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窍”是一种灵光一现、茅塞顿开的境界,袁姗姗认为自己至今没有这样的体验。她只是觉得经过几年的工作历练,自己有点“变聪明了”。
过去的20多年她过得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然而刚刚觉得自己有点成长,她已经开始怀念曾经的自己。大学时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体重120斤的傻白甜,每天需要思考的问题仅限于“一会吃什么”和“周末去哪玩”,最常做的事情是边吃零食边看偶像剧。
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唯一会给她造成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困扰的是交作业,但她很快就娴熟掌握了应对技巧:但凡赏析课的作业,她上网down几篇影评拼拼凑凑,而但凡是表演课小组排戏,她就仗着自己的好人缘到处找同学:“你们还有没有多余的角色赏我一个吧,要不就加一个老太太给我演呗。”她向腾讯娱乐模仿。
她不想当主角。主角万众瞩目,主角万千宠爱,然而主角还万般辛苦。“我只要不太累就行。”
她给班里每个男同学都演过妈,即便年纪还小上他们几岁,毕业大戏里她仍继续着自己“老太太专业户”的金字招牌,以至于拍《宫3》的老年戏时,袁姗姗带着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告诉化妆师:“这妆我自己画就成,我知道怎么画。”
“我去美术系学过老年妆,用一个眉笔就行,皱纹、眼袋我都会自己画。”她比手划脚对腾讯娱乐展示。
一个年轻女孩就没有羡慕过穿着漂亮衣服站在舞台中心的女主角?“我没有,我只要不排练就感到幸福。”
在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里,这种不求进取的状态会被命名为虚度光阴,但袁姗姗不这么看:“我从不觉得我虚度了光阴,我觉得那几年过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这些年我都过不上那种日子了。”
同学杨幂当年已小有名气,常常在外拍戏,有次好久都不见人影,回来才知道她在广州拍了两个月戏,袁姗姗毫不羡慕,深表同情:“当演员好辛苦啊,这么热的天还要拍戏,都黑了两个度。”
地方公务员的父母从小向她灌输,无论如何,回家总能有个铁饭碗;而她自己,最想干的其实是卖衣服,曾经盘算过从动物园拿货上淘宝卖,而没有实施的原因,只是懒。
然而报复总是来得特别快。就像绝大多数浑浑噩噩的大学生都会在毕业之后立刻遭到社会的一记重拳,袁姗姗也不例外。2009年毕业后,她客串了两个配角,从读书时的“老太太专业户”转为“丫环专业户”。年底,她得到电视剧《野鸭子》中女二号的角色。
在袁姗姗的履历中,此剧被视为她“正式进入娱乐圈”的标志。然而对于袁姗姗来说,她到了需要开始为自己曾经享用的幸福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在学校里,她可以见了老师躲着走,然而拍戏时她躲不过导演。导演当着全剧组批评她:袁姗姗你行不行啊,袁姗姗你到底能不能演啊,袁姗姗你会不会读剧本啊。她觉得她一被骂,整个剧组的气氛都特别尴尬。
“我一般躲起来哭,擦干眼泪再过去拍。我记得有一次,拍女一号过生日的戏,大家都很开心地举杯庆祝,而我刚被导演骂了一顿跑到厕所哭完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受的时候。我脸上带着笑,心里想,我也太苦逼了吧,当演员怎么这么痛苦,我现在的心情那么难受,为什么还要让大家觉得我很开心?”袁姗姗说。
被骂的最凶的时候,她哭着跟导演说今后不想做演员,再也不要演戏了。然而在严厉的批评中,她还是完成了工作,就像在后来“滚出娱乐圈”的声浪中,她也还是没有退出。戏份杀青那天,导演对她道了歉,“他说,袁姗姗,其实你是个非常单纯的孩子,刚刚开始演戏,还不知道演戏是什么,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因为演了我的戏,你就不想当演员了,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我不是那种天生会演戏的演员,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大部分的演员,又能有几个能像周迅是作为那种天生会演戏的呢。所以大部分的演员都是在不断的作品磨炼中一点一点进步的,我觉得起码对我来说,是有提高和进步的。”袁姗姗说。
就算没有导演的道歉,以袁姗姗的性格,也不会那么轻易退出。毕竟,当演员不仅是自己选的路,也标志着她与父亲对抗的阶段性胜利。
袁姗姗在政府大院长大,在她的描述中,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小城公务员性格:保守、谨慎、固执、循规蹈矩。这样的父亲所理想的女儿范式,应当是典型的别人家孩子:从小听话,成绩优秀,上重点大学,毕业后继续回家当一个公务员。
“我是在我爸的批评中长大的。”袁姗姗说。
襄樊时期,她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打耳洞。15岁时她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了一条亮片缀饰的牛仔裤,只穿了一次,被父亲的同事看到了。父亲下班回家便问:“这裤子哪来的?”
