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結構的整體性——漢字與視知覺
臧克和
【摘要】
基於漢字基本屬性，漢字視知覺規律，構成漢字認知領域研究的基本問題。漢字的認知特征，是結構整體性感知。就功能層次而言，漢字形體標記區別音義，是基於結構整體的規定。結構成分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規定，離開了結構整體聯系，部件成分的功能則是無法實現的。漢字認知的關鍵是符合認知實際的分類問題，符合漢字認知實際的基本作法是：首先篩選出符合歷史漢字發展實際的最基本的形體結構單位，然後逐級進行組合構件的結構單位認知。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強調結構成分之間的關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漢字結構分析，正是為了更好地遵循結構整體性認知規律。
【關鍵詞】漢字 結構 整體 視知覺
一，視知覺與漢字認知
在人類所有參與認知的感官當中，視覺認知總是處於獲取信息主渠道地位。這個關系，在漢字系統中體現得尤其充分，到眼即辨。例如，按照各種感官分類得到的“目部”字所占突出比例，以及“目部”字在使用過程中的高頻率。通過歷史漢字資源庫，可以方便地比較諸如眼耳鼻舌等感知渠道所占比重。《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目部貯存119字；耳部只收錄33字，鼻部僅收5字，連自部共收7字；舌部僅存3字，連甘部共有8字。《玉篇》積累了基本的楷字，其中目部發展為302字，耳部89字，鼻部23字，舌部9字。在感官表現中，尤其突出的是視覺，這與漢字字符串所記錄的語言事實也是相對應的。下面是最簡單的例子：訴諸言說的，也使用視覺表現字，如“講明白”“瞎說”“瞎講一氣”；訴諸行為的，使用視覺表現字，如“瞎撞”“瞎胡鬧”“瞎指揮”“盲人摸象”“坐井觀天”“盲目樂觀”；訴諸心理，使用視覺表現字，如“黯然失色”“賞心悅目”“眼中釘，肉中刺”“心靈窗口”，總歸是眼目；體現智力活動，也使用視覺表現用字，如“眼明心亮”“明察秋毫”“明智”“一葉障目”；訴諸味覺，也使用視覺表現字：“黑甜”“色香味”；訴諸聽覺的，也要突出視覺的參與，象“聽得見”與“聽不見”“百聞不如一見”“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連文字表達效果，理想的境界也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等等。過去研究語用學的人喜歡講“通感”，其實還是停留在較為籠統的概括上面。
漢字的基本屬性主要體現在結構形體，這是不需要討論的。盡管研究漢字性質的人試圖表述得全面些，比如有的文字學者將漢字說成是記錄“語素—音節”文字體系，或簡稱為“意—音”文字體系。但是，對於初學者尤其像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認知習得的西方人接受漢字過程來說，漢字的記音功能幾乎是無從談起的。所以，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是關於漢字訴諸視覺的“以形表義”的表述，而不是什麽訴諸聽覺的音響形象的說法。漢字“以形表義”，是就其功能屬性層次而言的。其中的“義”，在認知水平上是存在相對性的：比如對於漢字學專業的工作者跟對於一般學習使用者來說，其表義程度是存在差別的；同樣，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習使用者跟對於西方學習使用者而言，所謂表義程度又是大相徑庭的。至於其中的“形”，則無論對於哪種情況的學習者使用者來說，都是一種客觀存在，即漢字系統是由基本趨於方圓形的塊體構成。有形有象，在認知領域，首先訴諸視知覺範圍。基於此，不論中西方漢字學習者使用者，首先都會遇到一個訴諸視知覺的漢字形體問題。漢字形體屬性，決定了視知覺在漢字認知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漢字視知覺規律，就是漢字認知領域研究的基本問題。
