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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佑:“诗性张力”或张力的诗意

写诗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时,经常会讨论到现代诗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诗?诗与非诗怎么区别?一首好诗和一首坏诗如何鉴定?而评价一首诗歌作品是优秀的而另一首诗歌作品是重要的,是如何判定的?其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我想,这些问题不仅是诗人要面对的,也是任何一位严肃的诗学研究者不应该回避的。

   说到诗歌标准,虽然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的批评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标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存在着———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

   这里讲一件我亲历的与这一话题有关的事。

2012年,我和陈仲义兄一起在郑州参加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活动,在会上,遇到北京《诗刊》社的一位编辑,他也写诗,但他不承认诗歌有标准。朗诵会下来,他拿出他的诗给我看,问我:“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有什么标准来确认?”我说,理论上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如果我编一本《中国新诗百年百人百首诗选》,假如你入选了,我请你选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首诗,你能选出来吗?他说:当然有啊。然后说出了他认为的自己那首代表作的标题,并念了一些片段给我听。我说你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的?他说说不清楚,只是知道这首诗好。我说:这说明你有关于诗以及好诗的标准啊!怎么说没有呢?他最后默然表示同意。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诗的标准,只是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它。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最好的诗是哪一首;也知道别的诗人最好的诗是哪一首。我们在对别的诗人进行评价时也在依据着某种标准———这些,就已经确切地证明了诗歌标准的存在。所以我认为:

   第一,诗是有标准的,只是不容易定义和说清楚;

   第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诗的标准,比如,甲诗人有甲诗人的标准,乙诗人有诗人的标准,周伦佑有周伦佑的标准;

   第三,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相对标准之上,又有一个共同的绝对标准。那个标准高高在上,我们无法完全把握它,但能感觉到它,并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努力去企及它,接近它。

那个最高的、终极的标准就是瓦雷里所说的“绝对之诗”。

   陈仲义兄《现代诗张力论》的论旨就其根本来看,主要是想解决现代诗的批评标准问题,这是它的主要方面。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张力”确实是现代诗的一个核心问题。仲义兄的《张力论》抓住了现代诗学中长期被忽略的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纵深拓进具有重要的、建设性的意义。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作为一种偶然的存在,一出生就被抛入到一个“张力场”中。人在向死而生的不归途中,一直被这“张力场”中的种种张力所撕扯。这种撕扯着我们灵与肉的张力,从大的方面看,包括:“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张力;“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张力———以及“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张力”(还有“爱与恨”的张力、“生与死”的张力等等)。这些张力在向上提升我们的同时也在向下拉坠着我们。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命定的“张力场”中,在“存在与虚无“的空白之间,用有限的生命去感知无限,用瞬间的直觉去企及永恒的一种聊以自慰的精神劳作。

   因为我们谈论的诗歌中的“张力”是在语言中通过语言体现的。所以,我自然地想到了维特根斯坦。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有两个著名的观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界限;

   第二个是:对于不可表达之物,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第一个观点划出了世界的语义界限———即我们所谓的“世界”,只是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并由语义界定和描述的世界;

   第二个观点划出了语言的表达界限———即语言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有它表达的界限。

   我这样说,不是要取消诗人的想象特权,也不是要取消诗歌的超越性意向。而是想补充被维特根斯坦所忽略的一点:诗歌恰好是在维特根斯坦所划定的两道边界之间并试图实现对这两种边界的僭越———首先是对“世界的语义界限”的僭越;然后是对“语言的表达界限”的僭越。也就是说,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总是力图实现对“世界的语义界限”的打破,同时实现对“语言的表达界限”的打破。这种“打破”或“越界”,在诗人的写作中,通常表现为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

   正是这种“打破”或“越界”,产生了张力,形成了张力!而正是“张力”,使诗———成为诗。这提示了诗歌写作的难度,也提示了诗歌写作区别于其他文学体式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难度”和“特征”,使诗歌成为文学的极致、艺术的最高形式。

   近几年来,“诗意”这个词汇又开始回到了一些诗人的思考中。我在2010年草拟的一篇演讲稿:《向诗歌的纯粹理想致敬》中(见《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二期),就以比较多的篇幅集中探讨了“诗意”及“诗性”这两个概念。陈仲义兄的“张力论”提出后,我感觉对我很有启发。我甚至觉得“诗意”与“张力”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诗歌作品中的所谓“诗意”,往往存在于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中,或者说,就是这种“打破”或“越界”的表达与言说本身。所以,可以说,正是语言构词中的“张力”产生诗意。而且,我感觉,如果将“张力”与“诗意”、“诗性”进行并置,写成“诗意张力”或“诗性张力”,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张力”的玄妙意味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我的写作经验,不同的修辞技巧,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诗意张力。