知道是袁姗姗自己存钱买的之后,父亲没有继续说话,她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但从此这条裤子就消失了。几个月后,她意外在父母的衣柜里发现了它,压在最底层,拖出来一看,上面的亮片已经被剪烂了。
到现在她父亲还要管她穿什么。一次红毯她穿了露背礼服,父亲马上来了个电话:“以后不许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我跟他说这是红毯,你看别人都这么穿,他说我不管别人,你还是穿白T恤最好看。”袁姗姗对腾讯娱乐回忆。
上电影学院更是违逆父意。高中毕业时部队来招文艺兵,当时袁姗姗还在武汉考学,父亲着急地让她赶紧回去直接当兵。“我说我不想去,我爸说当兵怎么怎么好,我说我就是不想去。我爸说你不去我就死给你看,我说那我也不想去。”
“我其实很在乎我爸,但我一直都觉得我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满足他的理想,既然这样,我还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好了。”袁姗姗解释。
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父亲藏起了她的录取通知书,她几乎是撒泼打滚才拿到手。父亲一个同事的孩子和她同年高考,对方考上了一个三本院校就奔走相告大肆庆祝,而父亲对她考上北电不置一词。女儿终于忍不住问:“为什么我考的是一类大学,你都不跟人说呢?”
“因为人家的文化分比你高。”父亲回答。
她没法达到父亲设定的标准,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自己,让父亲接受一个虽然不算最称心如意,但毕竟也还算有所长、有所成的女儿。而拍《野鸭子》时的动辄大哭,不仅是一个新人对批评的挫败,对能力不逮的羞愧,或对没有好好学习的后悔,也是眼见一个来之不易的证明自己的机会有可能会被浪费的焦虑。
但亦如天下家庭,父母与子女发生矛盾时,只要孩子够坚决,最后让步的总是父母。入行之后,袁姗姗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变成了“好好工作,在外做人做事不能留人口舌”。
而对于袁姗姗,演技问题纵可商榷,但在工作态度上却没什么可指摘的。拍《美人无泪》是冬天,导演希望展现她痴痴伫立衣衫覆雪的状态,剧组其他人都休息了,袁姗姗还呆呆站在原地攒雪,来横店探班的母亲看她雪地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实在看不下去,抹着眼泪走了。晚上在酒店告诉女儿:“太虐心了,我以后再也不来看你拍戏了。”
拍《黑粉》期间,父亲陪她,连着几天大夜戏,半夜三点她还在开工,“我爸说,我熬不动了回去睡觉了,你自己好好工作吧。”她觉得这句话,是父亲这样的一个人,对她工作态度的最大肯定。
她在北京买了房,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父母便从襄樊过来陪她。饶是如此,她也好久没见爸妈了,“我结束工作回家的时候都一两点了,他们已经睡了,早上他们还没起来我就出门赶飞机了。这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两小时,有一天我回家,我妈特地出来看我一眼,说了一句,你辛苦了。”
除了父母越来越宽容她,她也觉得自己越来越能理解父母。从小到大的严格管理,是因为“怕我走偏”,而如今她觉得,“他们管我少了很多,是因为他们看到、相信我已经长大了,觉得可以对我放心了。”
袁姗姗觉得,她从来没有尝试依靠撒娇来改善和父亲的关系,在观念冲突最激烈的时间里,她不是正面对抗,就是置之不理——这使她后来面对黑粉时,驾轻就熟地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待。
甚至一定意义上,黑粉帮助了她和父亲关系的缓和。父亲纵然渐渐接受了她的工作,但并未正面认可,直到她被黑得最厉害的时候,母亲一次对她说,“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要坚强。”又补充道:“这是你爸让我跟你说的。”
这或许是她父亲这么多年流露的情感关怀的极限,而她对此心领神会。之后她照常无事似地跟家里通电话,他们也照常无事似地聊聊家长里短。“他们的言行中再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个事情的任何一点看法,就当它没有发生,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袁姗姗回忆。
但相比别人的鼓励,她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心理建设,“你自己想通了,别人就算不说,那也是可以的。你有没有积极地从困境走出来的动力才是最关键的。”
“我一直在想的是,如果我不是突然一下红起来,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进步,人生是不是会好一点。”袁姗姗说。
《野鸭子》之后她接拍了《秦香莲》,搭戏的刘雪华欣赏她,向业内富有争议的编剧兼制片人于正举荐。她签约欢娱影视,受到力捧,从《宫1》中的配角到《宫2》一跃成为女一。但也因此,专业上的短板伴随一个范式陈旧、逐渐被观众厌弃的玛丽苏角色大白天下,而于正方面特有的热情洋溢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宣传风格,客观上对此推波助澜。
