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陈碧莲是民国名人陈鸿藻的长女。陈鸿藻早年留学日本，1912年回国后任上犹县知事，膺选江西省参员，继而迁任国会参事、秘书及大理院推事(法院院长)、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来在南昌赣州等地开办律师事务所，为国内著名大律师。

1933年的一天，参加完古北口抗战的郑洞国旅长到南京出差，去看生病住院的同乡肖忠贞，恰好遇见了到医院给亲人送东西的陈碧莲。这时的陈碧莲一身旗袍装束，天生丽质，含苞欲放，郑洞国被深深吸引。此时郑洞国元配妻子病逝已达三年，经肖忠贞、陈泽英夫妇牵线，陈碧莲嫁与了当时抗日名声日隆的郑洞国。

在与陈碧莲结婚后，在长达20年的婚姻里，郑洞国戎马倥偬，家室生活多有空疏，对陈碧莲深怀歉疚。1948年10月，郑洞国弃暗投明，陈碧莲的一封家信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两人离婚后，陈碧连选择了新爱。郑洞国在朋友的介绍下，也与一个杭州女子顾贤娟结婚。婚后，顾贤娟带着与前夫所生的七岁大的女儿和他生活在一起，郑洞国将顾贤娟的女儿澹兰视同己出。

两年后，顾贤娟生下一女，郑洞国视之为掌上明珠，取名为安玉。这时的郑洞国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兼政协文史委专员，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获得了新生，生活十分幸福。

后来文革中由于周总理的保护，郑洞国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可他远在辽宁阜新的长子郑安飞却差点被整死。

原来在解放前夕，蒋介石曾派人给郑安飞兄弟俩送来两张飞机票，让他俩去美国留学。虽然兄弟俩几经犹豫，选择去了台湾，但是郑安飞不久又只身返回大陆，并于参加工作后向组织上做了说明，但此时这些在造反派眼里便成了滔天大罪。他们反复严刑拷打，要他交代蒋介石送他机票和去台的动机。

郑安飞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说:“我的罪行重大，你们最好把我交给法院才弄得清楚。”造反派见搞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把他送交司法部门，郑安飞这才保住了性命。

1973年，顾贤娟突然患了重病，不久去世。妻子的离世让郑洞国深受打击。祸不单行，后来心爱的小女儿郑安玉被人谋杀，使郑洞国再次遭受沉重的打击。

当时年方21岁的郑安玉正要参加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她容貌美丽且又多才多艺，被其工作的外文印刷厂誉为“厂花”。头天晚上，她还与父亲在政协礼堂观看了电影《巴黎圣母院》。第二天她就在北京外文印刷厂自己的宿舍里，被人残酷的杀害了。

老来丧子令郑洞国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远在东北的郑安飞夫妇赶回来，一边安慰老人，一面配合公安人员使破凶犯。焦俊保从小姑子郑安玉的日记中找到了线索，公安人员最终抓住了凶犯。

凶犯是郑安玉的同事，一名部队干部子弟，长期追求她，但郑安玉对他很冷淡。他见郑安玉马上就要高考离厂，于是孤注一掷起了歹念，潜入郑安玉的宿舍，趁她早上上班前换衣服的机会，将她杀害。

尽管凶犯最终被枪毙，但女儿的无辜惨死，让郑洞国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之中。

后来，在上海的前妻陈碧莲得知他孑然一身，便通过老朋友，婉转地向他表达了破镜重圆之意。他的儿子儿媳已从东北迁回北京，为了让父亲晚年不寂寞，小两口也想让他们重新结合。焦俊保向郑洞国吐露此意，郑洞国先是不说话，问得急了才摇头说:“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她10天花。”

郑洞国那时的工资是每月245元，在人均三四十元的月工资时代算是高的。焦俊保说陈碧莲早已不是昔日的官太太，每月二百多的工资够他们花了。但是郑洞国最后恼怒地说了一句:“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这时儿媳才明白，公公确实不愿意和陈碧莲再和好，大约是当初陈碧莲太伤他的心，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提这事。

几个月后，陈碧莲给郑洞国写信，诉说自己无经济来源的生活窘况，请求他将自己的陈情书转给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郑洞国并没有因为心有余恨拒绝帮助前妻，而是很负责任地转交给了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关心下，陈碧莲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工作。

晚年的陈碧莲在历经人世沧桑后，曾不无沉痛地对人说:她一生中最后悔的是做错了两件事，一是不该与郑洞国离婚，二是不该与某某(其后夫)结婚。

郑洞国晚年长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他经常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还吃力地对子女说:“我曾是个军人，对生死已看得很淡，你们好好生活，不要为我难过。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一日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郑洞国去世后，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将领中，他是仅有的两位同时被两岸追悼的将领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