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带兵离开一分区时的蔡铁根
我是讲述和评论蔡铁根故事较早的人，起码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吧？那时的国内互联网才刚刚起步，现在要找到当时的文章，怕是非常难了。在最早讲述蔡铁根的故事中，我创造了一个名词：“钱权不动”。意思是金钱收买不动，权势威吓不动——软硬不吃。
抗战时期在平西，我父亲和蔡铁根都在平西挺进军，蔡铁根在宋时轮带到平西部队组建的九团，任团政治处副主任；我父亲先在挺进报当编辑，以后到挺进军司令部当参谋，相互有过来往。据说，我父亲第一次从狼牙山一分区到平西，就是蔡铁根带过来的。
蔡铁根是蔚县人，蔚县塔头村，这个地方靠近平西挺进军的地盘，属挺进军两大主力之一的九团的控制范围。蔡委心被安排在九团、而不是他更熟悉的邓华老部队七团，但任团政治处副主任，我分析跟蔡委心最熟悉的家乡在九团的管辖范围之内有关。
一提到蔚县人，比“蔡铁根”这个名字还要出名的，还要属“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保玉。但无论蔡铁根还是马保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个人的骨头都是硬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所以他们二人的归宿也有着相似之处。
1937年10月，当聂荣臻带领一一五师政治部，从大营过五台山到达台怀的时候，杨成武也正好要从山西雁北的广灵县带兵进入蔚县。杨成武带领的独立团，是当时聂荣臻即将成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武装力量，岂能不重视之？
于是，聂荣臻派出邓华、陈正湘为首的干部班子，就是为了要加强独立团的集体领导的力量。向邓华布置完，聂荣臻接着说：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中，有一个蔚县人蔡委心，半年前参加的红军，还是个大学生。你带他一同前往，他对蔚县的情况非常熟悉。
半个月后，晋察冀军区与下属四个军分区同时宣布成立，但当时只有第一军分区机构健全，其他三个军分区的机构及干部还在筹建筹备之中。在邓华负责组建的一分区政治部中，蔡委心被宣布担任一分区宣传科负责人。
在有关一分区的历史上，一直都传言一分区政治部第一任宣传科科长当属蔡委心无疑，在独立团时期的团政治处，仅从陕西三原改编到山西灵丘的这一路上，沿途积极参加八路军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个，这些知识青年都被安排在了罗元发的团政治处。
这些知识青年中最有名的，一个是易县人高良玉、以后改名高粮；另一个是繁峙人宫呈祥，一分区第二任组织科长，1955年大校，曾是八一厂演员胡敏英的丈夫。和这些人相比，蔡委心虽然早几个月参军，但却占得先机，属于“红军干部”。
但我疑似蔡委心当时并不是晋察冀军区正式批复任命的宣传科长，而只是一分区政委及政治部主任邓华的临时任命。为什么？因为蔡委心由于“地主”这个剥削阶级成分，当时并不是党员，蔡委心是后来到平西之后在邓华的亲自关照下被发展成党员的。
邓华离开一分区后，杨成武同时担任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于是任命一分区政治部新任宣传科长钟蛟蟠。1939年5月，钟蛟蟠升任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带着一分区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大量日军文件，去了延安，在日军对延安的一次轰炸中不幸遇难。
1937年的11月、12月，邓华在蔚县两个月后，收归赵侗抗日国民军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一部分。此事一处理完，邓华立即从蔚县到涞源县，带领由原独立团二营改编成的一分区三团，东征易县、满城县、完县、唐县，沿途当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投奔邓华的部队。
以后在平西工作的许多人，大都在挺进军政治部、十一军分区政治部、冀察军区政治部的青年干事，55年授衔大校、上校的许多人，都是邓华这一次东征时带到八路军的。这些人也是1942年把黄寿发拉下马、1948年把黄寿发送上不归路的主力军。
邓华东征的时间是在1938年的1月份，历时一个半月，中途折回。如果不回来，继续东征，邓华再发展出一两个团也不在话下。邓华为什么要中途折返？是因为接到了来自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要他带领部队，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中的邓华支队，进兵平西。
有关邓华离开一分区，带兵前往平西的过程，在迄今所有的史料记载中都是淡淡一过，没有任何高潮迭起的激动故事，而在当年，邓华要带兵去平西，杨成武不准许，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吵了一场。
