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结构

智性的沉潜与物境化书写

现代诗具有一种戏剧性的结构，它像是对一个现实场景或事件的再现。在古诗中，古人把大多数人的生命情绪和情感拉到很遥远的距离，转化为静止的画面，让读者去静静领会它的意境，通过融会贯通去理解它。而我们要面对的现代诗则呈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生存场景，那个东西可能离我们很远，也可能离我们很近，有时候甚至跟我们没有区别。读了一首诗之后，通过作者的描写，你可能就已经身临其境了。（臧棣）

中国诗歌历来不缺乏抒情、说理的传统，但往往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而在现代汉诗中这一点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抒情、说理之外，一种物境化的智性书写日益呈现，废名、卞之琳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早期代表。新时期以来，这一点在张枣、臧棣等诗人那里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物境化的智性写作不是否定或排除抒情说理，而是把它内在化、提纯化、客观化了，由“我说”变为“它说”，而实质上仍是“我说”。它由过度简单化的自我表达，过渡到以物境抵达生存现场的直接性和复杂性。个体生存的场域，说到底首先是一种物质性存在。物质情境一方面构成经验的场域和来源，另一方面又是诗性言说的物质载体。因此，只有从物境化的现场出发，个人的精神舞蹈才能充分展开，个体生存的厚度、深度和锐度才能得到更加立体的呈现。而所谓智性化特征，正是来源于对这种物质化生存的深刻理解与反思。有时当物境化的生存场景完成之时，就是生存的智性沉潜完成之时，例如袁飞的《敲门声》：

他在墙上

画了很多门

然后躺下

半夜

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整首诗并没有主人公的情感表达，只有动作场景的次第展开。“墙”和“门”构成基本的生存场景，通过“画”“躺下”“敲门声”几个动作性词汇，物境化的生存场景就赫然出现。

白描式的客观物境只是外在形式，这一客观物境中所包含的“虚”与“实”，墙上所画之“门”与梦中所听之“门”之间构成的巨大的美学张力才是关键。诗中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午夜之“门”的变异与交响。而诗歌智性的趣味与魅力也在这种交响中自然出现，不用多说，似乎又什么都说了。因此，这种物境化的智性写作往往能够达到意在言外、含蓄隽永的美学效果，又如梁尔源的《菩萨》一诗：

晚年的祖母总掩着那道木门

烧三柱香

摆几碟供果

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念

那天，风儿扰事

咣当推一下

祖母没在意，咣当又推了一下

祖母仍心神不乱

咣当，推第三下的时候

祖母慢慢起身，挪动双腿

轻轻打开木门

见没人，沉默片刻

自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

简单来看，诗中展现的就是一个祖母关门的场景。但是其中隐含着两条起初并行不悖，最终合二为一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风吹门开”的线索：三声风吹门开的“咣当”声构成一种复沓式的物境节奏，它既包括形式上的节奏，又是一种情绪氛围上的累积，同时构成另一条线索展开的参照背景。第二条线索是祖母的行动线索：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念”是她的基本生活状态。这是一种“静”的生存状态，因此当门反复“咣当”时，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动”与“静”处于一种相互独立的共存无碍状态，直到第三声“咣当”，两条线索发生交叉，但是并非冲突，而是通过一声“哦，原来是菩萨！”达到和解。祖母是以一种宗教性的情怀来理解世界的秩序，而客观世界是按照自然规律组织秩序，二者通过一种对话获得了和谐。在此，诗人并没有过多的主观介入和客观描摹，而是让物境化的两条线索自动生成、延伸、交汇、对话，从而在二者之间自然的对话中敞开一个和谐、蕴藉、自足而又无限的精神空间。物境化的智性沉潜以生存体验的在场性取代简单的、抽象的个人剖白，这是现代汉诗的显著特征，也是其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在湖南诗人的很多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例如马迟迟的《等车即景》《灰尘抄》、胡丘陵的《导航》、吴远山的《雕刻自己》、胡志松的《引力》等佳作。它们均是通过看似平静的物境化呈现中，渐渐逼近、揭示出生存的秘密和思维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