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想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个更为宏观的问题。
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座摩天大楼，那么每个社会成员就是一块块的砖头，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灰泥，灰泥把这些砖头黏合在一起，它的强度，最终决定文明与社会本身的稳固性和抗风险能力。
纵观人类历史与世界，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文明，大都拥有良好的内部互信传统，有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规则来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互信合作，对背叛与欺诈进行惩罚。
“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社会或者文化中，成员能够超越血缘亲属关系，形成自发群体的能力。社会资本丰富的国家，社会成员之间更容易互相信任，会催生规模更大，更有创意，运转效率更高的社会组织。
从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率和资源配置来看，这种为了自身安全而追求“大而全”的企业行为，导致了交易成本严重高于合理水平，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之间普遍相互不信任，那就等于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额度不低的税收，而高度互信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种税收。
市场秩序要想运行良好，一个社会经济总量要想不断扩张，背后就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分工的细化，以及机械制造的普及，高效的经济发展，单独个体的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越来越有限，而群体合作则是主流。
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通常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它们的社会文化是个人主义至上，鼓励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但如果用社会资本这个维度来衡量，英美德法这几个发达国家，都拥有许多体量很大的跨国企业，这说明它们的公民，在构建大规模共同体进行合作方面，有很强的能力。
所谓现代化，除了各种经济、技术，和人均收入福利等硬指标，其实还有一个软指标，就是它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是否雄厚，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是否高，其实和国家的体量和人口多寡，关系不大。
一个社会要想形成高度的社会互信，城市以及商业，这两个关键要素的成长必不可少。社会信任度，或者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人和人之间自发共同体的产生，是一个相互成就，促进的循环过程。
最早，原始的共同体，也是在家庭血缘关系和乡土环境基础上建立的。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各地星罗遍布的同乡会馆，就是一种基于地域组建的共同体组织。
行会存在的目的，包括制定产品合格标准，改善工艺，规定产量以保证整个行会的利润，限制从业者人数以避免恶性竞争等等。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势力最大，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就是德国。
德国进入19世纪之后，经济和工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大名鼎鼎，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都是和公社和行会时代的习俗分不开的。
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在德国，当一名所谓“蓝领”工人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或收入微薄，他可以通过持续接受技术培训，获得各种专业证书来提升自己的薪酬待遇，并最终成为工程师，或者走上管理岗位。
德国的企业之间也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竞争与互助并存。银行金融机构会长期向制造企业提供贷款，一个工业联合体内部的不同企业，也可以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或者共同分享彼此的市场份额。
德国的繁荣，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拥有多样化、内部结构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基础上。所谓的“工匠精神”和“德国制造”背后的推动力，是普通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职业、企业乃至社会高度的认同与信任感。
在意大利南部，除了基本的血缘家庭，这里的居民没有任何超越亲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人们基本不会信任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以及政府，所有居民都对血缘关系之外的成员，表现出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
除了家庭之外，在南部意大利还能提供一点共同体作用，把社会成员连接起来的组织，就是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天主教会势力越发达的地方，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而这两个属性，是明显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黑手党这种犯罪组织，就集中了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家庭关系的模仿，两个特征。 这是因为，只相信血缘亲情，对陌生人缺乏信任的意大利人，只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熟悉，信赖的家庭与宗教关系来构建共同体。
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
大型工业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得以发展的土壤，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而这些正是看重血缘或者地域关系，相对封闭的初级共同体的短板。
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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