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哲学】
读《论衡·本性》前，我只知道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却不知自先秦至两汉，性善还是性恶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学术话题。
在孟子之前百余年，曾有孔门弟子世硕提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他认为“善恶在所养焉”，并著有《养性书》。宓子贱、漆雕开以及孔门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等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孟子同代的告子，曾与孟子对话性善与性恶，他是认为“性无善恶之分”的，“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无分于善恶也”。人之善恶，在于后天之“决”。汉代扬雄以为人性“善恶相混”，与告子的“性无善恶之分”比较接近，也着眼于后天的“教”与“习”。汉代陆贾则相反，他是以“礼义为性”的，认为“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自然就用不着“教”与“习”；“性恶者，虽能察之，犹背礼畔义”，怎么“教”怎么“习”都无济于事。
董仲舒与刘子政也各执一端。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有情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言“性善”者即孟子只“见其阳”；谓“（性）恶”者即荀子只“见其阴”。刘子政即刘向恰恰相反，以“情为阳”，因为“情接于物，形出于外”；以“性为阴”，因为“性不发，不与物接”，着重点已不在人性之善恶，而在情性之阴阳了。
以上所述，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王充《论衡·本性》对此作了梳理，并分别予以点评，无论是先秦的孟子、告子、荀子，还是汉代的陆贾、刘向、董仲舒，都能指出其“未得实”处，又能顾及其“亦有所缘”。在见仁见智的“众说”中，“唯世硕儒、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我以为王充此说甚得其所。
当然，“颇得其正”云云，只是大概的把握。既是见仁见智，也就言人人殊，王充也不例外。他是立足于孔子的三句话来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一是“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二是“性相近，习相远”；三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因此，他认为：“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并提出：“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
王充的“极善极恶”以及“中人”之说，我是不以为然的。孔子的“上知与下愚”说的是才智而不是善恶，孔子的“可以语上”或“不可以语上”说的是学问而不是礼义。他的意思是，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学问。王充所言，有偷换概念之嫌。人性既有“极善”与“极恶”之别，孔子何言“性相近”？人性之“极善极恶”既然“非复在习”，孔子何言“习相远”？始为大善终为大恶者，古今中外不乏其人，按照王充之说，其“性”该算“极善”还是“极恶”？王充在驳斥告子的“性无善恶之分”时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实也”，这种以孔子之言为标准来断言告子之“非”的逻辑，也有违于他在《论衡·问孔》中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实事求是精神。
以我之见，提出“性善”论的孟子之“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无“极恶”者可以排除；提出“性恶”论的荀子之“三好”说，即好利（“生而有好利焉”）、好妒（“生而有疾恶焉”）、好色（“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也无“极善”者可以例外。此二者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大可互补。因为“性善”而以礼义育之，因为“性恶”而以法制节之，如此双管齐下，可谓殊途同归。若有“极善”或“极恶”之例外，倒很容易出现化育或制约之盲点。尤其是身处上位者极易以“上智”与“极善”的面目出现，只习惯于教化与节制别人而不受任何教育与节制。某些权势人物之由“极善”而为“极恶”，其拐点往往就在于此。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