我们日常阅读的主要有三种诗歌:中国古代诗歌、五四新文学以来属于草创期的白话新诗,以及以“现代主义”命名的翻译为中文的外国现代诗和中国本土的现代诗。这三种诗歌如果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归为两种修辞系统,即以“比喻”、“比拟”、“夸张”为中心修辞格的传统修辞系统,和以“象征”、“隐喻”、“通感”、“悖谬”、“暴力嵌合”、“自由联想”、“反逻辑比喻”为中心修辞格的现代修辞系统。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古代诗歌、五四草创时期的白话新诗中的某些极少数的作品,也会使用到诸如“象征”、“隐喻”、“通感”这类修辞方法(比如李商隐和李贺的某些诗);而现代诗的某些作品也会使用到“比喻”、“比拟”这类传统修辞手法,但这并不代表主流。主要的倾向仍是:中国古代诗歌和传统的白话新诗主要使用“比喻”、“比拟”、“夸张”这类传统修辞手法,而现代诗则主要使用“隐喻”、“通感”、“悖谬”、“暴力嵌合”、“自由联想”、“反逻辑比喻”这类现代修辞技巧。

   比如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就是通过夸张手法来获得诗意张力的。如果我们将“燕山雪花大如席”改为“燕山雪花大如碗”,或者将“白发三千丈”改为“白发三十丈”就不会产生意想的张力。

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则是通过暗喻的修辞手法来获得张力的。在这一点上,已经比较接近现代诗了。

   而要求强张力的现代诗,其诗意张力主要是通过现代修辞手法来达成的。

   陈仲义在他的《现代诗张力论》中,将我的一首短诗《哲学研究》作为“强张力”的例子进行分析。我完全 同意他的解读。这首诗全文如下:

      树木被自己的高度折断

      飞鸟被天空拖累

      镜子坐在自己的光阴里

      沉溺于深渊的快感

      一个帝国的手写体

      目睹落日的加冕仪式

      粮食攻陷城池

      羊群在我身上集体暴动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首诗中主要应用了“暴力嵌合”、“反逻辑比喻”、“通感”、“隐喻”这几种现代修辞技巧。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2002年完成的长诗《变形蛋》的开头两句题词:

       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

       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

       我认为这两句也是“强张力”类型。但是如果从修辞学的意义上看,这两句题词并未使用任何特别的修辞技巧,也就是说,它的张力不是借助于修辞,而是产生于内在意义的“悖谬”。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两句题词产生的背景及其所指,请允许我引用这首长诗中的几句诗。

   在长诗《变形蛋》的正文中,有这样一个意象:一个巨大的蛋形异物,上面长满刺状的眼睛——

       谁看见它,或说出它的藏身之所

       其人必遭横祸,且祸连九族

       除非你早有准备———

       在看见蛋之前,首先刺瞎自己的双眼

       在说出蛋之前,首先咬断自己的舌头

       这样一个始终拒绝我们看见和说出其真相的庞然大物:

       应该被看见,而不准看见,但还是要看———

       应该被说出,而不准说出,但还是要说———

   于是就有了“我首先刺瞎双眼,然后再看见你;/我首先咬断舌头,然后再说出你。”这样两句题词。

   我在前面谈到了,陈仲义兄提出“张力”问题,我感觉是想为中国现代诗批评奠定一块基石。中国诗歌界为什么那么混乱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不服气,就是因为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诗歌批评标准。由此造成了“口水”也是诗,“废话”也是诗,甚至那些分行排列的散文、杂文也变成了诗,报章语言分行排列也在冒充诗。我们连诗与非诗的标准都没有了,还能谈其他吗?

   如果没有某种标准的建立,现代诗的批评和解读是无法有效进行的。

我在阅读陈仲义的《现代诗张力论》时,也感觉到有一点不足之处。也许是出于理论上的系统化需要,陈仲义兄把“张力”铺得太宽,延伸得太广了,虽然作者对“张力”作了“强张力”与“弱张力”以及其他的多种区分,但从其所举的例子来看,“张力”的立论及论证存在着某种过于泛化的倾向,似乎在陈仲义兄的眼里,大多数被称之为“诗”的分行排列文字都是有张力的。而在我看来,那些发表的或印成集子的成千上万的诗歌作品中,有张力的是极少数,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好诗和杰作才是充满张力的。举例的宽泛,降低了“张力”的难度,也弱化了“张力”本身的张力。而且可能对“张力”这一现代诗批评标准的确立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

我的这点看法不一定对,仅供陈仲义兄参考。

   我前面提到了“绝对之诗”。但“绝对之诗”是什么呢?我们说不清楚它,也看不见它,甚至不能论证它,但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并且坚信它的神圣———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它牵引着,光照着。它在每一个真正的诗人身上验证着他的存在。在“张力”、“诗意”、“诗性”这几个词语的澄澈语境后面,我好像隐约看见了它的身影。它现身于彩虹的那一边,我们追不上它。正在我们辗转反侧,“为伊消得人憔悴”时,我看见陈仲义兄正试图用他的《现代诗张力论》为我们架设一座桥,希望我们通过他的“张力”与我们瞻望中的“绝对之诗”更接近一些。我想,这是陈仲义兄《现代诗张力论》的另一重意义。

   某种诗歌标准的寻求,即一种诗歌信仰的建立。这在一个真正的诗人或一个严肃的诗学研究者的理论探索中,是一种最真实、最重要的体验。他不要求别人信服,只要自己坚信。这就足够了。

                            资料来源:《钟山》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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