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一词既是一个古老的名词也是一个在现代颇受重视的用语，既有神秘感——给人以玄妙难测的印象，也是挺时尚的——在当代竞争场景上，成了很多杰出人士喜欢谈的话题。
古往今来，流传着很多谋略故事，讲的是一计安天下、妙策建奇功的精彩事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有有识之士在探寻着“谋略”之奥妙，想掌握致胜之奇谋，于是，留下了丰富的关于“谋略”的文化资源。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人缘关系的传统，古典小说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古人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等方面，非常重视智慧，而在经国济世、从政从商、治军征战、游说伐交等方面，更是对谋略十分重视，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谋略思想特别发达，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留下了丰富的谋略文化资源，很值得挖掘与探寻。
中国古人很早就重视谋略，很早就有谋略的思想资源。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是很会用谋略的，他在政治上推行德政策略，在军事上严格管理军队，在经济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套的治国治军的策略，他在与蚩尤的较量中，用谋在涿鹿决战中战胜了蚩尤，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建都涿鹿，并在泰山之巅会合天下诸部落，举行封禅仪式。
夏、商、周三代，竞争激烈，战事频发，古代谋略思想得到了较快发展，谋略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重要思想逐步产生。比如，在《周易》中，便有各种智谋的深刻思想观点，“乾卦”爻辞中，有“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都可以从用谋方面去解释，卦爻辞中，常常用隐喻的方式来讲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态势中的处事方式，这其实正是策略的本质特点。
《周易》的谋略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比如，其“道论”是后世谋略思想的根本理论原则，《系辞》循序渐进地展开对于“道”的论述，一是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道看成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体，以阴阳互动来解释万物；二是认为“道”乃“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将“道”“善”“性”三者作为核心主题来探索，主张人生在世，就必须懂“道”理，行“善”事，修“性”情；三是认为“道”主要表现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认为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大业，每天有新的变化叫盛德，生化万物是一种伟业，每日有变化更新，就是盛大德性，这才是“道”所要表现的；三是指“道”的变化特征是：“生生之为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根据周振甫先生的释释，这指的是：“生生不停叫做变易，形成天象的叫做乾，仿效地法的叫做坤，尽量用卦爻数来预知未来的叫做占，通知事物的变化而行动的叫做事，阴阳变化而不可测的叫做神。”（参看《周易译注》中华书局版，第234页）
这不就是很精妙的一些谋略的原则吗？
《周易》还有一些在当代仍很有现实意义的谋略观点，比如，《易·坤·文言》中有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说的是，一个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余福，这个余福能够荫庇子孙；如果干了很多恶事，那这个家族不可能长久，子孙必定遭殃。从当代的观点看，这讲的是行善得福，作恶必败的道理，犹如讲为富不仁，富不过三代。
再如，《易·革》提出了顺天应人的深刻观点：“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这指的是，夏桀、商纣暴虐无度，而商汤、周武顺乎天道，合于民心，放桀诛纣，革故鼎新，改变旧制，成就大业。
顺天应人的“顺势”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谋略思想，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顺应天理而适乎人情，既要按天道运行规律去做事，亦要顺应民心，适合民情去处事，如此事业方能成功。
顺势而为一直是中国古代所强调的重要处事策略，至今还留下了很多表现这一观念的精彩词汇，如“大势所趋”“气势磅礴”“势如破竹”“审时度势”“势不可挡”等。
总之，循天道，顺民心一直是中国古人极为重视的处事谋略。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变革日新，社会动荡加剧，诸侯崛起，列国角逐，战事频繁，伐交活动频现，谋略思想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关注谋略的重要时期，在诸子典籍中，可以发现丰富的谋略思想，当时出现了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各学派的谋略思想；出现了很了不起的兵法和兵书；出现了老子、鬼谷子、荀子、孙武、苏秦、张仪、韩非等著名谋略家；出现了“合纵连横”“围魏救赵”“窃符救赵”“卧薪尝胆”等精彩的谋略事例。
孙武雕像
而从春秋战国时期始，中国便形成了谋略思想的显著特点，表现了鲜明的文化个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务实求真的谋略运筹立场。
中国古代历来有求真务实的精神，这可能跟早期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农耕受天气、环境等条件的制约，必须讲究实际，必须根据现实条件来进行农业生产，才能有好的收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非常注重按客观规律办事，非常重视务实精神。
