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万历三十年清晨，在“天子诏狱”的锦衣卫镇抚司的大牢里，一位光头长须的老者要求身边的侍者为他剃头。
这位老者早已出家多年，所以一直保持着剃头的习惯。
就在侍者拿着剃刀的时候，老者趁侍者不被突然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来了一刀。
鲜血喷涌而出，溅了老者一身，但是这一刀还没有致命。侍者惊呆了问道：和尚痛否。答：不痛。然后侍者接着问：和尚何自割。老者答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两天后老者去世，这位老者就是李贽——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
黄仁宇评价道“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而早在二十三年前，另一位“异端”泰州学派的传人何心隐，也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的乱棒之下。
从未与心隐有谋面的李贽亲为之作《何心隐论》并痛心疾首的写道“然余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而窥所学之详，而遽以为过，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论之，以俟世之万一有知公者可乎？”
李贽将心隐评为“见龙”，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论心隐也。（上九：1.《易》卦在第六位的阳爻叫上九。 2.喻道德学问最高的人）
少时聪颖，天下奇才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
邹元标《梁夫山传》说他“幼时颖异拔群，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凡耳而目之，皆知其为伟器。”嘉靖二十五年参加江西乡试，考得第一名，张勉学士赞叹为“天下奇才”。
后闻王艮学说慨然叹曰“道在兹矣”。师事颜钧，从此就放弃了科举，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心学真传
他确实学有专攻，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
从学脉上看，可谓第四代传人，他的老师颜钧(山农)是徐樾的门生，而徐樾出于王艮之门。可以串起这样一条线：王守仁——王艮——徐樾——颜钧——何心隐，因而他的学术带有王艮、颜钧的明显特色。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阳明先生之学，由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之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氏揭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这一点，切中要害，何心隐意欲冲决名教的网罗，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为当道所不容，铸就了悲剧下场。
一生致力于讲学的何心隐，学问与人品人所共知，居然为“世所共嫉”，被执政当局置之死地，是令人扼腕的。
容肇祖写于1937年的《何心隐及其思想》给出了解释：“泰州一派是王守仁派下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的一派，何心隐是这派的后起，而亦是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中的一人。
他抱着极自由、极平等的见解，张皇于讲学，抱济世的目的，而以宗族为试验，破家不顾，而以师友为性命，所谓‘其行类侠’者。
卒之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亦所不惜。
他是不畏死的，遂欲藉一死以成名。他的思想是切实的，所谓‘不堕影响’。
他以为欲望是可以寡而不可以无，可以选择而不可以废，欲以张皇讲学，聚育英才，以补天下的大空。他的目的太高，而社会的情状太坏，故此为当道所忌，不免终于以身殉道了。
智去严嵩
当时的奸相严嵩权倾朝野，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嘉靖皇帝喜欢修道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而在举行道教仪式之前，常常要向上神斋醮祷祀，这段祷词则叫做青词。
青词的写法有固定的格式，而能不能写好青词成为了讨好皇上的关键。
前任首辅夏言尤擅青词，但是看到皇帝一味修仙炼道不理政事，渐渐对此持反对态度。
而明史记载严嵩“专意媚上”，只顾讨好皇帝，渐渐得到了皇帝的欢心，渐而权倾朝野。于是大权在握，和其子严世蕃一起把持朝纲二十年，打击朝中的反对派，明史将其列为“六大奸臣之首”。
泰州学案说：有一个叫做蓝道行的人，以占卜之术得到圣上的宠幸，何心隐授予了他一个妙计。他得知严嵩要呈帖，于是让蓝道行借乩神之口说，今天会有一个奸臣来跟圣上谈事。圣上刚在迟疑，严嵩就来了，圣上由此怀疑起严嵩。
因此何心隐又遭到严党的仇视，于是改去梁汝元的原名，易名何心隐，踉跄南下，随从的有弟子钱同文。泰州学案称其“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三年间何心隐主要是在福建，而在钱同文的家乡兴化、莆田一带讲学时间最久，从游之人最多。
公元1567年，何心隐离闽，开始东西南北四处奔波，同年三月，严嵩之子严世蕃被处死，情势才相对缓和下来。
创建“聚合堂”
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实验。
在政治上将小农户全部积聚起来，由“聚合堂”出面去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协调赋税钱粮等种种事宜。
在经济上建立了精细分工、严密组织、公平分配的合体小农合作化经营的方式。
在教育上，破除私学设立公学确立了以学生住校为模式的教育制度。
这在当时封建专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项具有开天辟地的壮举，而拥有这份伟大勇气的何心隐，不得不说承接至王阳明开创“心学”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们抱着极自由，极平等的观念，通过讲学，并躬行社会实践，致力于平民阶层的革命。
所以得罪了地方官绅，得罪了地方政府，得罪了当朝的当权派。他们的思想深深触动了理学的根基，撬动了整个国家的统治基础，所以不见容于当世。
他们的学生中有厨师、商人、小贩、马夫，“心学”中人“皆可为圣贤”的格言于泰州学派实践得最为彻底，而再传至何心隐遂到达了思想的高潮。
何心隐之死
从王艮、颜钧到何心隐，都致力于把儒学通俗化，深入民间传道，正如黄宗羲所说：“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这已经有点犯忌了，更何况讲学的内容带有冲决名教网罗的意味，那就更犯忌了。
得罪了当朝首辅张居正
何心隐与张居正的矛盾由来已久，起因就是讲学。
何心隐因为直言遭到官员诬陷，流放贵州。平倭总督胡宗宪仰慕他的才华，聘他为幕僚。平倭后，他游学南京，后又随太仆寺丞程学颜前往北京，聚徒讲学。
邹元标写的《梁夫山传》谈及此事说：“已而程公(程学颜)北迁，同居燕畿，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案名居正)屡讲不合，遂构衅端。”
那是多年前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期间的事。所谓“屡讲不合，遂构衅端”，何心隐念念不忘，后来在《上祁门姚大尹书》中回顾道：“因耿(定向)而与今之阁下张公太岳(居正)官司业时，讲学于北之显灵宫。即睹此公有显官，有隐毒，凡其所讲者即唯唯，即不与之辩学是非，而即忧其必有肆毒于今日也。
且此公退即对耿(定向)言：‘元(引者按：指梁汝元)本一飞鸟，为渠以胶滞之。’然元即对耿言：‘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元。’”
何心隐六十二岁时，湖广巡抚承张居正的意思，把他罗入“妖人曾光”案，在武昌杖杀。当时的人也多认为这是诬陷，不过，诬以此罪而非他罪，或许是因为何心隐平素的行径。何心隐从南安押解到武昌时，沿途相送之人络绎三千里，到了武昌，有几万人为他鸣冤。他的“群众基础”，可见一斑了。
任侠之风
泰州学派素有任侠之风，从王艮开始，这个学派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底层群众，“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似乎成了这一派的传统。
他们深深扎根于民间，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挑战强权，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率先挑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他们的触角上达皇庭，下达民间。
构筑起了社会底层的革命，打破封建伦常的结果就是不被当世所容，目为异端。
也许何心隐所代表的泰州学派使中国最早的革命者，他们亲身殉道，为了自己的理想战斗到死，这种精神值得被我们所钦佩!!!
这里想引用司马迁对于大侠郭解的评价：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何心隐岂非能与郭解其名哉！
2017年6月吴下阿萌于上海
王阳明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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