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读书】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自幼攻读儒家经典，18岁开始接触西学，并拜康有为为师，就读于万木草堂，深得康有为的赏识，曾经帮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5年进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积极介绍西学，推进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受命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竭力倡导教育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与康有为逃亡日本。以后与康有为一起沦为保皇派。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尊孔复古，积极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1920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作过北京图书馆馆长。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是《饮冰室合集》，其教育著作即收录在此书中。

 

　　一，论教育作用、教育目的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对教育作用高度重视。他认为国家的强弱是以教育为转移的，变法维新靠教育来实现。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人才”，是“教之未善”，是“民智未开”。他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因此，他把兴学校，办教育作为关系到国家强弱，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来看，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梁启超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若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看，却未免本末倒置。

　　关于教育目的，梁启超在《学校总论》里做了明确地阐发。他主张教育必须培养新国民，即教育必须以培养“新民”为目的。他所说的新民与旧时代的人迥然不同，这种新民的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团体生活是有组织的，是重公德的，是爱国家的，是有毅力尽义务的，是勇敢尚武的。国民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该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所以说梁启超所强调的新民，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精神、品格、能力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人。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论改革科举，兴办教育

　　梁启超认为兴学校是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最有效手段，但现行的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兴学校”的一大障碍。他说，八股取士造成官不能治国，农不会种田，工不知生产，兵不能御敌，妇女不能理家的局面。外强交逼，割地赔款，“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以御外侮。”在《论科举》中，梁启超提出了改革科举制的具体方案。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取代科举制度。

　　梁启超把变科举、兴学校作为开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并力图使各级教育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整个教育系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三，论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

　　梁启超在《论幼学》里明确提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主张，他提倡为孩子创办新式学校，在这新式学校里，教育内容要丰富多采，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年龄特征，他建议编辑一套蒙学书籍，同时，他亲自为儿童拟订了一个教学程序表。

　　梁启超从“男女平权”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兴办女学。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一文，阐发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以美国、日本为例，说明女子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与男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世界公理。因此，他极力主张废缠足，提倡妇女解放。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积极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提倡女学的教育家，他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反映了他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力倡师范教育，在设计教育体制的时候，增加了师范教育。梁启超关于师范教育的思想主张是他整个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