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昌镇居庸路的长城，《四镇三关志》按灰岭下、八达岭下、石峡谷下、白羊口下分类描述，而《西关志》则分为居庸北路、居庸中路、居庸东路、居庸南路、居庸西路。各路的修建时间大致是：居庸东路（灰岭下）洪武十五年初建（《明实录·太祖实录》），嘉靖年间增建重修；北路、中路（八达岭下、石峡谷下）多为永乐年建，其中八达岭是弘治十八年建；西路（白羊口下）多是永乐十三年建，嘉靖年间重修；南路（晏磨口等）为永乐十三年建（《明实录·太宗实录》，参阅：《居庸关南线：一道被忽略的防线》），嘉靖三十年后基本废弃。
其中有几段并没有连续的墙体，只在隘口处设置相应的关口，因此长城防线是不连续的，包括灰岭下（居庸东路）、白羊口下（居庸西路）、以及居庸南路晏磨口等关口。
这些隘口墙散布于居庸关周围，走势不成规律，颇显凌乱，又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散装的长城”。因昌镇长城调查的资料尚未结集出版，不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两次长城普查是否进行了调查。
明中后期修建的连续边墙，使得人们对于明长城的认识形成固化，即有连续的墙体和确定的走势。居庸路的这些看似散乱的长城关口，似乎不符合长城的定义。其实不然，这些散装的长城，反倒是符合明早期防御思路的：在没有连续墙体的情况下，以守口、守内口为主。后期随着与蒙古人关系的恶化及边境形势的紧张，防御思路调整为在山脊上修建连续的边墙防线，而居庸路居于明祖陵之后，因涉陵山龙脉，不得修建连续边墙，反倒保存下来明早期燕山-军都山沿线边境防线的原貌，成为明早期京师附近防御体系的活化石（参阅：《观点||明代早期与中后期防御思路的变化：从守口到守连续的山脊防线》）。
长城遗产网上，昌平十三陵后的长城只标注一道大岭沟北齐长城，明长城并未认定。实际上，昌平三十陵后的长城防御设施，甚为复杂。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明十三陵环山凡十口，曰中山口，曰东山口，曰老君堂口，曰贤庄口，曰灰岭口，曰锥石口，曰鴈子口，曰德胜口，曰西山口，曰榨子口。凡口皆有垣，陵后通黄花城。嘉靖十六年三月壬辰，命塞天寿山东西通黄花镇路口。十二陵各有卫，卫各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无事在州教场操演，有警赴各隘口把截。
《西关志》载，居庸东路除嘉靖三十年划给黄花镇的6口（参阅：《备忘||一篇奏疏的重要信息（三）撞道口等六口划归黄花镇》）以外，有以下隘口：灰岭口、养马峪口、虎峪口、德胜口、锥石口、鴈门口、贤庄口、门家峪口。
《四镇三关志》载，居庸路灰岭下有如下隘口：养马峪、虎峪口、德胜口、雁门口、锥石口、贤庄口、灰岭口、门家峪口。“以上二路隘口尚多，内口不守者不载”。
比较以上信息可知，居庸东路的边墙隘口，基本上同时是守陵各卫防守的隘口。
根据萧艾、活力的荒野等老师的调查，十三陵后其实不止十口，基本上每个陵后对应的皆有口，每处山口皆有隘口墙，甚至每条沟谷都有多道防线。《四镇三关志》也说这一带隘口尚多，内口不守者不载。
昌平大岭沟北齐长城向东，被明代黄花路的枣园寨、石城峪（外口）、鹞子峪外口等段边墙叠压。
综上所述，十三陵后的这些隘口墙，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体系，部分地带有3道墙体，甚至超过3道墙体：
1、皇陵护陵墙；
2、居庸东路的隘口，又分内口、外口；
其中，有些关口曾经修过不止一次，先后修建的墙体也不止一道。如《西关志》载：“灰岭口，永乐年间建立旧城一道。嘉靖十六年，驾幸其地，因其密迩陵寝，特命重修正城一道，城楼一座，圈城重门一座，水门一空。” ，上口村村民一直都知道村后有三道边墙。
3、北齐长城。
除北齐长城基本连续外，这些隘口墙散布于十三陵之后，墙体并不连续，走势不成规律，颇显凌乱，又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严格区分，成为“散装的长城”，增加了陵后隘口墙的复杂性。
这些十三陵后的多个体系的隘口墙，期待早日被完整、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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