漢字認知研究，要綜合漢語文字學、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包括腦神經功能思維科學等相關學科，要在漢字結構形體學領域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關於“視知覺與漢字形體結構”，這裏主要討論的是：遵循視覺識別規律的結構分類和結構分析問題，即結構整體性原則問題。
二，特征，結構整體性感知——漢字視知覺結構分類
通常所說的“漢字構造理據”，實質上是指漢字結構跟所指事物、所體示的觀念意圖之間建立的一種“三角關聯”。不同類型的漢字結構，關聯的緊密程度是不等同的。漢字認知的關鍵是符合認知實際的字形分類問題，符合視知覺規律的分類標準就在於這種關聯的緊密程度。
漢字的基本屬性是依靠形體結構表義。許多漢字教學工作者都比較註意漢字結構分析，以此來作為漢字教學的幫助手段。但是，這裏所說的結構，應該是指感知的整體，如果能夠進行結構成分的解析，至少已經完成認知階段，也就是已經進入認識的高級過程，而不復是一般認知水平。根據這個關系，我們會發現人們討論的許多所謂“漢字認知”問題，基本上都不屬於一般“認知”階段。當然，這裏是就一般認知程序而言的。一個漢字結構的真正認識，不論是古文字還是現代漢字，往往要經過從整體到部分、從部分到整體的循環往復過程。不過話說回來，就一般認知程序而言，這裏的所謂“部分”，也是業經被作為認知整體接受過的。
實驗證明，漢語為非母語的學習者認識漢字時，是整體性感知的。所謂整體感知，也就是首先接受整個漢字結構，這在思維科學領域叫作“完形”。[1] 視覺觀物，其一般程序被描述為：觀物之初，得其大體（mood of perception,tertiary qualities）；註目熟視，遂得其細節之實象，如形模色澤（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2] 基於此，對於漢字認知過程來說，這裏首先碰到一個問題就是：漢字整體結構分解之後，對於認知者來說，首先是急於將被破壞的“完形”恢復起來，也就是將不完整的形狀恢復到“完形”的認知努力。掌握這一視知覺認知模式，理論上，可以有助於漢字認知學習過程建立起“成分功能基於結構整體規定”的觀念。實踐上，通過不失時機地分析漢字結構的部分與整體關系，通過突出整體結構特征，可以幫助學習者建立起關於漢字結構認知的穩定聯系線索。
根據符號學“語義三角”結構關系，漢字結構與所體示事物、所代表的觀念意圖之間建立的“三角關聯”可以圖示為：
構造意圖
↑ ↑
漢字結構→所指事物
在一般漢字構形層面上，“同構”關聯（具有相同的結構關系）[3] 是揭示漢字構形表詞比較易於建立與觀念、事物之間的聯系。比較印歐語系的記錄符號，漢字自具的結構關系，比較容易實現與所表示的詞、詞所指稱的事物，以及由此所傳達構造意圖關聯；一般說來，這正是漢字的易於掌握之處，也是難於操作的所在。說其易於掌握，實際就是感覺上易於實現上述關聯，人們認知意會的參與來得比較直接。然而其難於操作的關鍵也正在這裏：人們的認知一旦接受了這一系統，如果要離散其中已經實現的聯系，則是比較困難的。一難一易，對立依存，同在漢字一體，這是漢字系統的基本認知特征。
然而，不同類型的漢字結構，“同構”聯系的緊密程度是不等同的。漢字認知的關鍵是符合認知實際的分類，符合視知覺規律的分類標準就是“同構”關聯的緊密程度。基於此，我們曾經按照視覺形象抽象等級將漢字結構劃分三類：圖畫類漢字視覺形象、記號類漢字視覺形象和除此之外的一般符號類漢字視覺形象。
（一）記號類漢字視覺形象
在記號類漢字結構中，“同構”聯系的緊密程度是最低的。通過記號類漢字與“視覺意象”關系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作為記號類漢字的某些特質。
根據學者們關於視知覺思維的研究，所謂“視覺意象”，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位於“實際事物”與“抽象模式”之間的一類視覺形象。這樣看來，意象的特征就在於它的“中介性”。換句話說，意象在揭示世界聯系時，既可超越“實際事物”領域，又可以讓位於那些專門再現事物的領域。[4] 視覺心理學研究表明，要是一個意象僅能夠代表某種特定的內容，但又不能反映出這種內容的典型視覺特征時，它就只能作為一種純粹的記號。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還無法找到一個只能作為記號而絲毫不具有其它視覺功能的視覺形象，因為凡是一個視覺形象總要帶點描繪性的品質。代數中使用的那些字母，有可能最接近於純粹記號，但即使這種記號，也有自己的形象，因而多少能起到點再現或象征的作用。