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扣眼里取回了明媚的春风

曲曲弯弯三月三
 
江弱水
 

   在整整两千年里，到了三月三这一天，如果你是个诗人而又独自枯坐家中，都会倍感无聊。因为这一天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节。台湾多年来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为的是纪念屈原，但是从文化的角度上考察，显然不准确。为什么？这得从头说起。

   世界上各民族一般都有择日沐浴水中来祛邪疗疾的习俗。印度人去的是恒河，上古中国人则去黄河，或者黄河的支流。《诗经·溱洧》是一首美丽而快乐的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论语》里也有一段美丽而快乐的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都是春秋时代，人们在上巳节那天到水边沐浴，趁时男女相悦的情形。
   到了汉代，这节日就成了定规，每年一到这时候，官民都去东流的水上洗濯，涤除宿垢，祓除不祥。从曹魏以后，约定俗成，上巳节更确定为每年的三月三日，这是士女踏青欢会的好日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人的狂欢节。张衡《南都赋》云：“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你可以想象，那差不多就是权戚之家、豪侈之族的新车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了。
   从那时候起，诗人成为主角，开始接管了三月三这个名字，将上巳节变成了诗人节。文人雅士们将周公流水泛酒、秦王河曲置酒的仪式升级为曲水流觞的游戏，任杯酒曲曲折折地顺着时光的逝水而漂流。于是，历史永远记下了东晋永和九年（西元３５３年）三月三日，会稽内史加右军将军王羲之举行的兰亭修禊：“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次诗人雅集虽然没有一首诗流传人口，却成就了“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的“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雅集成为古人文采风流的凝定符号，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恒久的记忆。
   习俗的酒觞漂流到盛唐被接住，我们听到了杜甫《丽人行》的咏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听到了白居易《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的感叹：“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唐开成二年（８３７年）三月三日，一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诗会在东都洛阳举行。裴度、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十五人，以“人和岁稔”之名合宴于舟中，修禊于洛滨。会后白居易不无得意地记下了自己即席所赋的诗，并加上一篇奇长的诗序。
   三月三的文期酒会，就这么延续下去，至宋，至元，以至明清。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好几次。元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年），江浙行省郎中刘仁本在余姚秘图山前雩咏亭行曲水流觞之礼，举行过一次“续兰亭会”。与会人数与兰亭恰好相等，也是四十二位。这个记录，要再过四百年才被打破。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丙寅闰三月三日，由当时杭州知府鄂敏发起的西湖修禊诗会，与会者有大诗人厉鹗、大史学家全祖望、大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大篆刻家“西泠八家”之首的丁敬等，总共六十一人。诗会开得如此成功，大家都恋恋而不舍。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在近代衰落之前最后也最大的一次文酒之会。会者的诗作后来由鄂敏集成一卷《西湖修禊诗》，流布广远。
   两百多年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三月三，李慈铭请了十九个朋友去京郊修禊，“上巳酬佳节，芳郊接舞雩。风狂连地动，山远入天无。”可见是遇见了沙尘暴。这仿佛隐喻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这三月三文酒之会渐趋没落。进入民国之后，虽然还有像南社这样的诗人群“方寸太平成我世”地年年雅集于此日，但新诗逐渐占据了主流，兼以乱世中人，情怀潦草，这习俗便无可无不可地淡了下去。二十世纪中，三月三的流觞曲水终于断流。

   但是，２００５年三月三，当代诗人们从纽扣眼里取回了明媚的春风。长岛、陈东东、李少君、江弱水、潘维、庞培、杨键、张维等几位南方诗人，策划了第一届江南三月三诗会，诗会在苏州虎丘举行。从这一年起，一年一度，连续七届，“三月三诗会”陆续在江苏的苏州东山、昆山淀山湖、吴江同里、常熟、江阴，以及安徽九华山下的池州等地举行，形式越来越稳定，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诗坛传为美事。每一届诗会，主办方都汇集与会诗人的代表作品，印制成精美的诗册，七届诗会下来，积久成帙，焕然可观。２０１０年，陈东东编选了一本《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汇集了从第一届到第五届诗会与会诗人们的诗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又出版了续编《望江南》；李少君和张维则从另外一个选择角度，编选了２０１１年《三月三诗歌年选》，以三月三为精神的内核，生发包容而成为当代诗人的年度精选。

   “重三复重月，一唱还一酬。”聚南天北地之诗人，于草长莺飞之江南，相约定期雅集，只是为了恢复自晋宋成型、明清延续、近代断裂的三月三诗会的传统，为了致敬、体验和演绎“诗可以群”、“和而不流”的传统诗观。

   现代中国，诗人彻底被西方文学观念洗过脑，以致淡忘了我们古人的诗教。“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论语》里有名的话，特指《诗经》，泛指而及于一般的诗，讲诗的功能，主要是社会功能。诗可以起兴，使经过了整个冬天的人们在大地回春的季节，去尽情地领略丽日如洗和风如沐百草茁长百花怒放，让大自然的物色与生意激发内心的欢悦。诗可以凑趣，因为诗也是互相感染甚至彼此起哄的事情。“无与合之则调孤，有与倡之则和起。”所以古人喜欢聚在一起，拈题分韵，争胜斗奇。现代诗人已经不来相互唱酬那一套了，对个人天才的创造性的过度高扬也使他们不耐烦去搞什么命题写作。但古人却经常如此。钱钟书说过：“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不见得全然不好，因为共同的诗歌活动，联络并拉近了大家的情感距离，也成为作者比拼积学和急智的舞台。

   我们今天太注重从创作论上去看待有关诗的一切，却不大从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论出发，去理解诗歌“兴”和“群”的两大功能。诗歌也具有仪式的功用，特别在三月三曲水宴这样的场合。诗人作文酒之会，不是点缀升平，而是为了发挥“诗可以兴”“可以群”的诗的传统，也是为了接续我们中华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