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教师节，朋友圈里就开始刷屏“念师恩”。这让我想起父亲节和母亲节时的那个段子——“你们在朋友圈里感恩自己爹娘时，把他们从朋友圈黑名单里放出来了吗？”同理，你们感谢自己老师时，多少年没见过他们了？再说，他们真有那么好吗？
人往往喜欢美化过去。林夕曾有一句歌词，“让记忆比真相完美”，虽是情歌，但也适用于世间万事。比如许多人总觉得童年时的东西好吃，米其林餐厅也不能比，那无非是物质匮乏时代的美好记忆作祟，我可不相信你家长辈都比大厨强，国营饭馆能比现在的餐厅好。
而且，因为心灵鸡汤泛滥，伪善的宽容、不问是非的感恩非常流行，甚至成为麻醉自己、麻醉别人的工具。这种麻醉本常见于历史和政治场域，原属被动麻醉，如今因为逻辑教育缺失，许多人选择主动麻醉自己，压根不用别人招呼。
看看网络上的各种辩论就会明白：但凡有人较真问是非，后面总免不了有人说他小肚鸡肠，不够宽容，劝他为什么不能看开点，不管人家受了多大的冤屈；但凡评价一人功过，也总有人嚷嚷“感恩”，你要是说点负面的，就有人说你心理阴暗。
我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跟这种无原则无底线的“宽容”有关，以至于容忍一切丑恶，甚至那些十恶不赦之徒，也有人建议你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这种和稀泥的思维方式，也让人们记忆中的老师远比真相完美。
我并不否认好老师的存在，但老实说，这得看你的运气。在教师节怀念一下好老师，无可厚非，但在教师节喷一喷差老师，泼泼冷水，也不等于不宽容不感恩，更不等于记仇。
前两年我曾写过一个故事，因颇有趣，引来不少人共鸣。那是80年代后期，我读小学二年级，老师时常让我转告母亲，帮她买些红糖，因她女儿生孩子要用。母亲每次都说自己拿给老师就行，我只需传个话。
长大之后才明白，老师是在直接索要，母亲不让我直接拿给老师，显然是怕我傻乎乎跟老师要钱。不过那时我可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相反还觉得很光荣，认为自己帮助了老师，帮助了学校——我那时太小，还分不清公私。
到了期末，照例要评选并公布三好学生，还有个名头很奇怪，叫“特殊贡献奖”。学校要改造、要扩建，要办暑期活动，需要各种社会资源，父母有资源，孩子就跟着有了“特殊贡献”。学校对此奖很是看重，校长会亲自去每个班，等老师宣布名单后就带头鼓掌，掌声停息后再去下一个班。若她不到场，老师会说：“同学们，等一下，我们要等校长来，一起公布特殊贡献奖。”
那天，老师念了一串名字，随后掌声雷鸣般响起。校长微笑着转身意欲离去，这时我突然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你让我妈帮忙买了那么多红糖！”我当时很生气，也十分理直气壮。
我说过，那时的我分不清公私，我坚持认为自己为学校做了贡献。我已不记得大家当时的反应，只记得老师似乎有点尴尬，忙不迭地让我坐下。
我将这个故事比作“一个懵懂少年对体制歪打正着的冲击”，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从那之后，我开始厌恶我的老师，而且她女儿生孩子居然像生哪吒一样，足足生了三年，因为她足足跟我要了三年红糖。我还抗拒校方交待的各种任务，即使那可以让我也一尝“特殊贡献奖”的滋味。
四年级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更为深刻。那天，一位同学哭着回到学校。他站在教室门外，老师轻声跟他说话，神情淡漠。大家都在埋头读书做题，反正那哭声与己无关，反正上了几年学，好奇心早已成了稀罕物，只有我这种不安分的孩子才抬头去看。
过了十几分钟，同学进了教室，他默默坐到座位上，仍在抽泣。老师淡淡说了句“XX的爸爸去世了”。那时年纪小，不懂幼年丧父多么凄惨，但仍讨厌那个情境——我的朋友在哭，却站在教室门外，老师站在里面，漠然相对，仿佛对面是迟到或打架的学生在罚站。我认为，老师应该先让同学进来，让他坐下，然后安慰他，即使她不跟着流眼泪。
可惜的是，那时的教室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它仿佛只是个上课的地方，并非人间，生老病死与爱恨都在门外。就像这位同学，他只能站在门外哭，当他背着书包进来，就得拭去眼泪，从一个丧父的孩子立刻变回一个普通学生。
老师不会因为他失去了父亲就照顾他，如果他因为思念父亲而上课走神，也会招来老师的粉笔头和斥骂，如果他因为情绪低落而考了低分，老师仍然会说他笨。
果不其然，此后这位同学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之所以说果不其然，是因为在我印象中，有父亲或母亲去世的同学都有这样一个成绩下滑的过程，如果有老师的鼓励，也许会重新爬起来。但那时，老师只会对这样的同学说：“没爹娘的孩子没人管，学习就是不专心”。
即使二十多年后，我想起这一幕，还是忍不住想骂脏话。
这几年，关于“师德沦丧”的新闻层出不穷，重则殴打虐待学生，孤立学生之类的冷暴力也很常见。至于收礼之类，更已是行业潜规则。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其实并非如此。
70后和80后读中小学时，尚有幸遇到一些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师。这些老师从小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大城市里更不乏留学归来或毕业于北大、燕京的名师，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难免遭罪，许多人已噤若寒蝉，但专业素养仍在。
但40后和50后才是那时的教师主体，因为忙于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这代人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专业素养上普遍可疑。而且，他们又往往有批斗、殴打自己老师的劣迹，喊口号搞斗争远比教学在行，在班级里安插耳目打小报告往往是他们唯一的管理方式。加上曾经的物质匮乏，贪婪程度也胜于前人。