從另一方面說，記號自身也有特定的形態，只不過這些形態不象繪畫那樣僅為了再現事物，而是一種由自身的功能所決定的完全不同的形態。假如某種意象被選擇來作為一種記號，它就只能作為一種間接的媒介作用。因為它的作用就是使人看到它就想到它代表的內容。這就是說，記號與它代表的東西之間在形態上並不相似。因此，它自身不能作為思維活動賴以進行的媒介。[5] 西方學者所討論“記號”類意象，基本上是依據西方語言的記錄文字。相形之下，漢字系統中的“記號”類型就更為復雜些。中國古文字學者曾經作過如下的分析：在文字產生之前，除了一般的文字畫之外，人們還曾使用過跟所表示的對象沒有內在聯系的硬性規定的符號，把這種符號用作所有權的標記，或是用來表示數量或其他意義。一般文字學者歸結記號字的特點是：其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內在聯系，比較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6] 雖然漢字裏的數字類像一、二、三、亖等似乎較印歐語系中的文字像英語的基數詞one、two、three、four等給人們的視覺意義來得更為直接些。但是，如果缺少其它背景（當其誕生之際，則總是與具體的事物相聯系），我們同樣不知道它們代表一、二、三、四個人，還是幾個其它什麽物體。就是說，漢語數字，仍然不外是起一種間接的媒介作用，與它們所代表的物體之間在形態上毫無相似之處，也因此同樣不能作為視覺思維活動進行的媒介。上述分析，可以看作是有的學者概括的記號類漢字“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視知覺認知特征的一般說明。
（二）圖畫類漢字視覺形象
在圖畫類漢字結構中，“同構”關聯的緊密程度是最高的。一般文字學研究者認為，漢字的發生，與圖畫存在比較直接的關系。兒童認知發展過程中語音、圖像和文字的對應關系的調查研究，成為認知語言學的重要課題。有人曾經將直接來源於繪畫的漢字類型稱為“文字畫”，也就是類似文字的那部分圖畫。考古發現，在整個漢字體系中，至少有一類漢字是可以作為“圖畫類”視覺意象來看待的。隨著大量考古發掘，這部分漢字的發生學研究意義越來越豐富。就結構類型而言，這部分漢字主要就是通常所講的“象形”程度相對較高的一類。視知覺心理學的研究關於這類意象的定義為：意象用於描繪事物，而當它描繪的事物在抽象性方面低於這一意象自身時，這種意象就成為這些事物的繪畫。作為繪畫的意象，總是捕捉所描繪物體或事件的某些有關性質，加以突出或解釋，因為繪畫不同於忠實的復現。上述定義並非表明“圖畫意象”不需要抽象，一幅畫總是要比它再現的實際事物抽象，而且“抽象”乃是繪畫用以解釋所畫物體的一種手段。[7]
關於圖畫類意象的漢字結構抽象程度，也就是從圖畫類文字與所記錄的詞、表達的意義關系來看，這三者所建立的“同構”關聯，應是比較緊密的那一類。
（三）符號類漢字視覺形象
整體上總是晚於上述兩類產生；但在數量上則占了全部漢字的相當比重，以至於人們習慣上籠統稱漢字也是一個“符號系統”。在某種程度上，當且僅當符號性意象在一種文字系統中大量出現，並且占了決定性地位之際，就意味著該文字已形成完備的體系了。基於此，我們分出上述兩類漢字之後，主要來討論符號意象類的漢字。
視知覺心理學研究表明，當意象作為符號使用時，它的抽象性一定要低於符號所暗示的東西。換言之，一種符號必須能為某一“類”事物或某一“類”力的作用方式賦予具體的“形狀”。意象本身當然是一種特殊的事物，而當用它代表某一“類”事物時，它便具有了符號的功能。視覺思維原則是，任何“標本”或標本的復制物，只要用它代表該“類”事物，就成為一種符號。[8] 像合體字作為符號意象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牛部”一類字來觀察。構成牡、牝、牧、牲、牢等字的“牛”符，從商代甲骨文反映的時間層次來看，實際上存在與馬、羊、鹿、豕甚至包括犬等字符互換的關系。換言之，在有關牛部的合成結構裏，牛符其實是代表著當時的“動物類”的。由“種”到“屬”（即“類”）的過程，傳達出漢字符號化的程度。如果說“牛部”反映的是某一時間層次漢字的符號化程度；那麽，下面觀察的“口部”一類字在歷代字匯中的貯存情況，則體現出漢字符號化的歷史：
1.與構成音響的材料發生聯系，《說文·言部》“諧”從言符，《玉篇·言部》替換作龤。
2.與口部相關的感官發生聯系，《說文·口部》“舌”從口符，《集韻·末韻》記錄為“古從甘”。
3.與口部運動發生聯系，《說文·口部》“呻”字從口符，《廣韻·真韻》記錄作從欠符，欠就是口形的張大。