而这种务实精神表现在谋略学文化方面，便是注重以务实求真作为谋略运筹的出发点，把现实的条件看作是谋划计策、筹划方案和实施策略的最主要依据。
比如，中国古代兵略就非常注重实际条件，强调在谋略运筹前，要充分了解实际，兵家强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把对己对敌双方的了解看成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兵略的运筹、计划的制定等，皆要以“知己知彼”作为先决条件，而对于“知彼”的了解，更是表现得特别务实，认为要“知彼”，“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情者也”（《孙子兵法·始计》）也就是说，要了解敌方军情，不能靠求神问仙来获取，也不能靠卜卦来得知，更不能靠猜度推测来了解，而是必须通过军事人员亲自去探知和了解，务实地探知敌情才行。
所以，《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就是战争谋划的务实原则，只有了解对方同时也了解自己，才能百战不败；若不了解敌方而只熟悉自己，只能胜负各半；而若既不了解敌方，也不了解自己，定是会每战必败。
中国古代兵法因为这务实态度，所以一直坚持在战争中要有谨慎的用兵原则，主张根据实际的实力状况来制定战术方略。《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这就是说，用兵需特别谨慎，只有在己方兵力十倍于敌人，才能包围他们；而五倍于敌人，可以进攻；若是己方兵力与敌人相当，那就要仔细准战；若己兵力少于敌人，就必须想好退路，想办法脱身；若己方明显是打不过敌人，就一定要避其锋芒，尽量不与敌人正面冲突。因而，弱势的兵力若是坚持硬拼，必定会成了强大之敌所俘虏。
务实的谋略运筹态度还表现在用兵上的周全考虑，对于用兵，强调不能太自信、盲目和乐观，不能只看到有利的方面，还应该要虚心、冷静、务实，要考虑到各种不利的因素。所以，《孙子兵法》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即是说，睿智精明的将帅，在考虑问题时，总是能考虑到有利的和有害的两个方面，在有利状态下，会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利的方面，确保能往顺利的方向发展；而在不利的状态下，会考虑到该如何发挥有利的方面，尽量避免祸患扩展，力求使局势转危为安。
古代有不少流传下来的名言名语，非常精彩地表现了谋划的务实态度。
比如，“百闻不如一见。”（《汉书·赵充国传》.）就是强调了解问题要力求真实，听别人说一百次，不如自己亲眼去看一次.
再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远远看着，不如实际做些事，这样离事实更近。与其站在深潭边上老想着能得到潭里的鱼，还不如赶紧回去编个渔网，才能够网鱼。
再如，“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充《论衡·薄葬》）实效和证据才是根本，实际的才有意义。看待一件事，最明了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成效，看待一种理论，最好的验证是看它是否有证据。
又如“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荀悦《申鉴·俗嫌》）名声必须有事实与之相匹配，做事必须有结果来证实。有名无实，名乃虚也，毕竟是假名，最终将臭名远扬；处事无果，很可能是弄虚作假，必要有实际成果来证明，才是可信的。看人看事，不能看其虚名、虚行，而要看其真实的情况或实际的效果。
总之，中国古代谋略文化非常重视务实求真精神，主张在谋略运筹时，以务实为出发点，计可以设，谋可以筹，但必须立足于实际，若站在虚幻的基础来设谋，谋便很难奏效，计也一定难以使成。
古典谋略非常重视实践性，重视“行”，强调“行”先于“知”，只有先“行”而后“知”，才是真知；而“知”又要回到“行”，要把高明谋略运用于实际中，以验证其实效。古人强调：“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潜夫论·叙录》）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古典谋略虽然是讲究以智谋取胜的，但在谋略筹划时强调的是必须坚持务实态度。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求真理性精神的表现。
第二，讲“诡道”与重德性并举的谋略运用方略。
中国古人在探索谋略理论时，既不是刻板地遵守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也不是不遵守道德的基本原则；既重视谋略谋划过程中需以基本德性为前提，同时也强调能够使用“诡道”。可以说，中国古典谋略是德行与“诡道”并行不悖。
早在周朝时，姜太公便反复阐述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深刻道理，强调使用谋略要修德爱民，其根本目的是归利于民，认为这才是君王治国谋略的根本权谋。姜太公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参看《六韬·文韬》）姜太公十分重视君主要有权谋，但更认为贤明是君主基本素质，对于无德之君，权谋是有害的，只有有德之君，权谋才是有利的。在姜太公看来，使用谋略是必要的，但尊德性是必须的。
姜太公钓鱼
孙武明确阐明：“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并且，他在其兵学名著中阐述了很多用兵的韬略和计策，讲究“顺详敌意”，他主张：“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但是，孙武在他的兵学中也非常重视道德原则，不喜欢鲁莽的战将，主张无原则开战，认为战争是不得已才进行的，他极力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于“诡道”的阐述，通俗兵书《三十六计》表现得非常突出，充分展示了古代计谋的“诡道”特色，比如“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假途伐虢”“瞒天过海”“空城计”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计谋中“诡道”做具体的阐释。