那时候的袁姗姗一部戏要承受两次压力:拍摄时她常为自己的表演达不到要求崩溃,而播出时,在观众的风评中,她再难受一次。2013年,传说中“打开哪个台都是袁姗姗”的时代到来了,《美人无泪》、《笑傲江湖》、《爱在春天》,加上之前的《宫2》,袁姗姗在每户人家的电视机里持续刷屏,观众对这个平凡到平庸,却从剧情到生活一下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主角的忍耐程度终于到了临界点。
在此之前,她本质上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安于现状,盲目乐观,做演员固然可以,做不下去也可以改行。但被“滚出娱乐圈”后,过去那些面对父亲的否定,支持她走自己的路的倔强回来了。当时她在微博发起“爱的骂骂”活动,网友骂她一句,她捐五毛钱为孤儿筹集手术资金,整场活动,她捐赠50693.5元,用来为4个天生畸形的孩子做了手术。
她觉得自己“变聪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原来她是一个根本懒得思考、守株待兔等机会撞上来的人,之后她不得不去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像原来我是看不懂剧本的,《野鸭子》那时候挨骂,一个原因就是读不懂剧本,不知道台词里这句话底下的意思。原来也不会选本子,也没人帮我,就想演不复杂的、好演的、本色的角色。”
她渐渐开始脱离于正给她安排的角色,或者说,人设。于正曾放言,自己《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是为袁姗姗而打造,然而她却辞演了。我们问她,有没有把历史上的女名人都演一遍的想法,“没有。”她果断地说,“观众也不爱看我演她们吧。”
她至今仍是欢娱影视一姐,然而已经很少演于正的戏:“他是我的恩师,给了我很多机会,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但我现在长大了,一些年龄感偏低的戏我也演不了了,你现在让我去卖个萌,我都可能不好意思。所以就是这样,他那边可能就没有合适的角色给我。但于老师到现在还是挺支持我的。”
袁姗姗事业上的转折点是《煎饼侠》,初做导演的大鹏写了言辞恳切的长信给她,告诉她剧中角色只有她能胜任:一个看起来演技浮夸、性格做作、恶评如潮,心里却只想好好做一个女演员的女演员。她答应了,但不同意如其他角色一样,使用演员真名。
《煎饼侠》大热后,大鹏一直感慨的是,如果袁姗姗肯真名出演,她的翻身仗一定更漂亮。然而袁姗姗至今没有后悔这个决定:“杜潇潇跟我没有太多相同的地方。我既然不是这样,为什么我就要迎合别人,说我自己是这样呢?如果我用了我自己的名字,那我一定会跟导演较真:不,以我袁姗姗的性格,这种情况我不会这么做,我会在这个角色和我本人的关系上产生抵制。我自己过不了心里这一关。这可能不是有没有娱乐精神的问题,是我觉得,我不能娱乐我自己,也不能娱乐我的角色。”她对腾讯娱乐解释。
她自己去电影院看了好多遍《煎饼侠》,最初那几次,全场都笑爆的时候,她还是抓不到笑点,“心里还在反问,有什么好笑的。”看到第五遍的时候,她明白了,不是影片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我太紧张了,我是带着一种审视的、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表演。直到我去了那么多次电影院,我才放松下来,可以作为一个观众感受电影中的自己了。”
在此之前,她已经秀出自己的马甲线,在这个健身几乎成为都市人宗教的时代,轻易吸了一圈粉。而在电影上映之前,她做了题为《在网络暴力中捍卫自己》的TED-X演讲,将个人遭遇联系公共话题,亦获得好评不断。而反差最大的,或许就是在《所以,和黑粉结婚了》里,她演了一个“黑粉”。影片中,她是一个和大明星发生误会,从而转变成黑粉的女记者,戴着黑框镜穿着家居服一边在网上发表黑帖还一边发出魔性大笑,这或许是她对那些曾经的对立面的想象边界。
“这感觉挺微妙的,我觉得是上天送我的一个礼物,让我去体验一下‘当黑粉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去当谁的黑粉的。”袁姗姗感慨。
为了更好地获得这种体验,上映之前,她曾有个计划,召集一些自己的黑粉办一个专场,听听他们的意见。然而她有点遗憾,也有点高兴地发现,活动做不起来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没什么黑粉了。”
不过成长带来的让她最兴奋的改变是——她渐渐能感受到表演的乐趣,“一场戏下来,你自己都感到爽快,以前演完了都觉得没什么感觉。”如今她已经不想演“三线女明星”,“演太多了。”她说,“演员不都想演新鲜的角色吗?我现在比较想演反差巨大的角色。剧情片、文艺片都可以,这些片子以前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要看的,我就爱看偶像剧,现在我自己都会主动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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