4.與有關物質發生聯系，《說文·口部》“唾”字從口符，異體構造從水。
5.與引發口部運動的有關材料發生聯系，嗜字從口構造，《廣韻·至韻》異構將口符換作酉符。
6.與發生音響的有關動物相聯系，嗥字從口，《說文·口部》的異體又將口符換作犬。
7.與口部發出物理音響意義發生聯系，吟字從口符，《說文·口部》著錄的異體作從音今聲構造。
8.與內在心理行為發生聯系，“哲”字歸口部類，《說文·口部》保存的異體替換從心符構造，《古文四聲韻》所貯存古文又換成了兩個或三吉符，等等。
上述分析表明，那類介於抽象程度較高的記號類漢字和抽象程度較低的圖畫類漢字之間的符號類漢字，合體字構成其主體。對其構成進行分析，有必要進行單字與部件的區分，即單字和偏旁並不是同一層次上的概念。否則，就難免在漢字認知問題上導致邏輯學的混亂。作為形符即合成單字的構形成分，參與到復合後的整體結構之中，該形符就不再是一個單字的身份。它在參與構形的過程中，必須再次舍棄作為單字的具體特性，而進入到更大的義類即它的上位概念裏去。否則，像攴能參與到“教”字的組合，就無法進入“牧”字的結構：二者不類，不能納入到新的義類組合關系之中。邏輯學裏種概念要擴大外延到屬概念，必須舍棄一些內涵。作為單字，一旦獲得作為義符的資格，也就等於是又抽象了一次；進入義符構形過程中的“單字”，較之原先自足的單字，具體內涵減少，而涉及外延擴大。基於此，作為“自足單字”與充當“義符單位”，二者雖然仍舊使用同一符號，但其功能意義卻已經不屬於同一層次。有的學者探求文字本義，似乎認為字義越具體才越像本義。其實，本義並非意味著具體。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分類僅僅是基於視知覺對於文字結構形體一般認知傾向性的大致相對劃分，並不能對應嚴格文字學意義上的形體結構類型分析。有的比較文字學研究者提出文字的視覺分辨率問題，實際也涉及到基於視知覺的分類：符號形體差異越大，其特征越鮮明，對大腦的刺激越強烈，視覺分辨率也就越高；符號差異的程度由筆畫的形式、筆畫的組合方式和筆畫的密集程度三個因素來決定。[9]
三，功能，結構整體性實現——漢字視知覺結構分析
關於現代漢字的結構性質及其認識，國內外部分漢字教學研究者，將形聲結構中的聲符部分所能標示的音值，跟整個形聲結構的音值進行系統測查對比，試圖重新認識漢字結構的表義還是表音的性質。我們曾經指出，在形聲結構中，離開聲符和形符任何一邊去分析各自的功能特點、範圍大小，實際上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形聲結構中的聲符和形符，各自的功能，都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對待的結構關系中實現的。形符和聲符的作用，就是通過“結構對立”，使字形結構意義得到區別。通過這種區別，使得我們習慣上所說的表音表義即音義對應關系得到確證。這種從“結構對立”著眼的說明，是符合實際的。至於現在基於計算機處理的需要，進行的字符分類、結構拆分，更多地則是考慮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我們不妨這樣來考慮問題：對於一個開始接觸漢字的學習者來說，他的視知覺接觸到一個形聲結構，首先能否進行分析？其次能否認識其中各個結構部件的功能？這些恐怕都談不到。他首先所能認識的，只能是整個形聲結構形體，進而了解形體跟所標記音義的關系，然後再逐步註意到其中有些構成成份跟整個結構的讀音有些聯系，甚至開始出現“讀半邊”的現象。最終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分辨哪些部件在結構中始終處於基本相同的位置，在結構合成中的分工對應也比較固定，於是就集合出來經常處於形符位置的部分和經常處於聲符位置的部分。這種集合的結果，等於是暫時地將各個構件的功能從結構中分離出來。分離的方便之處，首先就是使得整個形聲系統內部的組織結構的觀察分析變得比較直觀。視知覺既然突出整體性認知，那麽，在運用結構分析偏旁拆分手段進行漢字教學過程中，強調結構整體聯系。漢字形體標記音義，是基於結構整體的規定。結構成分之間互相依存，互相規定，離開了結構整體聯系，成分的功能是無法實現的。例如，形聲結構的聲符和形符各自的功能，都應該放在形聲結構關系當中才能準確界定：著眼於聲符，聲符所提示的語義聯系是抽象的，所對應的是有關屬性等方面的，例如學者們喜歡提到的“戔”作為聲符的例子。從這個角度說，聲符對應的範圍似乎更加廣泛一些。