《三十六计》有按语说：“若徒知术之为术，而不知术中有数，则数多不应。且诡谋权术，原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内。倘事出不经，则诡异立见，诧事惑俗，而机谋泄矣。”对诡谋权术作了深刻阐述，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十六计
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谋略书典籍中，也非常重视对德性的探索，比如，《黄石公三略》强调谋略家需“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而《六韬》更是强调将帅人才要具备“仁、义、忠、信、勇、谋”六项素质，并且把“仁、义、忠、信”列在“勇、谋”前面，足见作者姜太公对于将帅德性的重视；孙武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强调为将者需有“信、仁”，这也是对于德性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由于有儒家学说的深远影响，谋略的“诡道”一面经常被认为是非道德的，是与儒家的仁义主张相悖的，所以，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一些自视很有风范的“君子”们，是极力反对“诡道”，反对使诈，反对用谋的，在他们看来，谋略家即是阴谋家，而阴谋家即是反道德仁义的，是奸佞之徒。
此外，中国古代的一些谋略书，如《长短经》《素书》等，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正统理论相违背的奇谋怪论，不但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且还应被禁止，可是，在背地里，很多所谓的“君子”，却悄悄阅读。明里，一些所谓的“正统君子”反对阴谋，而暗里，这些人却也青睐权谋，重视阴谋。
其实，谋略只是一种智谋方略，其本质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就其质而言，是并不具有任何道德色彩的，但是，它在中国古代却常常被人用道德原则审视，于是，“诡道”也就成了非道德的，使用谋略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饶恕的无德之人。
要知道，谋略只是一种方法、工具，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从德性方面去对其进行评价的，只有使用谋略的人，才有其德性德操守方面的高尚与卑劣。
当然，古代主流观点还是主张使用谋略的人要有德性，才能在用谋方面最终获得成功。中国古人有很多对于使用谋略的人的劝诫，比如，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等，都表明古人要求使用谋略的人要坚持德性原则。
使用谋略不能没有道德底线，否者，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三，重智谋胜于重物力的谋略观念。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比起西方人更重视智谋、谋略，而忽视或轻视了物力的作用。西方更重视实际的物质力量，重视分析统计，重视推测的结果，重视实际因素的影响，而中国古人则相信，人的智慧、悟性、情志等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所以，智谋的因素比物力因素作用更大。比如，姜太公强调：“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六韬》；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多算胜，少算则不胜”（《孙子兵法·谋攻》）；吴起强调：“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权，则不劳而举”（《吴子·论将》）；诸葛亮强调“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 习兵革之器, 明赏罚之理, 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 别安危之处, 占主客之情, 知进退之宜,顺时会之时”等，这都非常重视“谋”的重要性的，相信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人对智谋的重视胜过对物力的重视，总是相信人的智谋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而物力因素的作用是相对处于次要位置的。古代将帅相信在战争中完全能够“以少胜多”，能“出奇制胜”，他们喜欢以智取胜而不喜欢与敌硬拼。
中国古代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也说明了谋略确实能在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古代兵书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古代的成功将领们把兵谋智略书写在书中，成了兵学智慧，而后世将领认真阅读，从中来学习、吸取兵谋韬略，希望能继续创造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战例，他们充分相信，智谋在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重智谋胜于重物力，这是中国古代谋略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也是中国谋略文化富有创造性的重要表现，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特点。
当然，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古代谋略家们对于智谋的重视，但同时也要警惕，不能忽略物资力量在当代竞争局势中的重要作用。
善于用智用谋是重要的优点，但如果忽略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就是忽视了客观现实，是主观主义观念的膨胀，是要吃大亏的。
其实，智谋的使用是要有科学精神作为前提的，用智需要有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方能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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