在我人生经历中，该年龄段老师的专业素养和人品相对最差。60后教师赶上了恢复高考和颇具理想主义的80年代，专业素养和师德上都略有回归。但之后的世代，师德又呈下降趋势。换言之，师德沦丧绝非近几年或者近十几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天在某群和朋友们聊天，大家集体吐槽老师，有人甚至感慨整个学生时代就没见过好老师。有朋友回忆，她小学时穿着牛仔短裤去上学，老师把她揪出来，当着全班的面骂“贱货，你露给谁看？”原因是她妈妈没给老师送礼。
还有朋友回忆，曾被老师揪着头发往墙上磕，然后几个朋友表示这似乎是很多老师最喜欢的体罚方式之一。有姑娘表示老师在家里开班补课，收取补课费，一方面对不肯参加的同学辱骂孤立，另一方面还在家中对漂亮女生施以“咸猪手”……相比那些随大流的感恩刷屏，我更相信这些案例并非少数。
而且，中国社会惯有的逆淘汰，在教育领域也不会例外。你有幸遇上好老师，那是你的运气，但大多数情况下，好老师未必能混得好。因为专注于教学，他们很难在官僚化的教育体系里上位，甚至会因为有教学成绩而遭到排挤。
我就曾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记得高二时，正值全国提倡“减负”，规定“小礼拜”、“补习班”等都不可再搞，学校也响应国家政策，宣布今后不再补课。不久后便是期末，我们成了减负受益者，按时进入假期，老师说“让大家过个好年”。可年初四那天，我们就接到通知，说年初八返校上课。
那时我虽年少，但已久经补课考验，本来就不相信“今后不再补课”的说法，可也没想到好日子这么快就到了头。年初八就开学，意味着之前享受的那点假期全部被抵消，心情也不畅快。年初八那天，每堂课的开场白都一样，各科目老师的第一句话都是“同学们，关于大家回校上课的事，学校已经跟有关部门打过招呼并得到批准。请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绝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
“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这个“朝三暮四”一般把大家当猴子耍的解释引起了一片窃笑，老师却若无其事，开始讲课。
唯一没有统一口径的是语文老师，姓陈。他于高二上学期来我校任教，据说是某省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被学校以重金挖来。 高二上学期，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突发奇想，打算组建文学社。其实学校本就有文学社，还有校刊校报校电视台，在九十年代也算前卫，但文学社的活动只限爬山逛公园写游记，记者团更是机械，我们想要自主表达，就只能组建社团。
级组长和班主任都不赞成，“学生自组社团？你以为这是大学啊？我们现在要以学业为重，你们俩都是聪明孩子，要是把劲头用在学习上”，这是他们的答复。
陈老师则支持我们，他说这是好事，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能力办好文学社，他提出要先看看我们写的东西。其实我那时只有一些欲赋新词强说愁的所谓小说，一些充满各种愤怒的短文，还有一些足球评论和娱乐评论，都写在本子上——那时电脑还是稀罕物，我家倒是有一台，但偏偏住校。
他说带回家去看，第三天才找我，说写得很好。让我诧异的是，他还举了一些篇目为例，说了当中一些细节，包括句子和用词，我本以为他只是随便翻翻。他说：“你们办吧，我去跟级组长说，印刷费用我承担。东西写得不错，不像作文。”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不像作文”是一个多么高的评价。
他真的说服了级组长，放手让我们“招兵买马”，没多久，文学社成立，每月一期报纸，文章都是原创，密密麻麻十六个版。他也承担了每期报纸的印刷费用，虽然印量不过几十份。因为年少意气，文章难免激进，陈老师从不批评，总是乐呵呵拿着版样去印刷。多年后，有其他老师告诉我，陈老师帮我们顶住了一些压力。
年少时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加上其他人并不热心，稿源有限，做了几期之后，我和那位同学便无力为继，加上临近期末，我们便顺坡下驴，宣称暂停文学社，其实是彻底停掉。
之后，便是短暂的寒假和年初八就开始的“提前开学”。他来上课时，还是一贯的温文态度。大家似乎都没注意到，他是唯一没说“我们现在绝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的老师，又或者他们注意到了，但不会说出来——如果说第一堂课的“我们现在绝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能引来诧异中的窃笑，那么经过几堂课之后，已是逆来顺受。
我却忍不住找他聊天，说学校这不是像朝三暮四里的养猴人，把学生当猴子耍吗？他只说了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学生时代的约束已经是最少的了。”
一个学期后，他没有再出现，据说去了邻市另一所省重点中学。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一直被排挤，呆得不开心，所以才选择离开。
在一个容不下好老师的体制下，差老师的存在概率会非常高，那些教师节的刷屏“感恩”，就像名人去世后的满屏蜡烛，注定是廉价的。
【注】本文原标题为《你们的教师节只是“让记忆比真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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