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建都必须要符合哪五大原则

 

 

    “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春秋公羊传》早就说出了古人建都的首要条件是“天子之居”，即王权中心。其次，才是规模宏大和人口众多。而“大”和“众”，是为“天子之居”服务的，是因“天子之居”而存在和发展的。如果其他做了“天子之居”那“大”和“众”是必然的。因为“天子之居”正是庞大的王权系统和服务机构之居，规模自然小不了，人口自然少不了。伴随“天子之居”的自然有百官及其衙门，有后宫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男女近侍，还要有保护的庞大的军队。因此，“天子之居”既是最高权力中心，也是最大的消费中心。全国所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都集中到了“天子之居”周围，那里岂能不大？焉能不众？一切威严，一切辉煌，皆因“天子之居”使然。但假若某一天，那里不再成为“天子之居”了，立即就会风光难再，沦为一片废墟，或被贬为不入流的小邑，只靠回忆做“天子之居”时的辉煌自慰。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成为所谓的“天子之居”呢？

　　《管子》称：“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吕氏春秋》认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由此可见，所谓的“天子之居”必须要符合五个条件才行。

　　首先，一定要是“天下之中”，也就是全国的地理中心。以便于“居中以制四方”。政令从“天下之中”发出，可同时到达“四方”，便于及时执行；“四方入贡道里均”，也相对便捷。还有，也是最为重要的，选择“天下之中”作为“天子之居”，也是为了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居中，犹如人的心脏居中一样，既可制四方，又能确保安全。同时，古人以中为贵，“天子之居”居中，也对于周边“四夷”有教化作用。居中以制四方的机制，在古人看来，是最完美、最和谐的。“中”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方位更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理念，至今，仍是我们的国名！

　　《资治通鉴·周纪》称：“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对国家而言，能够“犹心腹之运手足”“犹手足之卫心腹”的只有国家的心脏——京师。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其他地方是枝叶，二者既可制约，又能够庇护。

　　“天下之中”既是地理中心，更是国家的心脏，其重要当然是无可比拟的。

　　在这样的国家结构和管理体系之中，唯有强心才能健体。唯有“天子之居”的“大”和“众”，才有四方的协调、和谐，平安和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下之中”也是天下之重了！

　　有时候，往往把“天下之中”等同于天下。犹如下象棋，以攻占对方的都城，俘获对方的天子为最终胜利。

　　其次，还要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除此二者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因天材”，“就地利”。古人建都讲究所谓龙脉，依山即依“来龙”，傍水即傍“去脉”，这其中的说教很多，不一而论。从纯粹地理角度来看，依山傍水建都，不无科学道理。依山为稳固，傍水求便捷，在地理上适宜人居，在军事上也易守难攻，占有地利优势。同时，依山傍水之地必面北向南，也符合天子至尊称孤道寡的需要。但仅仅有山有水还不够，还要有“天材”和“地利”。所谓“天材”和“地利”者，即富饶。物产多，旱涝保收，才能满足“天子之居”的需求。因此，一定要有相当广大的肥沃土地的平原不可。只有具备了以上五大条件，才可成为“天子之居”，缺一不可。若依山傍水，但无“天材”“地利”，则不足养；若独有“天材”“地利”而没有依山傍水，则难以守；若以上四大条件皆俱备，但不在“天下之中”，那也难以“制四方”，仍不能成为京师。即使勉强为之，也不能长久。即使侥幸成就一时，也只能是偏安之局。

　　所以，“天子之居”本身就应具备自养自守及对外扩张的功能，才能“居中以制四方”。回看各大古都，符合以上五条者，首推长安。《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初定天下，意欲以洛阳为都，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簿，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张良说得很对。纵观天下形胜，的确惟有关中完全符合古人建都的五大条件。

　　所谓关中者，是指号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渭河平原，在位于四塞雄关之中。这四关指东部的函谷关，西部的大散关，南部的萧关，北部的武关。四关与秦岭、陇山、北山等崇山峻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中有“八百里米粮川”自养，“金城千里”一点也不假。长安周围又有八水环绕，还有渭河、黄河的漕运“西给京师”，的确可以“阻三面而守”了。所以，长安以“雄”著称。刘邦最终选定长安为都，的确是有远见的。东汉之前，关中已是西周和秦的京畿重地。自汉定都长安后，至隋唐，长安犹如今北京一样，已成了京师的代名词。凡建都长安的统一的王朝，几乎都是强大、繁荣的，并非偶然，并非所谓的龙脉旺盛，而与长安无与伦比的山川形胜有直接的关系。

　　唯有建都长安，才能充分发挥“天下之中”“犹心腹之运手足”“犹手足之卫心腹”的功能，避免了根本难制枝叶，枝叶不能庇护根本。

　　当然，洛阳的山川形胜也是很优越的。在南方和西北及东北边疆尚未完全开发之际，洛阳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中”，长安就有些偏西了。洛阳也是“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它东据虎牢，西控函谷、北依邙山，南傍伊洛，也是所谓龙脉集结之地，尤以交通发达，与东方及南方各地联系紧密著称，此犹为长安所不及。

    但这也正是洛阳的致命之处。正如张良所说：“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守成不易。而且“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不足养，地利有限。若建都于此，很难“大”和“众”，故难以长久，稳固，常常处于变中。因而有“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之说。凡建都洛阳的朝代，诸如东周、东汉、魏晋、武周等，不是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就是仅为一割据政权，无一能够强大、繁荣，更不会有无与伦比的汉唐盛世景象，皆由于变故。“九朝古都”都在变中，焉能不知古今兴废事！

    如果能把洛阳的变与长安的雄合二为一，那该如何呢？古人早就想到和做到了，那就是陪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