在涞源县最南端的走马驿，现在的走马驿镇往北，有一个五门子村，不知道修建走马驿大桥和保涞公路之后，这个村子还在不在？当年，这个小村子是1938年初的一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杨成武、邓华大吵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我翻看1938年底，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离开一二〇师，到平西组建挺进军，基本是“净身出户”，肖克夫妇连同警卫战士在内，不过十来个人。而在1938年初，宋时轮奉命组建支队到平西，他那个支队千余人离开一二〇师时，武器尽被收回，每连只有一二十支枪用于护身，其余战士每人两颗手榴弹。你能说贺龙“抠”吗？
邓华离开一分区，杨成武的意思也是如此。聂司令调你来一分区，又派你去平西，你是净身来的，也该净身走才对。你招募的人可以带走，我不留一个，但由原独立团扩编的三个团，你不能带走一个，这是规矩。从贺龙对一二〇师的管理政策来看，杨成武没有错。
尤其当时涞源县正处于敌我双方军事争夺的高峰时机，双方在插箭岭、浮图峪几个地方激烈战斗。一分区八路军由于兵力不足，连赵侗五支队都被调到涞源参加浮图峪地区的战斗，如果此事邓华带一个团走，无疑“釜底抽薪”，给一分区八路军带来致命打击。
毫无疑问，邓华与宋时轮不同，他没有自己一手带领的基本部队，你要他带自己招募的那几百人去平西，其中还有一百多非战斗学生，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只有带杨成武管辖的部队走，而且至少一个团，才能在平西打开局面，又不被当地武装所吞并。
杨邓双方各持一理，大吵，五门子村巴掌大点地方，邓华招募的百来学生都留在政治部，此时在墙外聆听，不管谁对谁错，总之都是八路军部队太少的缘故。但是从此后分家的态势和这些学生兵后来的态度来看，邓华似乎在“道理”上更胜一筹，更得人心。
当年在邓华招募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叫李炎，满城县人，55年上校，六十年代晋升为大校，其态度很具代表性。此人1938年2月跟邓华一起去了平西，以后一直在平西，组建邓支队后下部队，从七团参谋到团参谋长。解放战争从二十兵团、华北军区都在杨成武手下工作，但抗美援朝邓华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一声召唤，李炎立即赶赴志愿军司令部效力。
再谈杨邓吵架，政治部干部院外旁听，但没有一个敢多嘴者。唯独一个莽汉，听着、听着，竟然闯进院子给邓华帮腔。两年之后，几位在场者，杨成武警卫班战士，都是老资格的红军资历，为一位新来的参谋周自为描述当时的吵架经过。再以后，周自为给他的两位湖北老乡，一位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和一位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又讲起这段往事，乃传至今天。
当年警卫班战士为周参谋谈起往事，以为杨成武在屋内午睡，谈得高兴，不由声大了许多，只听得屋内一声咳嗽，原来杨司令并未睡着。战士和参谋在私下里议论首长，为军中大忌，只见杨成武推门出来，朝众人微微一笑，就此过去。众人于是大为折服：杨成武的确是干大事的人，度量之大，皮毛小事是从不放在心上的。
几十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正在撰写个人回忆录期间的杨成武，对一分区众干部又谈起这段往事，他首先自责说：那时年轻、气盛……。
1938年2月，杨成武二十三周岁，晚年有所反思，坦诚是“自己不对”。读史读到这里，连我都不禁惊呼：杨成武，知过能当众承认，乃神人也。
这次争吵的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当时由聂荣臻出面拍板，邓华带部队走，起码三团这个主力团被邓华带走了。三团团长季光顺，杨成武长征时任红二师四团团政委的一营长，以及团政委张襄国，都跟着邓华一起走了。跟邓华一起走的，还有二团副团长肖思明。
肖思明是独立团渡黄河时，刚被派到独立团来的，在独立团二营季光顺手下任副营长。此时二团副团长邱蔚被派出去跟肖峰一起组建新部队，他派来接替邱蔚的副团长职务。但一听说邓华要带三团到平西去，他立即返回三团，跟邓华一起走。
他当然不是自己一个人走的。看55年少将张英辉的回忆：“我的老四连大部分人跟邓华的部队走了，留下我和几个班、排长作骨干重新组建了新四连，我任四连连长兼指导员。”张英辉所在的“老四连”是原独立团一营，营长曾保堂、教导员张文松、副营长袁升平，一连连长张德仁，二连长林必元，三连连长宋玉琳。
独立团升格为独立师的时候，愿独立团的十二个红军连队，有六个被划进一团，但这个最信任的一团也有跟邓华一起走的。当然，这与老营长曾保堂、新任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杨成武和邓华之间选择“亲邓华立场”是分不开的。很多原红一师老兵不顾一切要跟邓华走，由此可见，邓华当时在部队中也是很得人心的。
邓华走，还有一个人不识时务，非要跟邓华一起走，谁？跟邓华一起来到杨成武部队的蔡委心，何况他还旗帜鲜明地站在邓华一边跟杨成武顶撞过，他当然不能留下，铁了心要跟邓华一起走。但他属一分区政治部在编的中层干部，跟一般干部的政治部干事们不同。
听到政治部汇报说蔡委心跟着邓华一起走了，杨成武勃然大怒：你是聂司令派给我一分区的干部，不是派给邓华的私人干部，岂能由你如此随意。杨成武当即命令身边的二团副团长黄寿发带一个营，无论如何，追回蔡委心。据说二团团政委袁升平听到后，不放心，随即追赶上去。
