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频
现存左宗棠家信中的第一封，是写给六岁儿子孝威的。
左宗棠有四子：长子孝威，1846年生；次子孝宽，1847年生；三子孝勋，1853年生；四子孝同，1857年生。“霖儿”是长子孝威的小名。
1846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教陶桄，梦见大雨滂沱，后得知是孝威出生，欣然名之“霖生”，以为纪念。
一，以“古人心”修“童子功”
六岁的孝威就能读懂这封信，足见清朝儿童启蒙之早。左宗棠本人三岁习字，五岁入学，八岁学作八股文。由此也可以推知，古代儿童八岁左右，常用的汉字、基本的语法，都已经掌握。
信中说的《小学》，跟今天的“小学”，意思完全不同。古代将教授学童识字阶段叫“小学”，也称“蒙学”，教材为《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
今天的很多大学毕业生能准确读懂“四书”及经典时文的，并不太多，这是古今教学内容与规定不同造成的。
古代小学以“四书”文本识字、儒学“义理”正心为基本教学内容，概括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所以这样设置课程，是基于儒学经典《尚书·大禹谟》中的一个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意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从来就混杂在一起，学问的真理，就在这万千杂乱之中；真理很细小，人心多变化，人要得到真理，首先要静心，排除各种杂念，做到“诚意、正心”。
儿童怎样“诚意、正心”？需借助庄重的仪式。所以古人规定，新生入学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内容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
古代儿童入学前，要开笔立志，启智破蒙
注重仪式的方式之一，是体罚。古人的小学教学信奉“不打不成器”。
两类学生常挨打：一是学习不认真的；二是虽认真但学得不好的。惩罚的方法有：打左手板、抽鞭子、罚跪。
体罚的目的，在于教人去除杂念，专心于学问道理。在古人看来，“诚意、正心”是人生衣服上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纽扣系错了，后面会一错再错，所以家长、老师会尽心配合，帮孩子打好“童子功”底子。
左氏这里教儿子的，正是专心去杂念。他说的其实也是自己成长的体验。
从中可以看出，左氏本人得益于父亲左观澜启蒙教育的有两点：一是读书特别细心，“一字莫放过”；二是做人十分严谨，“有古人的样子”。
“修身、养性”“诚意、正心”，文化的薪火，便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
二，书法定心，习惯定行
不能当面教儿子读书明理，左氏只好通过书法来教儿子“诚意、正心”，方法十分严格，连具体动作都做了要求：“写字，要端身正坐，要悬大腕，大指节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劲。”
老祖宗发明毛笔写字，看来是颇有用心。因为毛笔落纸时心稍有杂念，字便会乱。字会及时提醒人，赶紧聚精会神于一点。心思一旦入定，字便一气呵成。长期坚持，人能锻炼得守心于一。
左宗棠本人得益于早年书法定心，每天仍将练书法当作必修课。他练篆书、行书，凝心静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军务繁忙，仍能忙而不乱，耐心且有条理。
书法最能磨炼一个人的心性
左氏认为，天下万事，莫不同理，心静事成，心乱则无事不败。他甚至将书法当作察人、识人的工具，认为通过书法，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修为，而且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终生，尤其值得重视。
写这封信这一年，左宗棠刚四十岁，不但性格、气质定型，才能也基本定型。此时，他入主张亮基幕府，正跃跃欲试要大展才干，每天忙到手脚打架。
趁战事繁忙密不插针的缝隙，左氏仍想到在凌晨三四点抽空磨墨教子，既见出他操心繁重，也见出他精力旺盛。信末日期署“廿三夜四鼓”。
用“鼓”不用“更”，见出左宗棠内心激情澎湃；但只写日子，忘记署年月，不是因为第一次给儿子写信没经验，而是湘阴县左家段距长沙府巡抚衙门近，信当天可送到，他还没有找到写家信的感觉。
左宗棠生性“粗豪”，出山后办事细心，再未出现过明显的大失误，不是由于天性，而主要得益于早年的“正心”学习与书法“静心”训练。
此时，他乐得将自己早年得益的发现、经验、心得教给儿子，培养方法也很明确：“能听我教，就是尔的孝。”培养目标也很具现代意识：“也有古人的样子，也有今人的样子。”
即是说，为人处世的礼貌、规矩，要师法古人；说话、做事的思维、方法，要有现代人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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