但是，這其實是將有關從戔得聲構造所記錄的詞義系統歸納的結果；沒有所記錄的詞群，這種所謂的抽象意義是不存在的。所以，著眼於聲符，配置形符，體現的卻是跟語音的對應（如以“斤”為聲符，組合“口”符，構成“聽”字，才使得“聽”的語音個性化）。同時，著眼於形符，配置聲符，體現的則是跟所記錄的一種特定語義的對應（如“氵”上加“斤”為“沂”，使得“沂”的專稱義得到落實）；沒有聲符的合成，形符所對應的也只能是一個基本的範圍。而且，這個基本範圍也是大致的劃定，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參見上面關於“符號類漢字視覺形象”。
歷史漢字發展到今天，現代漢字結構是否還屬於表義文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還屬於表義文字？我們認為，現代漢字結構本身所具有表義性質與能否表義，這是互相關聯的兩個問題。對於一種文字體系有關屬性的認識，參與比較的對象的分類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語言使用者的調查，和對於以漢語為非母語的學習者的調查，兩者對於漢字結構表義的認識和回答肯定不會一致。同樣，對於一個長期從事漢語言文字工作的人，跟對一個學習漢語不久的人來說，他們對於漢字結構本身所具有的表義性質的認識也是大相徑庭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實踐表明，即使現代漢字結構中最具象形特征的部分，在一個初學漢語者面前，也已經很難說得上有多少表義功能得到實現。對於一個熟悉漢字結構歷史演變的專門研究者來說，正因為他非常了解像簡帛文字那樣的形體結構變異，也不會貿然遽斷隸變楷化結構中的某一部分專門是用來幹什麽的。但是，我們是否由此就得出現代漢字結構不再屬於“表義文字”的結論呢？在回答這類問題的時候，就要區分我們是在回答漢字結構本身的表義機制，還是回答漢字結構能否表義的功能。前者是就漢字結構內在機制而言，是客觀存在的；後者則是就漢字結構系統呈現功能而言，是因人而異的。只要是漢字尚未改變以形體結構標記區別漢語單位音義關系的格局，漢字結構的表義機制就是一種客觀存在。
現代漢字結構是否還適應一般視知覺規律考察？這是漢字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與認知相關問題。隸楷漢字結構的認知，有待於漢字系統中的部類聯系。隸楷階段字形變異的基本規律，整體上呈現為字形結構理據弱化。弱化的一個明顯反映，就是偏旁趨於記號化與偏旁混用。由此導致偏旁區別性降低，對於部件的理解，要依賴文字系統部類聯系。如“水”變成了氵，只有回到水部構成的字系中，才能認識，像“江湖河海沐浴灌溉”等等。偏旁部件的構造意圖的認識和理解，離不開整個部類結構關系的通貫和聯系。
基於上述結構和功能兩個層面，比較符合認知過程實際的基本做法是：首先篩選傳授基本形體構件單位，然後進行基本構件組合的結構單位認知教學。這個過程中要分清基本結構類型，例如優先進行平面結構類型的認知，也就是只包含一個層級的結構類型，然後再考慮層次結構類型的認知，也就是包含兩個乃至兩個以上層級的結構類型。在上述從基本構件到平面結構，再到層級結構認知過程中，則始終強調結構成分之間相互規定的關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漢字的結構分析，正是為了更好地遵循結構整體性認知規律。
要之，就漢字與視知覺而言，漢字認知結構整體性原則涉及了這樣兩個層次的意義：一，視知覺認知規律是整體性感知的，漢字認知也是從結構整體出發的。二，漢字結構成分的功能是基於結構整體的規定，同一結構內部成分之間相互依待；即使分離出來的結構成分，事實上在另外的場合業已經過了整體性認知過程。
本文是在2005年 8月德國美因茨大學“西方學習者漢字認知研討會”發言基礎上修改而成。本調查研究屬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唐宋字書收字時間層次研究》課題。文字數據，來自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有關課題組研制《歷史漢字資源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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