，四川则甚于法国，贵州则五倍于荷兰也。按照中央鸦片处之消息，全世界除中国外，每年鸦片产额1770吨。据中国政府高级官吏之估计，中国1930年之鸦片额为12000吨，已等全世界产额之七倍。然多数有研究者之意见，以为此项估计尚属过低，最近四年来之产额，当然更行增加。”
随着抗战爆发，日本人也参与到毒品贸易之中，使中国的“鸦片江湖”日益扩大。在日本最先占领的东北，其鸦片面积，从1933年—1937年就增加至68.5万千亩。又如在广州，1940年有登记烟馆852家，地下烟馆300多处。伪广东省政府每年从鸦片买卖中获利达1000万军用票。
为了遏制毒品泛滥，民国历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法律。有学者统计，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与禁烟有关的大小法律有300余种。尤其是国民政府，在1927年就颁布了《禁烟暂行章程》，计划用三年时间禁绝鸦片。此后，相继颁布《禁烟法》《麻醉药品管理条例》《各地水陆公安机关考察烟犯办法》等法规、条例。国民政府对鸦片种烟、贩毒的惩罚相当严苛，如规定“为制鸦片而种罂粟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运售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开烟馆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并科5000元以下罚金”“吸食者处半年到两年徒刑, 得并科5000元以下罚金。有瘾者限期交医, 勒令戒绝, 三犯者处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理论上完成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又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肃清烟毒善后办法》《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等法规。
上面这些禁毒法让人眼花缭乱，但实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首先，日本人不会听重庆的命令；其次，残存下的割据者也是阳奉阴违。1939年，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的身份，到西康省的越西县，犹见“遍地鸦片”。刘文辉之流，一旦真的禁了烟，也就断了自己的财源，又如何能把“反蒋”进行到底？
（参考资料：杨津涛《民国有多少耕地被种上了鸦片》、《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胡金野《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立法》、张祖?《1939 年抗战时期西康宁属的“禁烟”举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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