事发时一分区的部队，主力三个团，邓华带走三团，一团由陈正湘带领，在插箭岭一带与日军相持，杨成武的身边只有一个二团，另在灵丘有一个邱蔚、肖峰正在筹建的团构架部队，即后来的三团（当时叫三大队）。
以后的事情如在场众人所回忆的，追上邓华大队的黄寿发，不善言辞，不是那些一分区政治部秀才们的对手，一言不合之后，便吩咐手下的战士动手绑人。当时与黄寿发当面争执的秀才们，以后都留在了平西，在挺进军政治部、十一军分区政治部工作。1942年站在肖文玖一边把黄寿发拉下司令员职位，1948年联名给到达晋察冀的毛泽东写信，要求将杀妻的黄寿发“杀人偿命”，骨子里都是跟黄寿发结下深仇大恨的这同一批人。
俺家老爹作为司令部参谋，在黄寿发、徐德操手下工作过多年，他曾公开表示过，这两位“参座”作为老粗，毛病不少，很容易被念书人抓住把柄，逐项罗列上纲上线。但这两位“参座”骨子里都不坏，不过是劳动人民最常见的缺点在领导位置上的表现。你度量大，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你非要上纲上线，就不得了，这些缺点就成为“严重错误”，不可原谅。
黄寿发被执行死刑之后，步兵学校中的老一分区干部聚在一起，回忆这个给一分区留下并不坏印象的老参谋长。我母亲说，俺家老爹当时说：自古，当兵的都以为只有用刀用枪才能杀人。看不起手拿笔杆的秀才，所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当兵的从不把秀才放在眼里。这些当兵的哪会想到，自古，“秀才杀人不用刀”，用笔足以……
据说，那一次激起邓华身边的知识青年众怒的黄寿发，被随后赶到的袁升平化解，劝蔡委心先回到一分区，以后一切由军区聂司令定夺。据说，最后还是由聂荣臻拍板：“蔡委心是邓华带到一分区的干部，可以由邓华带走，到平西工作。”
其实，蔡委心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杨成武这个人之所以能深得人心，也是因为他身上具有常人不曾有的过人之处，就是“从不与念书人和下层人纠结记仇”，事情一过就忘记了。这种“选择性遗忘”，是一个人大度量所显示出的最大长处。
位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陵园，从建立到今天已经七十个年头了。据细心的工作人员总结，这七十年间，只有两个人的去世最能受到人们的追捧和悼念，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就是杨成武。一个武人能如此深得民众的人心，其长处及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
纵观这一段分分合合的历史，有一个特点：聂荣臻、邓华、杨成武，都是由政工干部来统管军事工作，即，政委出身来担任司令员。最鲜明的示范，当属聂荣臻，他同时担任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军队及政治大权一把抓，以免“分庭抗礼”的局面出现。
以后，这一招数被杨成武仿效，1938年2月邓华分兵走了之后，杨成武从此任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不再与任何人分权。随后，这一招数也被邓华所仿效，他先是任自己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5月离开挺进军之后，被聂荣臻“挽留”在晋察冀，担任雁北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后又改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司令员与政委分权管理的最大坏处，是一旦起了内讧，往往是“口才好”的一方占据上风。看1942年的三大实例：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的八分区突围，来自贺龙一二〇师的司令员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之间发生分歧。争论中，能言善辩的王远音压倒常德善的意见，结果，突围失败，司令员与政委双双牺牲。
1942年的平西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寿发与副政委（代行政委职责）的肖文玖发生矛盾，肖文玖将手下政治部干事们写的一纸诉状，上交晋察冀军区及八路军总部。此诉状，实际上是上告信，历数黄寿发的种种不是，最终，将黄寿发免去一切领导职务。
1942年的雁北指挥所，都是来自第一军分区的司令员高鹏与政委罗元发产生分歧，据说，罗元发“四两拨千斤”，将高鹏虽然担任一分区副司令多年，但从未指挥过任何一个团、从未指挥过任何战斗的历史一谈，聂司令立即断定：高鹏难堪重任，即换韩伟上任。
晋察冀抗战八年，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因果关系”，即中后期晋察冀抗战成败与否的现状，往往可以从晋察冀早期的活动中找到原因。
所以，分析一条河流，就要从源头开始。我们对聂荣臻在抗战初期对独立团所作的人事安排进行分析，目的就在于此。
至于聂荣臻的这一次人事安排在晋察冀抗战史上所造成的最终后果，我们下一节再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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