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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爆料(http://news.sohu.com/20110920/n319986193.shtml)：2011年9月19日，为了“死了就不用写作业”的目的，三个花朵般的10岁左右的小女生手拉着手跳下了楼，所幸她们只是受伤而生命无大碍。其实，孩子们还是非常懂事的，例如，一女孩说：“她们原本让弟弟也一起跳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就两个小孩，不能全死了。”
女孩们学校的周校长对此事件的本能反应，显然难免有企图减轻责任之意；例如，他声称：“派出所民警说他们是通过旁边的竹子爬上2楼的，爬上2楼后没办法下来，所以选择了跳楼”，并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唉，可怜的周校长啊：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偶然事件：例如，2010年7月3日，陕西省扶风县5名小学生相约喝农药自杀；2008年10月7日，安徽省淮北市六年级小学生张某赶写作业至深夜12点仍没做完，因害怕第二天会受到老师的体罚，写下遗书服毒自杀身亡……
我无意于去责怪女孩们的老师或校长，也无意于替他们脱卸其应付的责任。变态的教育体制是罪魁祸首，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是变态的教育体制孳生的土壤。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任何普通民众都深受影响，老师与校长们当然也不会例外。在这个强大的变态教育体制面前，老师与校长们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个身不由己的“帮凶”而已(甚至用“帮凶”这个词都过于太严重了)。正是因为如此，各地年年都奉上级指示而大张旗鼓地开展“减负”运动；于是，学生们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了。另外，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老师与校长都是足够地英明与开明，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因才施教”。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具有中学学历的人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体面地生存；但是，在一个官/富二代可以肆意妄为的时代，无论如何，能读上书才是无爹可拼的广大寒门之最有点希望的翻身途径。成人世界竞争法则加诸于幼小的心灵后，学习上的巨大压力自然是难免的，因为那只是未来生存的必要、而不是人才的培养。
如果单纯地埋怨社会或诅咒体制，那终归是“虚”的，因为没有具体人会为此买单。
一个大家庭，若它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那当家做主的老太爷总应该要负首要责任吧。事实上，日理万机的领导们给民众的感觉总是一直在忙碌着，或出访、或接见、或视察、或开会……，可社会最真正需要他们去做的只过是补全那最关键的几环游戏规则；但奥巴马却有自己的休闲假期。因为现在可供维持经济高速运转的自然、人力和社会等各种资源都要日趋耗尽；同时，经济高速运转所带来的种种后遗症已呈现出迸发的迹象；所以，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良或改革，那这个社会现状只可能愈加惨烈，教育体制只可能愈加变态。
自杀的学生由博士生逐渐低龄化到小学生，已经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教育机制的足够变态性；但是，这好像依旧没能唤醒有识之领导门的重视。其实，自下而来的“倒逼”动力也只有在遇到开明的领导们时，才有可能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改良作用，否则必然是惨烈的代价；但无论如何，“谁”能彻底地改变以应试为主的变态教育体制， “谁”必然就是真的英雄，或急骤、或缓慢都行，只是不要太长久！
在正常情况下，孩子们的快乐与财富并无多大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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